文字狱者,以文字系狱之谓也。有了文字,便有了文字狱,或者说便埋下了文字狱的种子。
文字狱形成的主因是什么,同仁邢魁学以为,在于帝王们(可能还包括某些自称公仆的人)的“略输文采”与“稍逊风骚”,在于他们某些人“只识弯弓射大雕”。何故?因为“人一旦对某事稍逊略输,内里便自惭生,外形如言如形便有忌讳露,于是常耿耿于怀,念念都要寻些别人的疵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帝王们妒忌知识分子的才情风骚,便寻他们的短处,便惩治他们(见《银川晚报》1992年6月7日一版《稍逊风骚,略输文采》)。此言大抵不差,却也未必尽然。
说历代帝王比之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文采略输且风骚稍逊,证据不足;说搞文字狱的君主“略输稍逊”,似乎更难以服人。毛老人家赋那阙有关略输稍逊的词,其意在于抒发其睥睨一切的凌云壮志,是将旧时帝王与他自己以及由他代表的领袖群体相比的,并不是拿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与同时代的文人比。否则,何以得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结论。另外,何以老人家讲的“略输”“稍逊”的那几位,又未创造文字狱之最呢?
文字狱于秦朝发端(指严格意义上的),却于明清最盛(非极盛)。最盛的原因,窃以为不在于朱元璋当过和尚,也不在于清朝皇帝们汉学功底不如文人。朱元璋是出过家讨过饭当过下九流,但朱元璋并非没有思想没有才情,他于打江山时所吟的“一夜不敢伸足睡,唯恐蹬倒太行山”的诗句,其感情之浓郁,气魄之恢弘,有明一代,有几个文人能望其项背?何“输”何“逊”之有!比之“飞鸟尽”后藏起的“良弓”和“狡兔死”后烹掉的“走狗”,又怎能谈及“输”“逊”之类言词!
清朝康熙乾隆等皇帝在儒家经典方面的功力,也不在因文字狱而被诛的那几个人之下。观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浏览一下清史稿,可以看到清朝皇帝个个能书能画能吟诗作赋,其水平之高,可以称得上诗人画家书法家,有的还是思想家。有清一代,又有多少文人在这些方面能超得过帝王,能招致帝王嫉恨!
文化水平的高低,毕竟是人能力的一个方面。对于帝王来说,似乎可以说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只要能纳谏,能“亲贤臣远小人”,能做到大事清楚小事糊涂,江山可基本无虞。贵为一国之君,又何必在文化方面与文人比高低并进而嫉妒杀灭文人。作嫉妒观,委实太小瞧和冤枉了帝王们尤其冤枉了明清以来的帝王。
那么,文字狱盛行的原因何在?在于封建社会的“烂熟”,在于封建专制主义走向了极端。文化的专制,仅仅是政治专制的表现而已。“维民所止”的考题,被怀疑是要砍雍正皇帝的脑袋,雍正想到的,是犯上作乱危害社稷,而非文人才高于己。“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词句,触动的是满族统治阶层唯恐丧失政权的神经,是让他们感到了异族的不满乃至反抗,而非“不识字”的讥诮造成的愤恨。维护统治,稳固地位,保“根子”而非顾面子,概文字狱形成之主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欲防止文字狱的再生与大兴,要害在于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在于走出封闭的政治圈而非文化圈。当然,文化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更不可无视。但把宝完全押在文化上,认识不到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某些时期的滞后性,那是要误大事的。
对于未来,我与邢君同怀乐观,相信以后会好。但这个“以后”是多久,我心里没有谱。我想,这个问题只有12亿人共同来解答,才答得好。
(载《宁夏宣传》199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