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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众说纷纭的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是英国近代经济学家,庸俗人口理论的先驱。他的《人口原理》(又译《人口论》)成为近200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有争议的一部著作,他因此而闻名于世。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格兰萨里郡多肯镇附近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祖上有的担任过皇家医生,有的是牧师,有的是军官,在上流社会享有一定名望。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就读于牛津大学,在思想上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影响,颇为激进。他同情法国革命,赞成社会改革,并力图以这样的思想教育他的儿子,但最终却事与愿违。

马尔萨斯年幼时在家里受教育,1784年进剑桥大学耶稣学院读书。1788年毕业后,曾在家闲居,后又进剑桥大学深造,1791年获文科硕士学位。1793年,他当选为耶稣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1797年接受圣职,任牧师。

1798年,他匿名发表《人口原理》一书,提出他自己的人口理论。几年以后,他对该书作了补充修改,以真名发表了第二版。两版的主要区别是,第一版认为只有增加死亡率才能抑制人口增长,第二版缓和了这一结论。主张通过降低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他在世时,该书又出了四版,其主体思想基本一致。

1804年,马尔萨斯与哈里特·埃克索尔结婚。次年,受聘为赫特福德郡黑利伯里的东印度公司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那里一直居住到逝世。1811年,他结识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从此两人成为密友。

任教期间,马尔萨斯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中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原理》、《价值的尺度》、《政治经济学定义》等。

1819年,马尔萨斯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821年成为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成员,1824年当选为皇家文学会的10名皇家会员之一。1834年,参与发起成立伦敦统计学会,1833年被选为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和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1834年12月23日去世,葬于巴思的修道院教堂。

尽管马尔萨斯的著述不少,但使他声名远播的主要还是《人口原理》一书。此前,他并未对人口问题作过专门研究。他的父亲想把 英国社会改革家葛德文和法国改良论者孔多塞的著作介绍给儿子,而马尔萨斯当时在政治上已变得相当保守,他反对葛德文和孔多塞的改良主张。父子在如何评价葛德文和孔多塞的著作问题上发生分歧,争论不休。马尔萨斯想到人口过剩问题,企图以此作为反对社会改革和法国革命的论据。

马尔萨斯写作《人口原理》时,正值英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期。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大批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背井离乡,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工厂大工业的兴起使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但因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无产阶级仍处于贫困状态,购买力低下,遂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每当危机到来时,便有大量工人被抛向街头,成为“过剩人口”,失业人口的增加,使社会阶级矛盾加剧,群众运动日趋激烈,于是,人口和贫困问题引起社会愈来愈大的关注。

马尔萨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改革思潮,用臆造的人口规律来为现存的经济制度辩护。他在《人口原理》一书中,以英国著名的社会思想家葛德文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社会改良主张作为辩论对象。他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人口对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是为抨击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革思潮而写此书的。

马尔萨斯从“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两条所谓“公理”出发,推断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即人口按1、2、4、8、16、32……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这样的比率增加,300年以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将为4096比13。他把这说成是永恒的人口规律,而且还把这一人口规律的作用说成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马尔萨斯同时指出,人口当然不会超过其幸存者所需要的最少食物供应量而无限制地增长,人口增殖是受到抑制的。他把这种抑制分为“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预防性抑制是指因人本身的行为而减少出生人数的因素,如晚婚或不结婚;积极抑制是指有助于缩短人的寿命的因素,如战争、瘟疫、饥荒、艰苦的劳动和不卫生的住宿条件等。他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反对避孕节育,而主张实行所谓“道德抑制”,即无力养育子女者不要结婚并严格遵守道德。

马尔萨斯撇开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谈人口增殖问题,把人等同于原始状态下的动物群落。实际情况却是,婚姻、家庭、人口的增殖都是受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的,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规律,并没有什么永恒的人口规律。近200年的历史证明,除了个别例外,生活资料的增长都快于人口增长。

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状况本来是因为存在不合理的财产占有和分配制度、广大劳动群众处于受剥削状态的结果。可是马尔萨斯却把一切贫困和罪恶都归因于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这一“永恒的自然规律”。他说,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食物自然增长不成比例,周期性的贫困“从有人类史以来一直存在,现在依然存在,而且除非人类的本性发生明显的变化,否则还将永远存在”。

马尔萨斯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批评英国的济贫法制度。他说,济贫法使人口趋于增加,“穷人明知无法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济贫法使粮价上涨和劳动力价格跌落,使劳动阶级更加贫困;它还助长了穷人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他主张“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他建议废除教区法,给予农民行动自由,形成自由劳动市场;开发新地,发展农业,降低工资,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凡进济贫院的人,能工作的都要强制工作,生活条件应该比领取最低工资的人差。1834年,英国议会实际上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建议,通过新济贫法,取消济贫院外的救济。凡进济贫院的人,为防止生孩子,夫妻须分室而住,吃的比监狱犯人还差,每天还要干繁重的体力活,所以那时劳动人民把这种济贫院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穷人们对济贫院望而生畏,被迫接受地主、资本家规定的雇佣条件。可见,马尔萨斯的主张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大工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要。

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以后,引起强烈反响,赞成者有之,但更多的人持批判态度。对该书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争论中,人口学理论不断发展。

尽管批评马尔萨斯的人很多,但一直都有他的信徒。达尔文和凯恩斯也受到他的影响,达尔文把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引入进化论,认为种内斗争是生物进化的决定因素。凯恩斯则赞成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结论,把大量存在的失业人口归因于人口增长过快。

在马尔萨斯之后,产生了以F.普莱斯、R.卡莱尔等为代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他们的基本观点和马尔萨斯一样,把劳动群众的失业和贫困归因于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不同之处仅在于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反对禁欲和晚婚的主张,而是提倡通过避孕节制生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尔萨斯主义更是泛滥,其支持者宣称,“人口过剩是当前世界最大的危机”,“战争是人口压力的结果”。有的人甚至鼓吹提高死亡率和通过战争来消灭“过剩人口”。他们的这些谬论主要是针对亚、非、拉国家的,说这些国家的“人口爆炸”不仅妨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失业和贫困,而且给世界带来威胁,他们企图用这些谬论来掩盖帝国主义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掠夺和压迫。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反动的,但因他的著作而引发的长期争论,促使人们重视人口问题,注意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有它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