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月成
五十多年前的朔师校园生活，虽然艰辛，却也温馨，耐人回味，其味无穷。
“光棍班”
解放初期，人们头脑里重男轻女的封建残余思想还没彻底肃清，加之绝大部分人家刚刚翻身，经济上都不宽裕，为不减少家庭劳力能让男孩子上学的也不多，供女孩子上学的就更少了。1952年学校招了师八、师九、中六、中七4个班学生，只有中七班有十几个女同学，师八班才两个。而中六班和我们师九班连一个女生也没有，被大家谑称为“光棍班”。“光棍班”平时倒没啥，但遇上学校组织文娱活动，比如唱歌呀、跳舞呀、小剧表演呀等等，因为一个班上都是些男生，往往就单调死板，出不了好成绩，还非得有个男扮女装的不可。有一次搞文艺比赛，学生会让各班都排节目，可是我班选了好几个小剧目，偏偏就没有“光棍节目”。这下可着急啦，不排吧，怕人家笑话，我们还不服气，也交不了学生会的账；排吧，到哪儿去找女演员呢？有同学说要不借人家一个吧，大伙说那成什么体统，越发小瞧咱们啦，吵来吵去，众人就把我给推出去了。我推辞说“不行，咱从小就不爱那玩意儿”，大家说“你行，就试试吧”。无奈之下，我还真的鼓足勇气担当了个女角色，又练走步又背台词，突击了好几天，急得坐卧不安。演出时，幕布一拉，哗地一下，众目睽睽，把眼光火辣辣地都盯在我身上了。盯得我又羞又怕，把台词也给全忘了。幕后指挥怕演成哑巴戏，赶快提醒了一句，我才接上台词糊里糊涂地混了一出。
事后自感惭愧，给班里丢脸不说，连我的“性别”也改了。几个好开玩笑的女同学一见我就比比划划、嘟嘟哝哝地说：“下次再演一个女角好不好？”羞得我脸一红，急忙说：“那是编班的老师不公道，谁叫他们不给我班编个女的哩！”
大哥哥和小弟弟
建国初期，由于社会历史等原因，同学们的年龄、文化差异很大。刚入校时，我班50多位同学中大的二十多岁，像元德、马兴云同学已经二十五六都当爸爸了，而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像赵明、樊茂枝、丁经绩同学还都戴红领巾呢。但是，在师范学校这个大家庭里，我们相互关照，亲如兄弟。大哥哥们学习跟不紧时，小弟弟们主动拉一把，帮解难题，教写作，还从自己那一份饭菜中省出一点给他们吃。小弟弟们不会照料自己，大哥哥们就主动关照他们的饮食起居，洗衣服、晒被褥、捉虱子什么都帮。我入学时没铺的，姨妈打发姨哥老远地给我送来了一个黑山羊皮褥子。起初铺着挺舒服，但因没有褥单，日子一久就窝起了虱子，捉也捉不尽，常常半夜三更被咬醒来，连邻床的同学也大呼“狼来了”。后来还是大同学教给我白天把褥子拿到院子里多晒晒太阳，才解决了问题。班主任老师为了让大同学关照年龄小的同学，安排我们大小搭配住宿。谁知道，有个大哥哥晚上熄灯后竟给邻床那个小弟弟悄悄讲起鬼呀怪呀的故事，吓得那个小弟弟直往他被窝里钻，弄得他没办法，以后再也不敢给小弟弟们讲吓人故事了。我们就这样打打闹闹、快快乐乐，同甘共苦，无忧无虑地学习着，生活着，同时也就在母校的怀抱里悄悄地成长了起来。
摔跤
我小时候给富家人放牛，最喜欢抽空和一块儿的小伙伴玩摔跤。考入师范后，人生地不熟，一时找不到了对手。后来发现，同学王宴宾年龄跟我相仿，个子小、肉块大，是个胖墩儿，力气可大哩，“把功道”（掰手腕），谁也扭不过他，而且他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也爱好练书法，常看他怎么运笔，想学几手，时间一长，相互就熟了。
有一次我俩开玩笑，玩“抱跌”，比谁厉害。这正合了我的口味。那天上午课间十分钟，在教室外面的两棵大杨树中间比起来了。两个人四只手互相拽住衣襟撕扭在一起，谁也没把谁撂倒，第一个回合下了盘和棋。喘过气来又来了个第二回。心想这回要是硬拼，我肯定是个输。于是我瞅了个空子，用脚一勾，把他摔倒了。我忙上前扶起他说：“对不起，你输啦。”王宴宾同学有股犟脾气，哪肯输给我这个小不点儿，脸一红蹬开架势说“再来！”逗得围观同学开怀大笑了起来。正准备再战时，上课铃响了，我们急忙返回了教室。
吃“下乡饭”
我们初入校那会儿生活很好，天天是白面馒头大米饭，不定量，随便吃。副食是校园地自产的葫芦、倭瓜、豆角、大白菜，隔三差五还能吃上学校自养的肥猪肉，农村来的同学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生活，感到住师范就是好，真幸福。
