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生之德或德性生活价值提升的意义上说，人类审美精神的思考，必然关联着道德问题。道德问题与人类审美精神的思考，使人对世界充满了信心，在美德伦理和诗性伦理中，人们对生活丰富性体验直接包含着美学精神，因为在思想者看来，处处有良知，处处有仁义，这就是一个“诗性的世界”。古代哲学家非常强调与审美相感通的道德境界，特别是“尧舜气象”和“孔颜乐处”，历来为中国士人所称道，正如牟宗三所言：“然每一圣证，虽可相视而笑，或喟然而叹，以相喻解，然而内在于各圣证之本身说，皆是一绝对之圆满，而圣人皆是无对者，永远自我作主者。即使圣人忘我，无人相，无我相，然亦永远是浑一无对，法体自尔，而此即是超然之大主。”“圣人气象同天地。天地无对，决不会有一个跳出天地而外于天地之天地。”从中国哲学对美学的把握中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体验精神与道德追求，本身就是哲学与美学相统一的思维。
基于此，汤一介曾“借”田缅尼卡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来探讨哲学文化问题，事实上，就是泛美学的思考。他说：“崇尚自然，可以解释为，在中国文化中把自我看成是一和谐的整体，这说明它有追求自然和谐的观点。体证生生，可以解释为，在中国文化中，把人和自然看成是和谐的；德性实践，可以解释为，在中国文化中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和谐的。”这样的思考，就是人类审美精神的自由表现。先秦伦理学和宋明理学，有关道德实践的看法，都可以作人类审美文化精神的理解。例如，孔子的仁与礼，孟子的义与勇，荀子的去蔽与化性去伪，朱子的德性之知与持敬之知，阳明的致良知与本体功夫，都是从生命整体出发，把美善关联在一起。
从精神生命的神性沉思中，从神圣生命的诗性价值出发，人类审美精神的思考，也关联着宗教问题。宗教是关于神和信仰、灵魂与轮回的学说，这些问题，都涉及神秘的内心世界，甚至要涉及神话思维问题，因此，关于宗教之思考，可以深化美学的理解。从佛教禅思与生命哲学的比较关联中，阿部正雄指出：“按照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轮回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限的。这一无穷无限之界就是‘生界’，正如‘众生’一词所表示的，人和其他众生在此界内不分彼此。这意味着对于人的本质和拯救，佛教并没有给予人以特殊的和超越于其他众生的地位。”“佛教，在这一点上与基督教迥然不同。如《创世纪》故事表明的，基督教指定人负起统治其他一切创造物的任务，并把这归诸只有人才具有的上帝形象，通过它人才能不像其他创造物而直接响应神谕。这里，可以看到基督教里在创造物中间的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基督教和佛教都首先关切人的拯救，但是，它们关于拯救的基础是不同的：在基督教中是个人性的，在佛教中则是宇宙性的。前者，人与上帝的个人联系是轴向的，以宇宙为圆周；后者，个人的痛苦及解脱在非个人性的、无限的、宇宙论范围中，甚至连神人关系，也包含在其中。佛教的立场表明，如果人自己能解脱生灭而证悟，那么，一切众生也以同样的方式解脱生灭而证悟，这是由于为人和其他生物共具的生灭本身完全被克服，真正的实在，完全被揭示。
一旦人实现了人人本具的可能性：佛性，一切众生，也就得到它们的佛性。据佛教的传说，释迦牟尼悟道时，激动地说：“奇哉，奇哉，何意一切众生，同具如来智慧德性。”这种对存在的体悟，对生命的领略，因其心灵的神圣化而具有泛美学意义。严格说来，宗教哲学和心理学，关于神秘体验问题的说明，关于圣境，关于神性的说明，皆使宗教问题本身具有了美学意味，也使生命问题扩散并贯通到一切精神科学之中去。
