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导读】
列传是人物传记，但这篇《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的行事甚少，感慨议论的内容反客为主，占了大半篇幅。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伯夷、叔齐何许人也，先秦古书说法不一，记载不多，而《史记》是信史，不能随意虚构编造。司马迁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敷衍编排，勉强凑成一个简单的故事。二是司马迁牢骚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他借为伯夷、叔齐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抨击，对历代用来麻醉人心的所谓“天道”提出了强烈的怀疑。
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阶级内部，君臣、父子、兄弟、叔侄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一切都为了“争利”、“争国”，这跟伯夷、叔齐的“奔义”、“让国”形成鲜明对照，这也是司马迁写作此篇的意图之一。因此，白寿彝认为，《伯夷列传》不仅是个人的传记，还带有列传总序的性质。
【原文】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1］。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2］，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3］，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4］：“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5］：“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6］。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7］，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絜行如此［8］，而饿死。
【注释】［1］孤竹：国名，商汤所封。姓墨胎氏。［2］西伯昌：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昌，即周文王之名，姓姬。［3］载木主：举着神主。［4］扣马：拜倒在马前。［5］太公：即姜太公，名尚。周初贤人，是周武王的师父，所以又称之为师尚父。辅佐武王伐纣有功，封于齐。［6］宗周：此指归附周王朝。［7］首阳山：山名，即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县南。［8］絜：即“洁”。
【译文】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父亲（国君）打算立叔齐为国君。到父亲死后，叔齐让伯夷做国君。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不可违背。”便逃避出走。叔齐也不肯立自己为国君而逃跑了。孤竹国的人只好拥立国君的第二个儿子为君。
伯夷、叔齐听说西方那位诸侯之长，名叫姬昌的，很喜欢敬养老人，何不去归附于他呢？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周武王举着他的神主牌，号称是奉文王的遗命，向东去讨伐商纣。伯夷、叔齐即刻拜倒在武王马前，并进谏道：“你父亲死了还未安葬，你便兴兵去打仗，这可算得上是尽孝吗？你作为臣子去杀君王，这可算得是仁爱吗？”武王左右的人想杀了他。姜太公说：“这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快搀扶他过一边去。”后来，武王平定了商殷之乱，天下的百姓都归附了周朝。然而，伯夷、叔齐却认为周朝的行为可耻，发誓不吃周朝的粮食，便隐居在首阳山上，采摘些薇菜来充饥。到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作了一首歌，其歌词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其间的薇菜哟！用暴力除去暴力啊，还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哟！神农、虞、夏的时代已没有了啊，我们到哪里去找归属哟！啊呀！我们将死了哟，命运为何这般衰薄哟！”于是便饿死在首阳山。
由此看来，他们是有怨恨呢还是没有呢？有人说老天的道义是没有亲情的，他总是与和善的人相处。那伯夷、叔齐，可算得是善人不是？他们积存仁德，清洁品行已到如此境界，然而还是被饿死了。
【鉴赏】本文节自《伯夷列传》，该传列于《史记》七十传之首，被明代散文家唐顺之称为“势极曲折，超立入妙”的第一等抒情文字。节选的这部分主要表现伯夷、叔齐“让国”、“奔义”，反对“以暴易暴”的思想与行为。
首先，文章写伯夷、叔齐“让国”。其父孤竹君欲立叔齐为君，父卒后，叔齐让于兄长伯夷。伯夷以父命难违逃走，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于是国人乃立孤竹君的第二子为君。这种“让国”之举一直为古人所颂扬，认为伯夷、叔齐是仁人。
其次，文章写伯夷、叔齐“奔义”。他们听说西伯姬昌（周文王）招贤纳士，便去投奔他。但西伯姬昌已死，周武王载着父亲的灵牌，起兵东伐商纣王。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不孝（亡父未葬就出兵）、不仁（以臣伐君）之举，便勒马劝阻，未果。这里，伯夷、叔齐的“义”是奴隶主阶级的“义”，他们未认识到武王伐纣是为民除暴的正义之举。
最后，文章写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周武王平定殷纣王之后，天下诸侯归之。但伯夷、叔齐感到羞耻而不食周粟，以野菜充饥，直到饿死于首阳山。临死时，作了一首歌，表达他们对神农、虞、夏时代的向往。
伯夷、叔齐是否实有其人，历来有争议，但司马迁却以深情之笔为他们立“传”，认为他们仁德完备，品行高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司马迁是以此来反衬汉代自建国以来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杀伐不休，唯权唯利。而伯夷、叔齐的“让国”、“奔义”正是司马迁追求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文章在写法上亦很别致，叙议交融，文辞结合，抒情性极强。故明代茅坤评论说：“上下千古，无限悲歌感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