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所谓“交友之态”，就是结交朋友的意向和态度，也指人世间社交的常态，即“世态”。所谓“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也可以说是两种“交态”，但那只是两个极端。因为世上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小人都不多。大多数人，处在君子与小人之间，不妨称之为“常人”。常人的“交态”也就是人世间社交的“常态”。
通常的“交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有目的”。常人交朋友，都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不一定是小人那种急功近利的目的，也许只是觉得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三五友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朋友，就无法自立于人世，也无法做人。所以，就大多数人而言，都会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寻找和结交朋友。大体上说来，这些目的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为了事业，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指导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支持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参谋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合作者，如古代大政治家的“广纳天下之士”，或学者诗人的“四方寻师访友”，都属于此类。
一类是为了生活，比如工作上有个方便，生活上有个照顾，在遇到紧急情况和特殊困难（如生病住院，购买车票等）时有个帮衬，这些都需要有朋友，否则便寸步难行，投靠无门。还有一类是为了心灵的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这些情感都需要与他人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这些遭遇都需要向他人倾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这些隐秘有时也需要向一两个人透露，否则憋在心里会生病的。但是，自己的家人、亲人并非都能充当交流、倾诉和透露的对象。比如夫妻感情不和，就不能向丈夫或妻子倾诉。又比如初恋的秘密，有时就不能向父母透露。这就需要朋友，以便把一些不能对父母亲人讲的话讲出来。中国传统文化把“朋友”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一起，列为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不能不说有其独到精辟之处。
第二是“趋利害”。“趋利避害”本为人之常情，更何况是有目的地交朋友，当然就不能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也不能一概地斥之为“小人”、“不义”。一个人在选择和开始交朋友时，两人之间，尚无“情义”，如果“趋利避害”，又怎能说“不义”？历史上如信陵君之结交侯嬴，公子光之结交专诸，严仲子之结交聂政，燕太子丹之结交荆轲，都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也都未被视为“不义”，又怎能要求常人之交往，完全不计利害？严格说来，只有那些共富贵而不共患难，为小利而忘大义，卖友求荣，一阔脸就变的人，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也只有那些不顾身家利害，甚至承担着风险，仍要去结交身处逆境甚至困境中朋友的人，才是大义凛然的君子。处于二者之间的是常人。常人在初交时趋利避害，是应予理解的；若能在对方失势落难时仍维持友谊，便更是难能可贵，应视同君子了。
第三是“多离合”。常人交友，既以需要为目的，则需要发生变化，朋友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或加深，或疏远，或转移。所以常人的朋友关系，往往会不断地重新组合，老朋友渐次疏远，新朋友纷至沓来。这既是一种正常现象，也不妨说是一种“好事”，因为能扩大交往的范围。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视朋友如夫妻，一味强调“从一而终”，既不现实，也不尽合理。因为对人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在交往过程中，如发现对方与自己志趣不同，性情不合，道路有异，亦不妨说声“再见”，从此各奔前程。单方面强调“从一而终”者，往往都有一种“霸气”，以一己是非为是非，以一己善恶为善恶，要求朋友处处与自己相同，事事与自己相合，倘有异议，便视为“叛徒”，这其实是“同而不和”。其结果，不是变成“小人之交”，便是变成“孤家寡人”。许多人终生无一知己，道理往往在于此。如果还要以“古来圣贤皆寂寞”来作遁词，便未免有点阿Q精神了。“古来圣贤皆寂寞”，多因其思想超前，观点独异。
但圣贤固然多寂寞，寂寞者却不一定都是圣贤。非圣贤而又寂寞的人，多半是心理过于狭隘之故。狭隘并无好处。因此，我们还是把自己的心理调整到常态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