审美与自由相关，更与生命创造密不可分，它追踪文明的脚步，聆听文明的自由心声，故而，从文明历史意义上说，人类审美精神美学思考，也关涉文化价值和文化理想。历史、艺术、工业、语言乃至一切创造物，都可以纳入文化问题之中，尤其是民间文化，在文化学中处于特殊地位。文化问题，事实上，就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本质问题，维柯、谢林、卡西尔、马林诺夫斯基、弗雷泽、泰勒等，在这一问题上相当有发言权，他们的解释，对美学也很有启发性。事实上，现当代美学探索，不少思想者，自觉地从这一角度契入美学思考中去。许多学者也注意从这一角度研究美学问题，正如卡西尔所言：“所谓的自然，是隐含在奇妙神秘文字后面的一首诗。我们若能破译这个谜，就会从中认出人类精神的奥秘，它在惊人的迷幻中追寻自己时逃离了它自身。”他还就语言、符号问题进行讨论，并指出：“神话是不可避免的，它是语言的内在必然性。如果我们把语言认作思想的外部形式的话，神话，就是语言投在思想上的阴影。只要词语与思想没有充分相符合，这阴影将永不消失。从最高的词意上说，神话是在文化活动的每一可能领域中使语言对思想施加作用的力量。”
文化追溯，就是进入日常生活的精神世界之中，就是对古老又恒定的宗教信仰与道德信仰等精神现象的描述，也是对原始的实证的文化材料的沉思，因而，文化学提供了美学的历史背景、精神复杂性和文化维度的依据，它给美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关于艺术和文学的思索，给予美学最亲切的关照。人类审美精神的思考，关涉十分复杂的心灵问题、生命问题和语言符号问题，它给予心灵思考最大的文化空间和历史空间。随着精神空间的扩大，人们对美学的领悟，也就会变得深邃，这种泛美学思想所具有的后现代意义，在人们对未来还缺乏信心时，尤其具有启示意义。一旦人们自觉地从这些古老的心灵哲学和神秘思想中吸收一些养分，就有益于拓展精神空间。人类审美精神是思想的自由延伸，是生命问题的整体把握和诗意沉思，而且，人类审美文化精神之间具有广泛的联系，从存在与思想的精神考察中，可以显示出美学思想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3.在审美艺术中体验生命的自由与爱
艺术，在美的生活与美的世界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文明生活自由的意义上说，没有艺术的世界，是无聊的世界，因为只有艺术才能使我们的世界充满着情感与思想、欢乐与美丽。艺术世界联系着生活世界，同时，又让我们在自由的艺术中重温生活世界，发掘我们所不知道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从而在美的自由生成与美的启示意义上，为我们重新理解生活世界提供了诗性想象的基础。不同的艺术，带给人的快乐与幸福体验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多种多样的美丽的艺术：音乐的艺术，舞蹈的艺术，诗歌的艺术，戏剧的艺术，电影的艺术，歌唱的艺术，建筑的艺术，绘画的艺术，一切的艺术，使我们的世界充满自由的光芒，这也显示了人对生活美丽的追求。真正的美丽世界，并不过分追求物欲享受，他们更追求艺术享受，因为艺术享受是自由世界的重要法则。在我们的世界中，人们如此追求物欲的享受，是因为我们太贫穷，或者说，贫穷得太久了，等到我们能够真正解决饥饿与贫困问题，我们就会有“美的向往”，就会追求真正的美的艺术的创造。
我们的现代艺术，还是过分追求金钱的荣耀，其实，艺术的自由精神与自由形象才是最重要的，显然，我们的许多艺术家都没有承担这个责任。如何创造美的艺术？如何创造美的世界？这才是我们文艺美学要思考的根本问题。“美在生命”，我们应把美学看作是一门关于生命自由的学问，把美学从狭义美学中解放出来，其目的，也是为了拓展美学的思维空间，使美学更具有生命启示性。富于生命启示性的美学，才是真正的美学。这种美学的创造，并不容易，它不是学院玄思所能创造的，与一切文字考古和文献编辑无关，它只能来自心灵深处的生命感受和体验，来自人的智慧，来自人的证悟和理解，来自不屈不挠的创新意志。在现代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不少美学家从诗思入手，把德国生命哲学与中国生命哲学，融贯在文艺美学的领悟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美学思想。
