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帅
那是一个一纸录取通知书就能改变命运的时代，那些被各类大中专录取的学子被人们称作时代的幸运儿。
我们的命运是在中考时改变的。
30年前，也就是1981年，师范学校由招收高中生改为招收初中生，我们在中考中以优异成绩考入朔师。当时拿到录取通知书便意味着已经变身为一名准公职人员，这曾经让我们这些大多从农村来的十五六岁的孩子激动不已。
那时的我们稚气未脱，天真顽劣而充满朝气，我们并不懂，命运的幸与不幸才刚刚开始。
（一）
我们那一届300人分6个班级，119到125，我们被编在119班，与火警电话同号。若干年后回想，119仿佛是我们那个班的命数和运数，注定要书写一段风风火火的故事。
最早播撒火种的是我们的首任班主任郝米山老师。他是刚恢复高考考入师范后留校任教的，与他同期留校的还有孔宪明、韩尚芾、李宽等老师，他们个个治学严谨、学养深厚、才气逼人，让我们敬佩不已近乎崇拜。郝老师学问做得好，课讲得引人入胜，同时也十分善于把握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心理，善于激励。在他的煽乎下，119班很快“火”起来，不仅在学习成绩上同年级名列第一，在学校运动会、歌咏比赛等活动中也是名列前茅，甚至是卫生评比、义务劳动之类的事情，大家也要争取拿第一，而每一次优胜都能让我们热血沸腾。
因此，在那个物质匮乏、单调，精神食粮也不充足的年代，我们的生活还是蛮有活力。我们读高尔基，也读弗洛伊德；我们大段大段地摘抄《牛虻》，也热议争鸣《红与黑》；我们曾为女排夺冠夜半敲着脸盆欢呼雀跃；也曾为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陶醉；我们不拒绝虚无，但痛恨虚伪；我们崇尚集体主义，也热衷个人奋斗。正如王蒙《青春万岁》序诗里描述的那样：“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也是在那个时候，在郝老师的鼓励下，我狂热地着迷上文学，这为日后的职业生涯转向埋下了伏笔。
（二）
一个学期后，命运给了我们人生第一次抉择难题。
学校送走了上一级英语班，决定从6个班级里选择一个班学习英语专业，这个机遇给了119.学校给了我们自主抉择的权利，或者留下来学英语专业，或者转到其他普通班。结果原119班学习成绩特别出色的十多个同学分别转到其他班级（其中有三位天分极高的同学，他们是阳高县、天镇县、山阴县的中考状元杨清、郝玉英、白元明），同时有四、五个同学从其他班级转过来。那段时间，原班主任郝米山老师大概有些郁闷，新任班主任彭世权老师也有些不爽。对这段公案作为学生不宜评说，但当我们做了老师后，就十分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了。
转为英语班的119，班风格调与先前大不相同，似乎一下子沉寂下来。一是学习压力异常沉重。我们中的大部分英语学习起点为零，两年半时间要学完当时三年大专要求的许国璋《英语》4册以及口语、语法课程，一周六天，16节英语课，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二是幸运儿们感受到了不幸。与我们同期中考落后者读了两年高中后高考捷报频传，曾经“不如吾”，转眼“吾不如”，纠结、郁闷大概是那段时间每个人的心理写照。三是新任班主任彭世权老师主导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反对锋露，打压躁动，刻意让大家沉下心来。有例为证：当时流行鸭舌帽，俗称前进帽，有几位哥们大概是青春期逆反闹的，竟然在同一天戴着相同样式相同颜色的前进帽进了教室，把大家乐得够呛。彭老师发了脾气，把那几个小子好一顿训斥，比较经典的一句严厉责骂是：人不前进帽前进，充什么英雄好汉！
彭老师是一个“情商”极高、擅长斡旋的高手。他努力向校方争取，把119英语班“专”字做实做足。逐步配置完善了电化教学设备，消减了音乐、美术、生物等课程，增加了英语主修课课时，应对校方组织的各类年级活动也不像先前那般逢标必夺。当其他班同学在追逐时尚潮流时，我们班同学却在苦行僧般地刻苦学习。彭老师告诫大家，现在需要扎扎实实，力戒浮躁，比拼不是现在，而是未来。他激励大家的策略看似也简单，学完一个精读课就小考一次，成绩还要公示，搞得大家相互较着劲地学习，为成绩排名使得同学间羡慕嫉妒恨的情绪大概都有。而不简单之处在于，不管什么形式考试，绝对没有一个投机取巧作弊的，以至今天我也没想透为什么当时大家那么傻地被彭老师的分数榜“奴役”。
几年后我们发现，当时“被奴役”、貌似老实的家伙最能折腾。比如后来考入北二外的刘春明，弃教从商的师建平，他们的成功应该得益于当时听老师的话、不折腾吧。我是班里最不安分的学生之一，我的许多时间都在读文学经典和写一些无病呻吟的东西，曾经执拗地认为可以另辟蹊径趟出一条自己的路，结果英语成绩沦落到打狼的地步，这让曾经是中考全镇第一的我大为沮丧。二年级期末时，彭老师找我严肃地谈了一次话，大概意思是：119培养的是英语教师，你毕业后或许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但如果你不教英语是因为专业不合格，男儿颜面往哪搁？他的话激发了我知耻而后勇的豪气，在师范那年暑假，我留在学校50天没回家，昼伏夜出，独自待在教室永夜不眠，把过去落下的功课都补了上来。新学年开学，我的成绩从倒数一二跃升中等，最好排名达到过14.我赶上来了，就意味着全班没一个掉队的了。一年后毕业我被选拔到阳高一中执教。如果不是彭老师的激将法，我可能给母校和老师们丢脸了呢。
