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自从横空出世以来，便赢得了无数的读者。早在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对《红楼梦》批阅、增删，《红楼梦》以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时，该书便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关注。降至乾、嘉以后，已是“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家弦户诵，妇竖皆知”了。以至清嘉庆年间《京都竹枝词》云：“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红楼梦》耸立千古，乃中国古典小说建筑之摩天大厦
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从上古神话、寓言、传说的小说因素之萌芽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志怪与志人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宋元话本小说以及明代各种体式的小说的发展，其审美内涵得到了逐步的丰富，其创作艺术技巧不断创新、发展和提高。尤其是明代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的出现，使得小说真正成为一种在反映生活上无限广阔、在审美内涵上无比丰富的艺术形式。但与《红楼梦》相比，此前的小说仍显得单薄和狭窄。它们或记录生活中的人物言行，或描写传说中的神仙鬼怪，或纯粹演绎历史故事，或着力描绘超人英雄，总之都是主要描写了生活的某一个角落或描述了某一些奇异故事，而《红楼梦》却无论是表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艺术表现手法的新巧和精湛，都远远地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部小说，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云：“自从《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红楼梦》作为一部“宇宙之大著述”，它既写了虚无的“太虚幻境”，又写了实在的荣宁二府；既写了大观园内“情”的世界，又写了大观园外“理”的世界；既涉及了宗教、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又涉及了宫廷、官府、贵族、平民等各个阶层的生活内容；它既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又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著作。所以，我们的红学家们无论怎样竭尽智慧和心力，也无法归纳、提炼出一个完全切合《红楼梦》文本实际的“主题”或“要旨”。无论是“政治历史小说”说，还是“爱情主题”说；无论是“封建社会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还是“封建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说；无论是“悲金悼玉”说，还是“反封建主义”说，这诸多之“说”，既都可以说对，也都可以说不完全对，因为《红楼梦》所有的内容都写到了，但又绝不仅仅限于某一方面。因此，试图用某一句话便概括出《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红楼梦》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问世了两百多年。《红楼梦》作为千古奇书，久经岁月的考验，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有多少人为之沉醉痴迷，又有多少人为之荡魂动魄！正如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先生所云：“《红楼梦》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红楼梦》作为千古奇书，奇就奇在不仅一般读者喜欢它，就连慈禧太后这样的封建帝王也非常喜欢《红楼梦》。在她50岁生日重修长春宫时，她命人画的壁画全部取材于《红楼梦》中的故事情节；而且慈禧还有一个大臣们专门为她抄写的《红楼梦》本子，且每一页上都有她的朱笔小字批语。
《红楼梦》作为千古奇书，还在于曾有人因读《红楼梦》而死。据乐钧《耳食录二编》载：“近时，闻一痴女子以读《红楼梦》而死。初，女子从其兄案头搜得《红楼梦》，废寝食读之。读至佳处，往往辍卷冥想，继之泪。复自前读之，反复数十百遍，卒未尝终卷，乃病矣。父母觉之，急取书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宝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语无伦次，梦寐之间未尝不呼宝玉也。延巫医杂治，百弗效。一夕，瞪视床头灯，连语曰：‘宝玉，宝玉在此耶！’遂饮泣而瞑。”
毛泽东也非常喜欢《红楼梦》，他最早读《红楼梦》是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井冈山时期他还与贺子珍谈过林黛玉，延安时代也对茅盾表达过自己的红学见解。1949年后他搜集了《红楼梦》的20多种版本。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1963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还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
《红楼梦》研究早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谓之“红学”。1980年成立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学术机构“中国红楼梦学会”，并创办了《红楼梦学刊》和《红楼梦研究集刊》，使红学研究有了专门的阵地。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中华文化震惊世界的三大“显学”。《红楼梦》问世两百多年以来，红学研究者成千上万，红学专家也成百上千。
从《石头记》最早的批评家脂砚斋的批语（以下简称“脂批”），到索隐派大家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再到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这是旧红学研究史上的三座丰碑！
昔日的老一辈红学大师及其红学名著留给了我们深远的记忆：胡适《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红楼梦辨》、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吴世昌《红楼梦探源》（1961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为第一部英文《红楼梦》研究专著）、吴恩裕《曹雪芹家世丛考》等等。
当今“红学”名家迭出，“红学”名著林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冯其庸《论庚辰本》、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王朝闻《论凤姐》、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刘梦溪《红楼梦新论》、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张毕来《漫说红楼》、舒芜《红楼说梦》、胡邦炜《红楼梦悬案解读》等等。
