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自然“将无同”之问答，《世说新语·文学篇》以为王衍阮修事，而《晋书·阮瞻传》系于王戎阮瞻。问答之具体人关系不大，关键在主张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同之思想乃当时确曾流行者也。两书皆以此事为王衍为太尉或王戎为司徒时，是在晋朝建立以后。然“将无同”之思想实源自魏末，为曹氏司马氏斗争之结果，乃“正始之音”，而不始于司马氏篡魏以后也。魏晋以后，此种思想一线相承，至南北朝之末，历代有人沿袭。较早之代表者，当推何晏与嵇康。嵇康为曹氏之婿，遭司马氏猜忌，终于被杀。嵇康为全身远祸，号称放逸自恣，以老庄为师，“非汤武而薄周孔”。然其与山涛绝交书又云，“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由此可见嵇康并未真“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是主张周孔老庄殊途而同归。“其揆一也”一语，亦即名教自然将无同之注解。嵇康徒以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激烈，而司马氏势力日见上升，已不逢其时，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逃避退让耳。何晏母为曹操夫人，又娶魏之公主，故受曹爽信任，为吏部尚书，主选举，专擅朝权作威福，“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拨擢”（《魏志》九曹爽传）。其谏魏明帝亦引周公戒成王之语，劝其向大臣“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明帝纪）。何晏且著有《论语集解》。足见其非不言周孔名教之人，更绝非脱离现实政治者也。然又“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曹爽传）。其说老庄周易三玄“辞妙于理”（《魏志》二九管辂传注引《管辂别传》）。是何平叔亦信奉将无同之理者。《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章叙录》云，“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晏说与圣人同，论著行于世也。”惜其论老子与圣人同之论今竟不存耳。何晏所撰《论语集解》主要采孔安国、马融、王肃诸家之说，皆注明姓名。集解中偶有未标姓氏者，当是何晏己说。为政篇攻乎异端章注云，“攻治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也。”卫灵公篇予一以贯之章注云，“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多学，一以知之也。”殊途同归之论，盖亦与名教自然将无同之说相为表里，互相一致也。唯其如此，故善于清谈玄学之何平叔，一旦政治上到达关键时刻生死关头，并不以老庄玄远之谈为行动指导，超然于物外，而是与封建地主阶级从事现实政治斗争者之行为初无二致。当司马懿战胜曹爽后，“使晏典治爽等狱”，其目的实为试探之。史载“晏穷治党与，冀以获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邓等七族。宣王曰，未也。晏穷急，乃曰，岂谓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魏志》九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何晏党与魏室，反对司马氏，终乃享受其果实。而曹氏败后，竟为司马氏“穷治党与，冀以获宥”，何晏此时用心之险恶，行为之卑鄙，与其平日所高唱之阔达无为相较，以超然出世之老庄思想相衡量，其相去岂止十万八千里耶！
两晋间之葛洪，自来被目为道家，而其思想实信奉“将无同”说者。所著《抱朴子·自叙篇》明确声言，“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而对两者之关系，则《抱朴子·明本篇》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辨间篇更阐述儒道不相悖之理云，“得道之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圣人不必仙，仙人不必圣”。葛洪自身则以兼有两者自命，释滞篇云：“长才者兼而修之，何难之有？内实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上士也。”所谓上士，实即葛洪自喻耳。惟其兼综儒道，故不似儒家之拘执一隅，厚古薄今，而视野较为广阔，能重视现实。钧世篇云，“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葛洪具有此种发之观点，因而对于厚古薄今之见解屡有讥讽。钧世篇云，“贵远贱近，有自来矣……是以古书虽质朴，而俗儒谓堕于天也；今文虽金玉，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尚博篇云，“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文行篇云，“又世俗率贵古昔而贱当今，敬所闻而黩所见……虽有冠群独行之士，犹谓不及于古人也。”喻蔽篇云，“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于王充备致赞扬，可能因王葛俱属南人，未免有所偏爱，而更主要者，则在于两人思想上有共同之点也。
《世说新语·文学篇》谢万作八贤论条注引《中兴书》，言谢万著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出处同归，实即调和儒道，亦即名教自然将无同之思想。故孙绰“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卷五六本传）。且以“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夸（《世说新语·品藻篇》抚军问孙兴公条），然卒与老庄相去绝远，管理刑狱之廷尉卿。《世说·规箴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云，“（孙绰）与许询与（疑当作有）负俗之谈，询卒不降志，而绰婴纶世务焉”。孙绰之所为，正是“将无同”思想为之指导也。王胡之赠庾翼诗（《全晋诗》五）云，“稷契赞时，巢由亢矫。辅汉者房，遁迹者皓。妙善自同，外内臣道。子光齐鲁，余守严（庄）老”。亦是调和儒道之思想。胡之又有答谢安诗“巢由坦步，稷契王佐。太公奇拨，首阳空饿。各乘其道，两无贰过。愿弘玄契，废疾高卧”。此盖谢安东山高卧时所赠。庾翼致力于事功，谢安方隐遁不仕，而胡之以为“妙善自同”，“两无贰过”。其实胡之出自瑯琊王氏，王廙之子，官历郡守侍中丹阳尹，后拜西中郎将司州刺史，以疾未行（卷七六王廙传）。其人本身固亦非坚守老庄，安于高卧者也。