彭老师主导的教育观大体可以归纳为三句话：治学贵乎专，为人贵乎达，做事贵乎通。现在回头看，他说的许多话和“少学稳重老学狂”的古训是一致的，和社会要求是一致的，这使我们日后走向社会大受裨益，当青春热血遭遇冷风枯雪时，每每想起彭老师的教导，就会豁然许多。除班主任彭世权老师外，给予我们教益最深的还有张秀英老师、王宪福老师，李寅生老师，他们同样对我们这一班人偏爱有加，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堪为师范精神之楷模。
（三）
短暂的三年之后，我们毕业了。离校那天同学们都哭了，但一上列车，大家就恢复了欢笑。师兄赵树江问大家，刚才为什么哭，哭什么？问得人人一脸茫然。那时我们就是这般稚嫩没城府，多年之后回望才懂得，那时刻的眼泪是许多人一生中最纯真的、最绚丽的泪水，怎能说得清楚？说清楚了也都涉嫌虚伪。
119班毕业当年就火了一把。由于英语教师奇缺，我们成为各县中学的抢手人才，大部分分配到县城高中部教学，而我们同期的普通班同学大多分到了乡下中小学。
高起点之幸运并未让我们一帆风顺。八十年代初期是唯学历论风行的年代，我们持师范文凭在高中执教，再加上我们十八九岁的稚嫩年龄，难免学养和经验不足，因此受到许多怀疑和歧视。但几年之后，我们就赢得了社会的刮目相看。比如和我一起分到阳高一中任教的四位同学，几年之后高考走了两个，一位调入大同一中，我籍文笔之力调到县文联，后落脚北京。后来还听说一则：某私立高中高薪聘请教师，我的两名同学前去应聘，报上简历后被告知：八四届朔师毕业的不用参加笔试，试讲之后就聘用了。我听后感言，有此社会评价，大可告慰曾经滋养和教导过我们的母校和恩师了。
2004年是我们毕业20周年。学生时代唱《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时曾有约定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曾任班长、时任朔州城区副书记的王志杰和几个“大款”同学牵头，组织了这次同学聚会。大家回老校址故地重游，到新校址看望故旧，回忆那火热的年代，火热的青春，交流述说着别后各自的风风火火，酒过三巡后，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的豪情就搂不住了。
我粗粗统计了一下全班43人的资料：学历平均超过本科。按地域分类，北京4人，太原2人，大同、朔州市10余人，在各县城重点中学任教10余人。按行业分类，大概一半从教，四分之一从政，四分之一从商。从教者大多已获高级职称，从政者有处级三位科级若干，从商者财富不便透露，但足令前二者侧目。当初转到普通班的10多名同学在各自的领域也是出类拔萃，依然可做我们的榜样。总体来说，朔师八四届应该说是十分出色的，而119班同学的发展轨迹可能更具代表性，如果母校编校史，建议添此一笔。
写这篇文字时，我与恩师彭世权通了一次话，希望听到他一些关于119一班人的评价和希望，他说：你们始终在正道上努力地走着就是我的欣慰，你们越走越远、越飞越高就是我的期待和骄傲。我通过QQ群征询同学们的意见，得到的回应与老师寄语一样低调，概而括之大体是：八十年代新一代已成老一辈，光荣与梦想属于下一代了。
正发愁如何收尾时，一位老友发来短信，提起30年前毕业时我写给他的几句狂放之言：“本非池中物，风雨化金龙，历史将证明，我辈不平庸！”如今看来也不全妄诞，抄录下来权做结语。
作者简介：师帅，男，汉族，中共党员。1966年2月生于山西省阳高县。1984年毕业于山西省朔县师范，后续本科于北京市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后续研究生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大众媒介传播专业。毕业后分配阳高县一中执教，1989年调县文联。1994浪迹京城打工，做过报刊编辑等差事。1998年调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保障局，先后做过办公室科员、副主任、主任。2006年调任西城区人民政府办文秘科科长、街政科科长等职，2007年调任西城区委社会工委副处级调研员至今。多年从事文字工作，执笔起草近千篇文字材料计四百余万字，在各类报刊发表文章一百余万字，所执笔的十余篇调研曾经获市、区调研成果一等奖。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公务员三等功、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