1954年国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学校也开始定量供应，按比例购粮，但白面少了，中午晚上的主食成了二面（白面掺玉米面等杂粮）馒头，有些大同学还吃不饱，吃饭时老瞅着有女生的饭桌看吃剩下没有。一般情况下，女生们饭量小，连定量饭食也吃不了，每顿饭都要剩些。这时，我们几个“大肚汉”就一哄而起，跑出去吃人家的剩饭，还美其名曰吃“下乡饭”。
学校为了稳定同学们的情绪，刘志英校长、李郡林主任和班主任们经常结合时事政治，教育同学们要体谅国家的困难，好好学习，将来到社会上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其实，别说学校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不讲这些，我们这些同学也深深感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要没有助学金，我们就上不起学；要没有老师的教诲，我就学不到知识，何况学校生活还比家里强了不知多少倍，来学校就是为了学好知识，掌握本领，毕业后奉献社会的，这点困难算什么。所以，我们的学习情绪很稳定，劲头很足，校风校纪井然有序，整个校园一片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好景象。
和工友师傅“开玩笑”
有一年放暑假我没回家，在学校温习功课，帮校园工友干活。一天，听说食堂要给留校的同学改善生活，中午饭吃凉面——压河捞，还有猪肉臊子。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平时因为人多，食堂做不了细饭，只能吃馒头大烩菜之类，花样不多。现在就我们20多个同学，有条件做得细一点，而且凉面肉臊子挺稀罕，在家哪能吃上这饭。那天午饭开得早，上午十一点开，谁想一顿压河捞吃在下午两点多才收了场。食堂值班的两三个工友觉得奇怪，说“大宴席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今天压多少吃多少，饭跑哪儿去啦？”原来是同学们跟工友师傅开了个大玩笑。那天开饭后我们闻见香喷喷的，味道很浓，大伙儿都想美美地过一次瘾，于是不约而同地自由组合成两三伙伙，一拨一拨来分享，这拨吃了那拨再来。吃过的去园子里转一圈儿，打一阵篮球，肚子马上扁了，回来再吃。狼吞虎咽地吃过再玩，玩过再吃，二十多个人最少的也吃了两次。你想都是些大后生，每人吃个三碗五碗的不为稀罕。这一下，大热天儿的，可把工友们给累坏了，尤其是和面的那位，大汗淋漓更难受。数日后，他们才弄清是上了留校生的当了。
“嘴巴子”
周礼旋老师、刘琮老师曾是我们班的好语文老师。他们讲课特色鲜明。周老师平易近人，善于表达，讲课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又善绘画，有时一手拿书本，一手拿粉笔，讲着讲着把文中的内容就画在黑板上了，山水、人物，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一下子就能把我们的思路引入活生生的现场，感染力相当强，教学效果可好啦。刘琮老师讲得细腻，剖析深入，批改作文点石成金。从两位老师那儿，我们都受益匪浅。语文老师们每学期都要组织几次演讲，以此锻炼同学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求人人准备、个个登台表演。可是每场表演下来，谁也比不上冯培、司成章、闫俊生三位同学，所以同学们就叫他们三个是“嘴巴子”。那时不强调说普通话，一般都用方言演讲。冯培同学是山阴县的，口齿伶俐，语言流畅，细听起来还有股京韵味儿，令人欣赏；司成章同学也是山阴人，标准的地方音，老一副笑眯眯的样儿，讲起来快人快语，比广播员也快好几倍，一不留神就讲完了；朔县籍的闫俊生同学操一口浓重的朔县音，说起话来直出直入，不打弯，可他高一声低一声，抑扬顿挫，颇有震撼力。这三位同学毕业后都没教几年书就被调到机关当了干部，后来都担任了领导职务。我想，当干部不会讲话就干不好，缺乏号召力。他们几个后来成了有影响的人物与在母校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作于2006年
作者简介：冀月成，朔城区窑子头乡下圪村人，1952—1955年在朔师初师9班学习。农经师，曾任朔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