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金贵
时光过得可真快啊，一转眼我已到了“耳顺”之年。工作了四十年的我，也便从岗位上退了下来。
退下来，思想轻松了，但脑子里还常常回忆一些往事，真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幕一曲曲浮上心头，有的回味起来，还真有意思。今天，我给大家特别讲讲那条棉毯裤的故事。
1964年秋，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山西省朔县师范学校（现为山西大同大学朔州师范分校）。那个时候的朔县师范正办得如火如荼，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经过历届校领导和师生的共同努力，发扬“贺龙中学”的优良传统，自力更生、勤俭办校、教学相长、全面发展。特别是经过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的洗礼，全校师生在校党委的引领下，不畏艰险、战天斗地取得了教学和生产的双丰收，校长刘志英代表全校师生参加了全国群英会。说到这里还想多说几句。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原因，我国人民进入了“困难时期”。国际上帝国主义实行对华经济封锁，苏联背信弃义给我们施压，让我们限期偿还一切债务；再加上名流叫嚣反攻大陆；党内有些人也搞浮夸、冒进。国力大减，人民的生活空前的吃紧，有的地方甚至有饿死人的情况。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和“七千人大会”号召全党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各级政府改变作风，积极开展生产自救，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所以城乡上下，工农商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全国蔚然成风，大家开动脑筋、积极努力寻找生产、生活的出路。我所在的学校在征得上级同意的情况下，试行半耕半读。学校养猪、养羊、养牛，还开垦了3000多亩耕地，同时还开设了校办工厂。为了方便师生缝补衣服，还开办了缝纫社。我的棉毯裤就是在这个缝纫社做的。
人常说，国富民强。而国家困难，家庭自然也更紧张了。就我家而言，真是节外添枝，就在举国困难的情况下，1964年春，我的母亲终因久病成疾，不治身亡，这对我的家庭来说真是晴天霹雳、雪上加霜。一个穷苦农民家庭，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尽管那时上学花的钱不多，但经济的拮据是可想而知的。幸运的是我报考了师范，当时这样的学校除了穿衣和少量的日用品外，其余都是不收费的，包括伙食费、学费、书费等等都由国家免费供给。再说当时，我几乎没有多少衣服可穿，夏天一身单衣，冬天一身棉衣，这就很不错了。至于春秋两季适宜的毛衣、毛裤根本想都不敢想。这种情况当时在学校不光是我，很多同学都是如此。
记得有位同学发明了用棉毯做绒裤一招，我和樊钰同学积极响应，二人共花了七元六角钱买了块棉毯，由多才多艺的王振旺同学给裁剪成裤样，再由支玉兰、焦玉莲在校缝纫社给精心加工，就这样两条崭新的棉毯裤在那年秋天就穿在了身上。可能今天的年轻人会说那叫啥衣服，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甭提有多高兴啦。春秋可以御寒，活动起来又挺方便。特别是我这个爱运动的更尝到了甜头。原来没有这条棉毯裤时，春秋两季所着服装完全是两个极端，要么单的，要么棉的，中间没有过度的，所以经常犯腿疼病。自从有了这条棉毯裤，我的腿疼病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在我和樊钰同学的带动下，又有好多同学都做了棉毯裤。我的那条棉毯裤一直穿了好多年，直到1972年国家给我转正定级时，我还舍不得丢开它，一直穿到不能穿为止。
今年63岁的我，按老百姓的说法是逢九年，逢九过年是要穿红衬衣、红外衣的，还要系一条红裤带，这些我的老伴和我的女儿都在春节前给置办好了。女儿花了700多块钱给买了件七匹狼橘红色上衣，就是为了图个吉利，但从我的心眼里讲，觉得还是贵了点。尽管我的工资已经增到了我参加工作初的90倍，心里很满足，但穿这样“昂贵”的衣服总觉得有点奢侈。当今时代国家富有了，人民富有了，但节俭、勤劳、吃苦、上进的本质不能丢。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两个务必”不能忘。有打油诗为证：
胸怀坦荡抒短文，
山歌一曲颂党恩。
棉毯裤薄韵味深，
生活艰辛心赤诚。
当年贫寒师范生，
而今幸福乐融融。
作者简介：贾金贵，男，1947年1月出生，平鲁区人，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高级摄影师。1971—1973年在朔师学习。毕业后先后任文艺团体编导、编辑、电力企业职工俱乐部主任。先后在省、部级以上各类报纸、刊物上发表文学、理论、摄影等作品数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