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文
我于1961年考入朔县师范。重阳节那天，我背着行李，步行70多里来到学校。那年中师招生三个班，23班、24班、25班，我被编到24班，班主任是李尧老师。经上届校友的带领进入宿舍。从此开始了三年的学习生活。
师范生培养目标是毕业后做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师。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巩固专业思想教育是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党委书记李殿元、校长刘志英定期为学生作报告，讲国内外形势，讲教育发展的重要性，讲小学教师无上光荣、受人尊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学生们既来之，则安之，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为人师表、做人表率。还用头悬梁、锥刺股、孟母择邻、贤妻断杼等故事，教育学生刻苦学习、掌握技能。当时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校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同志事迹、学习雷锋同志日记活动；学校还以全国模范小学教师张瑾瑶同志的事迹教育学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每次讲话后，学生们都要认真讨论发言，各班发倡议、表决心、提挑战、忙应战。
师范老师们的敬业精神令人非常敬佩。我们记忆中三年的学习从未出现过空堂。各科的作业全部批改，备、讲、批、辅，十分认真。语文老师除了授课本知识，还有语文作业，每周一次作文、周记，毛笔字天天写，这些作业全部批改。那时的教材相对稳定，本学期老师们已把下学期的教材全部熟悉并写好教案，开学后集中研究教法。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张国琛，年过半百，属雁北地区的名师，身体不太好，可是他一登上讲台，便精神抖擞、声音洪亮、面带笑容，讲授知识深入浅出，不仅教给学生怎么解题，还要教给为什么要这样解。记得教我们解三角函数时，每节课总要把那几个公式写在黑板左上角，不等这部分内容讲完，我们就把这些公式记得滚瓜烂熟、运用自如了。
同学们的学习也很刻苦，当天的作业当天完成。那时作文、周记要求用毛笔字写，当堂交卷。学生们均能按要求做到。星期天教室里也是座无虚席。有的老师称赞说：这届学生真服了，不管布置多少作业也总要完成。晚自习时校园里一片寂静，各个教室灯光通明，每四个人一盏煤油灯，前后两个双人桌并在一起，共同照明。
那时学生考试很平凡，有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学生的成绩评定：月考占30%，期中占30%，期末占40%。
六十年代初，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学校的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学生每人每月10元钱的助学金，学校统一管理支配，伙食费每人每月7元，其余为课本、抄本、取暖、电影等支出，不用学生从家里拿钱这对于周围的农村娃已是十分幸福了。每人月供33斤粮，15%的细粮，其余为粗粮。蔬菜很少，大部分是学校自产的。学生每10人一组吃份饭。记得一个星期天，请假回家的人多，学校没有停伙食，一个同学竟然吃了七个高粱窝窝头，传为笑话。因为平常每人只分一个。
我们住的宿舍全是土炕，一个家住七八个人或十几个人不等，按家大小分一灶或两灶。到了烤火期，按灶每周发炭，每天只烧一灶火。家里温度很低，经常会出现湿毛巾冻硬，脸盆水结冰等现象。
学校认真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开展勤工俭学。学校农场春种夏锄秋收，田间管理都是学生操作。学校负责生产的员工仅一两人，只做任务安排指导检查。当时学校有农牧场，种地也较多，校园外种大田作物，校园内按季节种植各种蔬菜，以保证伙食。当时学校里果杏树多，树底下也栽种青菜。劳动中最脏的活是掏厕所。学校的厕所是洋人搞得，很难掏，往往会弄得一身粪，即使这样，同学们也从不发怨气，还乐哈哈地说：“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记得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我们为学校收割油科作物，还是一样认真负责，身后丢了几株，还要返回去拣起来。
学校在管理方面相当严格。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基本是一条线：宿舍—教室—操场。学生们无事不出校门，也不到校门口逗留。学校有团委会、学生会，班里有团支部、班委会。大的活动由校团委、学生会安排，班委会团支部实施完成，到时检查、评比，并将评比结果公布。每项活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很高，生怕自己班里落后，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氛围。当时的媒体没有如今先进，宣传主要靠黑板报，学校把校园所有的黑板分给各班，定时换版面。稿件由各班通讯组提供。黑板报办的形式多样，内容新颖、丰富，引来众多学生观赏。学校还安排值周班，负责检查学生的生活纪律和卫生情况。每周一由学校的生活督导员老师和学生会，在小广场集中全体学生进行总结训话。各班对此十分重视，就担心在这种场合批评自己的班级。班里某个方面或某个学生一旦被点名批评，其他所有同学都感到脸红汗颜。正因为学校的纪律严明，才使学生养成了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当时学校的桃、李、杏等果树很多，果实成熟后掉下来，学生看见只是拣起来放在窗台上，或交给学校，从不自己吃掉，这一点也不夸张。
