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意志”，不仅涉及艺术形象的自由表达，而且涉及思想价值的自由呈现，具体说来，没有强大的语言意志，艺术家的充实的生命形象就会受到压抑，同样，没有强大的语言意志，艺术家的思想表达就不可能显示出存在的深度与精神的隐秘。语言建构起作家的全部思维空间，激活了作家的全部生命记忆，富有生命的内心情感形象，等待喷薄而出。语言的激烈冲撞，构成内在的激情，而内在的激情，又等待语言来加以宣泄，大有势不可挡、雷霆万钧之势。作家与生活，作家与历史，作家与人民，作家与经验的全部关系，皆表现成生活与艺术，生活与语言关系，因而，维特根施坦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线”，“想象语言，就是想象生活形式”之理论具有现实意义。
作家对人生的全部理解，通过语言感知，通过语言来表达，因而，语言对于作家来说是极为关键、极为根本的。它不仅能体现作家的内在才情，作家的巨大创造性，而且能体现作家的情感观念、生命意识、精神判断和价值取向，作家因而获得对生活、对生命的理解，进一步说，作家因语言的自由而获得了文学的生命创造价值。语言的组合，语言的创造，在创作的自由阶段是呼之欲出的东西，它是生命的自由，而不是语言的拼接。作家的内心活动能够把握语词的全部情感含义，揭示它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和神秘意义。语言找到了它的特殊通道，就变得驯服、乖巧、灵性，它不再是僵硬的、孤独的、冷漠的、无言的对话。它与人亲切地交流，成为生命的重要构成部分，对象化了人的全部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中确证自身，表现自我，获得自由。因此，创作的自由是语言的自由，创作的痛苦，往往也是语言的痛苦，只有掌握语言机密，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在文学中所表达的美，便会获得充分的理解。
语言的自由流动，构造了形象和思想，意境与故事，最后，显示出文体的特性，从文学语言创作意义上说，文体创造与突变，显得非常重要。在僵硬的文艺学结构中，文体是以体裁论出现的，这种看法，外在于作家，外在于批评，其实，是对文学自身的深刻的误解。在真实的文学艺术创作中，文学创造，离不开文体创造，因为文体是整体的、生机灌注的艺术生命体，它不再是孤立的、断片的语言，而是有机的生命整体。它是语言创造的结晶体，也是文学的具体形式的抽象，更是在语言的高度综合和全部把握之后呈现出来的生命形态。“文体的独立性”，往往是独立的生命形式的表现，因此，每一文体都有独立的特性。
从文体的类型来看，诗、小说、剧本各有精神独立性，它带有基本的语言特性，这种文体本性，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历史存在的，它与人的内在生命结构相沟通。诗是感悟的爆破，它直观地悟透世界和人生；小说则是生命的历史记忆，犹如奔腾的江河有其开端，也有其终端，在整体行程中显得波澜壮阔；剧本则是诗与小说的结合，在特定的空间中，通过形象来强化生命冲突的意义，并着重突出悲喜剧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散文则是生活的随意感受、生命的某种断片领悟和生活历史的手记，文学文体中积淀了无数生动的形象，体现出艺术家的“无限自由意志”与“美感意志”。从文体本性来说，这些基本的文学文体规范，又具有各种各样的变体，但是，在本性上，它们是统一的，这种历史地形成的文体，经过了无数代人的丰富和改造，终于形成多元化的文体时代。
西方诗学，习惯于从文学的本质特性出发来界定文体，把抒情文学、叙事文学和戏剧文学看作是文学文体的三大类型，这是从文学本质出发所作的界定，而不是从文体的外在结构与内在灵性统一来界定的。因此，在创作和批评中，中国人乐于采取“四分法”，因为它坚持了事物的本性，保持了事物的原貌，当然，对本质的透视，也是文体区分的关键。我之所以反复强调“文体的意义”，不仅因为文体具有独立的形式特征和文本特征，而且因为文体决定并制约着作家的想象。作家对这种文体的掌握，是出自对潜在的生命本性之偏爱和热爱。由于文体涉及具体的语言，话语方式，隐喻，叙述者，抒情主体，体验流，同时，还表现为意象的构造，意境的创造，情节的构造。这些具体的文学元素，成了文学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文体永远表现为主体性语言的生命历史记忆与生命情感表达，它需要作家表现出潜在的无穷智慧。没有这些元素的独创，就不会有文体的独创、情节的独创；没有语言的独创、情景的独创、意象的独创、情节的独创、意义的独创，就不会有文体的生机与活力。文体是变化的、流动的、发展着的生命形式，作家的全部情感、思想都围绕着文体而展开，表现着文体的特性，因而，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生命创造活动中，在艺术的语言创造的过程中，形象生成和意义生成，是文学创作意志表达的最核心内容。文学创作，从基本表现方式来看，是语言的自由流动，而从精神体验来看，则是形象的构造和意义建构。在作家的内在精神体验过程中，文学更是活态的图像：“图像记忆”先于“语言记忆”，“图像记忆”优于“语言记忆”。
