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第5期《思想论坛》发表的余之题为《套话、假话与错话》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就此问题再谈一点看法。
记得一位名人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死去的和尚未出世的。由此而论，地球上除了襁褓中的婴儿和聋哑人，恐怕不存在没有说过错话的人，在理论探索中不出差错者更属罕见。伟大如马克思、毛泽东，也不能说他们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自己的“三七开”说，就足以说明问题。
“言多必有失”。对这句常言从积极意义上理解，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多一点宽容，少几分苛求，使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增强对改革的责任感与参与意识，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使整个社会充满民主和谐、团结奋发的情绪和精神，此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弃旧图新的先决条件。而在此方面，我们恰恰缺少宽容，太多苛求，要求人们的言论字字珠玑、章章锦绣、篇篇真理，结果造成千人一面，众口一词。此等状况，令人生忧，更令有识之士扼腕。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又如何期望理论研究不断地全方位地突破呢？
言多必有失，如从消极意义上理解，社会既不容言谈及文章稍有差错，那么人们只好免开其口，少说为佳。几千年来，我国的老百姓把“祸从口出”“多磕头，少说话”奉为处世哲学和人生信条，唯唯诺诺，缺少独立见解和独立意志。当然，不规矩者亦间或有之，如宋代的范仲淹也曾喊出过甚至令今人也为之咋舌的口号：“不直言，毋宁死”。但封建社会直言者是断没有好下场的。清朝文字狱之兴，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纷纷缄口政治，埋头注经释文。自清以降，注经之风久盛不衰，相沿至今。时下有人不想注经，想搞点于国有益、于事有补的研究，也是瞻前顾后，耳边挑剔指责之声不绝，心头“言多必有失”之声嗡嗡，必得有人加以再三劝勉——“大胆探索”。理论工作者搞正常的研究工作，还须像进深山猎豹，下大海捕鲨，临行之前，喝二两“大胆探索”之类的“白干”，以壮行色，悲剧色彩似乎太浓。
最近，赵紫阳同志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愿我们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共同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对于“言多必有失”之论，多一点积极理解，少几分消极认识。
（载《共产党人》198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