学校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如每年一次的校运会，不定期的篮球赛、足球赛、歌咏比赛、诗歌朗诵等活动，全部由班级组织，有时老师也提供资料，提一些指导性意见。我们班演出的《七一赞歌》就是李尧老师编写的，由李尧老师和高济民老师共同指导排练的。我们班还演出过晋剧片段《杨六郎斩子》、自编自导的《实习见闻》等，在演出中多次赢得师生的热烈掌声。
学校对实习工作也很重视。二年级时我们轮流到附小整日实习，跟班体验小学教学工作，随堂听附小老师讲课，为学生批改作业，和学生活动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三年级老师带领我们到学校附近南泉村小学听课。最后一个学期，学校对应届毕业生提出：要面向山区面向农村，到最艰苦的地方，实习要体现这一方向。我们班被派到朔县利民。同学们背着行李，徒步爬上榆七岭，来到利民学校；后又分成七个小组，分赴各个小学。我到了安子坪学校，住窑洞、吃派饭，教学之余，帮助村民锄地、割草、打柴、挑水、扫院等，还动员失学儿童重返学校。当一个月的实习结束时，我们又为各个实习点的村民组织了小型晚会，演出文娱节目，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毕业座谈会上，班主任李老师为我们赠诗一首，时隔近半个世纪，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五十婴儿聚一堂，受党培育同成长。
三年同窗一日别，待看诸身上红榜。
这赠言是对我们三年来学生生活的总结，也是对我们今后工作、成长的指导和希望，更是对我们每个人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们终生难以忘怀。
离校的前一天，李老师告诉我，让我留在师范附小工作。当时我非常惊喜，因为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三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我不禁发出无限感慨：小花吐出芬芳，靠辛勤园丁的培育。师范的“园丁”红烛风骨、执着精神，用人格引领人格，以智慧点燃智慧，用心良苦，铺就道路，这种大爱永驻我的心田。
1964年7月30日，我到附小报到，任教直到1975年。
附小属师范领导，人事调动、任免由师范决定，是师范的一个单位，相当于一个科室，只是经费相对独立。福利医药费由师范统一管理。附小教师不足，常由师范老师代课。当时附小有教职工二十三人，八个教学班。六年级双班，其他年级是单班。生源是教职工子女，新安庄村民子女。五六年级学生吸收附近村里的学生。学生大部分跑校，较远的学生（大莲花村、北旺庄农场等）住校。
附小的教职工（一个炊事员除外）大都是留校生，工作认真，十分敬业，有吃苦精神。为了教育好学生，老师们经常到村里家访，遇到天气有大的变化，学生不能到校，老师们就分组下到附近村里为学生送课上门。这种做法使学生和家长很受感动，家长自觉和学校配合，共同教育好孩子。每年升初中考试，学生升学率在朔县排名第一，多次受到师范学校、县里有关部门的表扬。
附小的老师在音乐方面都有“两下子”，吹拉弹唱人人能行。每到晚饭后，同志们聚在一起，要进行一番音乐合奏，吸引了不少村里的年轻人也参与这一活动，那场面真是其乐融融。我们还组织学生排练文艺节目，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带领学生为附近村民演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1975年至1984年我在师范教语文兼任班主任，并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先后代32班、43班、52班（后改为93班）、113班、125班。所带班多次被学校、地区、省里评为先进班集体，我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获金质奖章，由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记三等功。
1984年至1990年底，我担任附校（增设初中后由附小改为附校）副校长、校长、师范党委委员。1990年底任师范副校长，负责学校财务、后勤、新校迁建等工作。在学校的迁建工作中，尽管前任领导做了大量工作，立下汗马功劳，但因朔州市刚“建立”，师范由雁北划归朔州市，延误了迁建投资的极好时光。因为师范的工程定为省市两家投资，当时省里的资金投入重点已转向中等职业学校，资金由原来省里负担60%变为40%，市里承担60%。朔州市是新建市，资金十分紧缺。市里资金不到位，省里的资金也不给下拨。因此学校领导把落实资金作为头等大事，齐心协力，不辞劳苦，顶酷暑，冒严寒，跑省城，求市里，落实计划，落实资金。其间深深体会到个别领导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几次我们刚进门，立马被推出门外，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即使这样，过上几天，我们又去找人家。因资金不到位，使工程多次停工。我们想方设法找关系，托熟人让企业作担保向银行贷款，才解了燃眉之急。经过四年努力，1994年师生终于搬入新校，尽管我们设施很不完善，还是为师生带来了喜悦。时隔16年，师范又一次迁入新校，校舍更宏伟宽敞、设备齐全。师生心情更舒畅。
社会在发展，朔师在发展。从三尺讲台到多媒体教学，从一二百学子到五六千人，从肩挑吃水到开关自来水，从平房火炉到高楼暖气，从马拉胶车到广州本田……我是师范的学生，又是师范建设的参与者，也是师范发展壮大的见证人。我坚信，在新的形势下，师范一定会创新奋进，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