刘宋时，在将无同思想影响下，又有调和孔丘与释迦。《宋书》九七蛮夷传载，文帝时僧人慧琳“兼外内之学”，并收录所著均善论，其言归结为“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殊途而同归”。此种调和孔释之议论，与名教自然将无同之思想如出一辙，皆意在既参与实际政治，又表示超脱世间也。传言“旧僧谓其贬黜释氏，欲加摈斥。太祖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辆。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南史》卷七八夷貊传又载，“袁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均善论即黑衣宰相之理论依据也。
梁时阮孝绪著论，调和儒道，以为“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不垂其迹，则世无以平；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丘旦将存其迹，故宜权晦其本；老庄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迹”。“良由迹须拯世，非圣不能；本实明理，在贤可照”（《梁书》卷五一本传）。阮孝绪立论之思想脉络，实与名教自然将无同之说相通。而本与迹之说，又承葛洪道本儒末思想之余绪。日本奈良朝以后，有“本地垂迹”之说，以为佛菩萨乃“本地”，至日本“垂迹”而化成日本神道教之诸神祗，借以沟通印度佛教与日本神道。其本与迹两词，或与阮氏之说有关。梁代周弘正幼通《老子》、《周易》，入陈又为太子讲《论语》、《孝经》，官至尚书右仆射。梁时曾奏武帝云，“夫以庙堂汾水，殊途而同归；稷契巢许，异名而一贯。出者称为元首，处者谓之外臣。莫不外内相资，表里成治。斯盖万代同规，百王不易者也”（《陈书》卷二四本传）。此种议论，与阮孝绪一脉相承。要之，皆借殊途同归之理论，为统治阶级个人利益服务。《梁书》卷二一王份传云，“高祖尝于宴席问群臣曰，朕为有为无？份对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高祖称善。”此事说明，有无一理。名教自然殊途而同归之思想普遍流行，故王份仓卒之际能依此理以答梁武之问，而梁武亦欣赏其言。整个封建社会中，士大夫每每出入儒道或儒佛，早期遵奉孔孟而晚年皈依佛道者，更属屡见不鲜，皆殊途同归思想指导下之结果。无论周孔名教之理或老庄自然之论，绵属唯心主义范畴，本非根本对立，故封建地主阶级亦可兼用以为思想基础也。魏晋南朝士大夫服膺将无同思想，具有双重性，故其放达超脱不可能为真正之放达超脱，顺应自然。真正放达清高者，数百年中，唯有陶渊明一人。朱熹谓“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此自陶澍注本陶集后所附诸家评陶汇集）。此言极为透辟，实能揭出将无同思想在晋宋统治阶级中之主导作用，亦说陶渊明所以异于余人之特征。昔人论陶诗，多言其“平淡出于自然”（朱熹），“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苏轼）。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渊明不信奉将无同思想也。
推寻所以，陶诗之所以高超，思想而外，与渊明之注重劳动实践亦有关。《颜氏家训·涉务篇》谓江南士大夫从未有力田者。“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而陶公诗中一再咏及农事，极为重视，其对人民之态度，因而与当时封建地主阶级中文人有所不同。陶诗有以“劝农”为题之诗，又称“力耕不吾欺”，“依依在耦耕”，“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诗中不少描写躬耕情景：“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奋，日入负未还”，“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诗人亲身从事农耕，故知“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然又言“遥遥沮溺心，千载事相关”。其相关者，固不仅隐逸遁世之思想，实亦包含躬耕垄亩之心情也。唯其多少体验“田家岂不苦”、“四体诚乃疲”，故陶渊明言行一致，超越魏晋南朝士大夫之双重性。其人既能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其诗遂亦能“冲淡深粹，出于自然”（杨龟山语）。宋许顗《彦周诗话》云，“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南朝诗人陶谢并称。鲍照目谢诗为“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卷三四颜延之传）。然“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宋书》卷六七本传）灵运虽留连山水，并以山水诗见称，实则并未摆脱南朝封建士大夫将无同思想支配下之双重性，其诗中之自然迥与陶诗之意境不同。渊明自言与长沮桀溺之心千载下犹相通，而灵运斋中读书诗云，“既笑沮桀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全宋诗》卷三）。表面对沮溺之隐遁田野，从事耕作与扬雄之热衷仕途，执戟为郎，皆有不满，而求达生。而所谓达生，实乃倚仗政治权势与经济地位过穷奢极侈之放浪生活而已。同为封建统治阶级人物，自其对人民之态度而言，康乐之与渊明，高下固不可以道里计也。南齐谢朓之诗，自来比之陶渊明谢灵运。其艺术成就固高，然就思想境界而言，亦灵运之流，去渊明甚远。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句而千载驰名，然又云“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此非谢灵运式之双重性乎？故终因牵涉废立事为始安王遥光所杀。以上因将无同思想附论其与当时文学作品之关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