画家直接将图像记忆转变成视觉图像，而作家则必须将图像记忆转变成语言符号；语言所具有的二重性，唤醒声音图像，唤醒概念意义，说明这种无言的具有生命启示性的神秘的图像所具有的力量。图像记忆转变成语言符号，绝不是简单的过程，它需要作家整体地赋予对象以声音、语言、对话、动作、心理、活动、历史，这就是说，通过语言形象复活存在对象的生命，复活生命存在者的生命情感与意志。作家所构造的形象，是通过语言一点一滴逐步完成的。语言构造形象也并非十分困难，在人类的语言思维过程中，早就学会了用词语去抽象具体对象，通过词语便会唤醒对象。因而，文学创作，语言与图像之间，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在时间进展中完成，在语言对话中完成，在内心独白中完成，在行动本身中完成，在意识流中完成，在旁白和叙述中完成，在情感抒发中完成。语言形象的创造，特别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设置，人物关系和社会冲突的表现，内心独白与情感表达的和谐，人与事，人与物，人与词，人与心灵构成了艺术的生命空间。艺术形象，作为创作者的自由意志体现的复杂生命形象，就是艺术的秘密所在，也是艺术的无穷力量所在。
透过文字语言的表层结构，向意义与思想层面攀援，便会把握到主体性的内在的空灵的实体，意义往往就在于形象本身。通过构造形象，并将形象本身交给读者评判，这是文学意义的实现。通过构造形象，并将形象本身的生命活动、生命感受直接呈现出来，这是文学的意义。创造艺术，便是创造理解世界的方式；创造意义，便是构造生命形象。它通过形象启示来说话，通过整体思维来领悟，通过文学的精神整合来确证天道、人道和生命的不朽意义和永恒的价值规范。此时，真、善、美，便落实到具体的形象构造之中，爱、恨、丑，便落实到具体的形象运动之中。形象表达着全部的意义，成为文学异于其他精神科学的独有的创造方式。借助语言来进行生命的探索，生命可以有具体的感受，它由具体的欲望和要求，具体的希望和理想，具体的活动与精神原则所构成，但是，生命的本质意义，不在于外在生活表象本身，也不在于作家对生活的语言还原和情景还原，而是必须通过形象体现出作家的主观意图。
文学文本的诞生，是神秘、感性、具体而又复杂的艺术过程，它是母语创作者认知生命、想象历史、回忆往事的过程，也是母语创作者情感与生存意志的自由体现。生命的意义，并不直接写在书中，它通过形象来表达；作家对生命的理解，通过语言形式来凝定，过于强调写作方式对于创作的意义，是极不可取的；生命的思索，不是技法能把握的，它需要对整个人生有深刻的领悟，需要作家与其他的人类精神科学相沟通，因而，语言创造本身，不是孤立的精神活动，而是有着广阔的历史语言和思想话语空间。语言的思索，是生命在场的思索，是想象在场的思索，也是贯通历史现实的思索，这就使文学创造具有了理性的精神意义。它绝对不是简单的形象和现象还原，必须借助思想来虚拟，来假定，来创造，那么，人类世界的现实和未来，如何可能？具体的生命存在如何可能？生命的幸福和自由如何可能？生命的喜剧和悲剧如何可能？这就需要作家进行深度探索。于是，艺术符号和文学形式，往往也就展示了巨大历史想象空间，它是无定性形的，面向未来的，作家的全部开放视野和开放精神，也就展示在这种历史的假定中。文学创作必然是深邃无限的，富有创造力的文艺理论价值形态，必须对创作论和主体见创作意志有深刻而独到的发挥。
4.艺术形象的生存意志与文学批评家的评价意志
艺术家的自由意志要受到历史文化的挑战，当艺术家的自由意志对象化之后，经常还要受到批评家的评价。艺术创作者不断地创造新的艺术作品，在艺术品中，生动而具体的历史文化形象呈现出独特的生命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形象与生活形象，艺术形象与生命象征，让接受者能够感领到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艺术形象与艺术作品，艺术形象与艺术语言，构成了文学艺术的本体。在艺术活动的整体运行过程中，通过艺术作品的中介，把艺术家和读者联系在一起，把艺术家和批评家联系在一起，批评家作为文学艺术活动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自然要对文学作品形成综合而深入的评价。
批评家的自由意志，是“思想的意志”，是文学理想传达的意志，不全是现实创作的意志，因而，批评家的意志可能变得毫无道理，它要求艺术家“必须如何”，否则，就对艺术家没有好的评价。批评家的意志，可能会影响艺术家的意志，也可能影响不了艺术家的意志，从根本上说，批评家影响不了作家的意志，它只是对文学创作具有潜在的影响。当艺术家处于学徒期时，可能受到批评家意志的影响，但是，当艺术家走向成熟之后，批评家就不能影响“作家的意志”。作家永远按照自己的惯性创作，它只害怕读者与接受者，并不畏惧批评家的思想意志，但是，批评家的自由意志，能够影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批评家决定不了艺术家的意志，但是，批评的文学形象解释与文学价值反思，让艺术形象的价值得到不同程度上的证明。在文学活动中，批评家的意志与艺术家的意志，不是互动的平等的，而是两条道上的意志，他们在各自的思想意志中完成着“自我的生命价值确证”。
文学批评活动不同于创作活动，但它必然是创作活动的延伸，因为没有文学，没有创作，批评也就不可能存在，而批评就是判断，不是指手画脚，更不是打棍子、扣帽子。托多洛夫说：“批评探索的真理与文学探索的真理，是有共同属性的，即事物的而不是事实的真理，揭示的而不是相符的真理”，文艺解释学的价值形态，必须重视批评的特殊地位。“批评作为判断”，是面向文学自身的判断，这种面向文学自身的判断，既是独立的文体判断，又是历史的比较判断。在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时，在历史维度中进行，没有历史维度的观照，批评必然是盲目的。这种历史维度的观照，不仅涉及东西方文学、不同民族间的文学，而且涉及文学历史自身的结构，涉及整个人类的文学历史和具体民族的文学历史。它面向历史，必定有着历史文本自身没有的元素，这就必须有预见的眼光，能发现创造出新的质素和新的可能性艺术空间和思维向度。这种面向文学自身的判断，是文学史的判断，是内部规律的判断，是创作心理学还原的判断，是艺术形式的审美价值的综合判断。仅有这种价值判断还不够，还必须有更为广阔的文化社会学判断，甚至是人类学哲学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