从这种生命启示性出发，美学思想空间，就显得博大而神奇，因为我们不仅可以把泰戈尔的《生命的亲证》看作这样的“诗意范本”，还可以把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诗剧”和歌德的《浮士德》看作这样的“诗意范本”，甚至可以把《古兰经》、《圣经》、《奥义书》、《道德经》、《南华真经》看作这样的“诗意范本”。更具体地说，我们不仅可以把米开朗基罗、凡高的画，也可以把罗丹、摩尔的雕塑，毕加索、马蒂斯的绘画和陶塑，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看作人类审美精神自由表达的范本。诗歌、小说、剧诗、音乐、绘画、雕塑，乃至建筑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化学、诗学等，皆可以视作这样的泛美学领域。只要思想本身具有生命启示性，它就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这是艺术的美丽世界，它源于生活世界的想象，提升了生活世界的价值，人类文明的历史与美的创造的历史，就在于积累了无限丰富的艺术文明遗产，这些美丽的文明遗产与自然美丽世界日月同辉。
人类审美精神的生命启示性在于：它总是表达美与爱，因为美使生命充满自由的力量，爱使人对一切充满喜和欢乐。正如泰戈尔所言，在自然界中，蜜蜂只知道色与香以及显示出花蜜的踪迹的标记或地点，对于人的内心来说，美与喜，是不受需求限制的，它给心灵带来了“用五彩墨水写的情书”。
因此，“我告诉你，我们的行为本性在外表上无论多么繁忙，在她的内心却有个秘室，在那里她来去自由，不受任何企图的牵制，所以，她工作室内的火焰，成为节日宴会上的灯光，工厂中的噪音听起来如同音乐。在大自然中，外界的因果链条发出沉重的声音，而在人类的内心，它的纯净的欢乐似乎正在回响，犹如坚强优美的弦玉”。泰戈尔基于印度传统生命哲学观念的诗意表达，就是对美与自由精神的最深刻而独特的领悟，事实上，印度人的生命观就是自然主义观念，就是博大的天人和谐的宗教精神与美学精神的体现。
在《奥义书》中，古典诗人早就悟到：“万物从喜生，依喜而养育，由喜而前进，最终归入喜。”在无数的礼物中，爱自然地奉献出自己，如果通过它们，我们没有得到奉献者所给予的爱，那么，这些礼物就失去了它们的最充分的意义。“美是我们内心对无限者的追求，它不可能有其他目的，美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炫耀权力都不是创造的本意，无论哪里有一点色彩，一节歌声，有一点优美的形式，哪里就会对我们发出爱的呼唤。”这是怎样富于诗思的美学思想表达！
人类审美精神的生命启示性，也有助于存在的诗思，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诗思为现代美学解释者树立了光辉典范。列维纳斯，是这样概括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的：“重新找到世界。这就是，重新找到那以隐义方式在某地方展开的童年时代；向伟大风景的光辉，向自然的魅力，向群山的宽广的屹立而敞开；是一条在田野曲折穿过的路与桥所完成的统一，桥把一条河的两岸彼此联系起来。对建筑物的建筑风格，对一棵树的在场，对森林中光的作用，对诸事物的秘密，对一个壶，对一位农妇用坏的鞋，对在白桌布上的酒壶的光彩，都有感受。”这种概括，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海德格尔哲学诗思中的无所不在的体验意向。
海德格尔的哲学话语，成了他诗思体验的精神表征，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现实物的存在本身，从这些特许的经验背后显露出来，只要存在把自身给绽放出来，把自身信托给人保护，那么，人，存在的这位牧人，从这种思想中，就能得到自己的生存和自己的真理。看来，似乎只是自然的附加物的一切东西，早已在世界的光辉中发出光芒。艺术品，使这种先于人的光辉发出光彩，神话在自然中表达出来，自然被移植到本原的语言中，后者通过它的呼唤才建立“超人的语言”，所以，从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中，可以发现，面对自然，人应该学习。“他必须学会倾听、理解、答复，但是，这种语言的理解和答复，并不在于去探讨被发展成一个认识论的价值形态的那些逻辑思想，而在于诗意之居住，在于Dasein，在于扎根。”关于存在的体验，海德格尔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他的哲学在当代极受美学家之重视。存在，确实需要诗意地思，但这思不是幻想，应是展望、关怀与理解。当然，存在之思，也应流露出对命运的喟叹和生存的焦虑，事实上，20世纪的存在体验，已经展示了人的历史处境和现实处境，并对未来充满怀疑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