还有许多本非“红学中人”的作家，也把他们的笔触伸进了红学研究的领域，如：旷世才女张爱玲作品中随处可见《红楼梦》的影子，在她14岁时，就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而她的小说《花凋》则被看成是“现代《葬花词》”，作品主人公郑川嫦被她直接称为“现代林黛玉”，并著有红学著作《红楼梦魇》；当代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写有《红楼梦艺术论》；当代著名作家王蒙著有《红楼启示录》；当代著名小说家刘心武著有《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画梁春尽落香尘》等，对红楼人物秦可卿等进行了独出心裁的研究和考证，引起了红学界的强烈反响；台湾著名作家墨人也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红楼梦》写作技巧的论文，并且他还说：“我觉得如果《老人与海》、《异乡人》之类的作品能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红楼梦》最少应该拿十个。”（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法国作家卡缪的《异乡人》分别于1954年、1957年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等。
《红楼梦》纵横万里，乃世界文学名著森林之参天大树
《红楼梦》不仅属于中国，《红楼梦》更属于世界！《红楼梦》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红楼梦》流传、影响于千秋万代、世界各国！
在世界，《红楼梦》已为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人们所广泛喜爱。许多国家也都成立了“红学会”。1980年6月，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80多人，我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冯其庸、陈毓罴出席了会议。
《红楼梦》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红楼梦》研究在世界各国蔚然成风。对此，胡文彬先生《红楼梦在国外》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我们仅举几例以一斑窥全豹：
日本：在日本红学家中，最全面、系统研究《红楼梦》的是被称为“红迷”的大高岩先生；而著作丰赡、蜚声世界红林的还要算自称“红楼梦主”、将《红楼梦》全文翻译成日文的前东京大学教授伊藤漱平先生。日本人称：“《红楼梦》是天地间一大奇书。”
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红楼梦》最早传入英国。早在1830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戴维斯就翻译了《红楼梦》第三回片断；1842年卡尔·居茨拉夫就已开始研究《红楼梦》（但他没有真正读懂《红楼梦》，竟称贾宝玉为“少女宝玉”）；1973年，前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思翻译出版了八十回全译本《石头的故事》；英国人称“《红楼梦》是一部非常高级的作品”，“世界最佳小说之一”。
法国：早在19世纪中叶，《红楼梦》就传到了巴尔扎克的故乡。巴黎第八大学教授李治华先生用了27年的时间将《红楼梦》全文翻译成了法文。法国书评专家评价说：法文全译本《红楼梦》的出版，“使人们就好像突然发现了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法国人称：“《红楼梦》是一部天才的鸿篇巨著”，“是世界文坛上的一座丰碑”。
美国：《红楼梦》研究在美国起步较晚，但成果颇丰，一批华裔红学家悄然崛起：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周策纵、赵冈，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那宗训，美国康乃尔大学王开明博士……美国人称：“《红楼梦》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百科全书。”“《红楼梦》使西方人进入另一个世界”。
在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说：“《红楼梦》确实写得如此美妙，如此有趣……”
在朝鲜，朝鲜语的著名古典小说《玉楼梦》和《九云记》就是在《红楼梦》的影响下诞生的……
在缅甸，翻译家吴·妙丹丁因翻译《红楼梦》而荣获国家文学奖……
在德国、西班牙、在越南、在新加坡……
《红楼梦》的影响遍及四海天涯，《红楼梦》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红楼梦》千古奇书，旷世之谜
在中国封建社会，小说本来是“小道”、是“稗官”、是不能登文学大雅之堂之“邪宗”，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在今天看来是如此顶级的小说巨著，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却不被封建士大夫文人所重视，因而有关这些小说巨著的作者、版本等相关情况我们便知之甚少，有的甚至无法知之，而成为千古之谜。
这里谈谈《红楼梦》的作者及《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现在我们都知道是曹雪芹，可过去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一些说法，较有影响的是1979年戴不凡在《北方论丛》发表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经过一场热烈讨论之后，红学界已普遍确认曹雪芹不可动摇的著作权。不过，一提到曹雪芹，也正如冯其庸先生《曹学叙论》所说：“几乎可以说满身都是问题。”
一是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曹雪芹的生年，历来说法歧异：一为“乙未说”，主张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多数人主此说；一为“甲辰说”，主张生于雍正二年（1724），周汝昌主此说。其卒年也有两说，一为“壬午说”，主张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2.12），根据是甲戌本第一回有一条脂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二为“癸未说”，主张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1764.2.1），根据是敦敏《懋斋诗抄》中《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按《懋斋诗抄》编年的次序推断写于癸未年。敦诚《挽曹雪芹》诗，注明是甲申（1764）所写。因此认为，曹雪芹逝世于癸未除夕。从此以后，关于曹雪芹生卒年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前夕，红学界更是展开了一场关于曹雪芹卒年问题的热烈争论：俞平伯、陈毓罴、周绍良等人力主“壬午说”；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等人力主“癸未说”。但由于资料的匮乏，考证的艰难，直至今日曹雪芹的生卒年仍没有统一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