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自由地思考状态下，情况又会如何呢？在思想长河中自由跋涉，必然接受各种思想、各种观念，一旦人失去了独立判断力和选择力，就会在思想的长河中淹没。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犹如漩涡和暗礁，个体思想的航船很容易置身于危险之中。杰出的哲人，往往从自我思想出发，在思想的历史长河中选择一两家与自我接近的思想系统作为对话的基础，他们从某一思想观念或主题出发，以此为基点，否定和批判那些与之相对立的观念，在批判和否定中确立新的思想，让经典思想在探索和创造中延伸，于是，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尼采对古希腊哲学的创造性阐释和批判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他曾指出：“我将概述那些哲学家的历史，我想在每个体系中仅仅提取一点，它是所谓个性的一个片断，因而是历史理应加以保存的那种不容反驳、不容争辩的东西。这是一个起点，其目标是通过比较来重获和创造那些远古的名声，让希腊天性的复调音乐有朝一日再度响起。任务是阐明我们必定永远喜爱、永远敬重的东西，那是后来的认识不能从我们心中夺走的东西，那就是伟大的人。”这就是尼采“带着思想的锁链跳舞”而能具有的自由思想智慧的根源。在思想的长河跋涉中，必须有巨大而独立的思想勇气，否则，就会在思想长河中淹没自己。锁链是必然的，但是，任何锁链又是人为的，创造本身唯有冲破锁链才能获得自由。
思想的锁链，还可能源于文化的、政治的禁忌，因为思想的自由永远是相对的。在人类文化中，在社会政治中，总有一些思想秘密不能道破，因为这些思想，对于文化和政治来说，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无论是在历史文化中，还是在政治现实中，到处都存在这些禁忌。就文化禁忌而言，如祖宗崇拜、宗教信仰、性禁忌、风俗禁忌，都使思想本身不能获得自由；社会政治的禁忌，也使思想的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真正像卢梭那样写作和忏悔的思想巨人极其稀少。康德是杰出的思想者，但在他的时代，其思想也受制于很多政治禁忌，他曾发誓不再讲有关否定宗教的言论，实质上，就是对政治禁忌的妥协。类似这种文化禁忌和政治禁忌，对于思想的约束的例子不胜枚举，人类思想史因此而带有悲惨而悲壮的色彩，只有那些叛逆的思想家，才敢于冲破禁忌，以“异常思”启人心智，唤醒人们的良知和自由。卢梭、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都是这样的启蒙者：卢梭冲破资产阶级的伪装禁忌，公然袒露内心的隐秘，揭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宣示社会契约的自由公正本质，并以人性自然崇拜为生命的价值目标，正因为具有这种叛逆精神，因而，他的思想放射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光芒；马克思揭示出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公然与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相抗衡，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方向；尼采对基督教进行最大胆的批判，摧毁了宗教禁忌的最后一道防线，预示了新时代的到来；弗洛伊德则冲破了性禁忌，大胆地揭示出人类的潜意识心理与性压抑的关系，为性解放与生命自由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任何大胆的科学宣言，必将带来人类思想的真正革命。思想受制于文化禁忌和政治禁忌等锁链，因而导致“思想的曲笔”和“思想的知识化”，这是自由的变相投影。
思想的锁链，也可能源于民族语言之间的不可沟通性，因为思想是个人的思考，也是语言的表达，语言总是民族的语言，正如康德所言：“一切语言都是思想的标记，反之，思想标记的最优越的方式，就是运用语言这种最广泛的工具来了解自己和别人。思索就是和自己说话，当然也就是在内心倾听。”语言自身，对于思想来说，既是自由工具，又是锁链，语言的问题，它所以成为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正在于语言自身的特性。在《汉语言的能说与应说》中，张志扬指出：“近现代史上，中国较之世界，其痛苦的经历，唯犹太民族可比。但察其表达痛苦的文字，诚如鲁迅所言，多在激动得快，消失得也快之间，不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类的道德文章而已，它并非某一个性所为，而是一个民族所为，尤其是这民族的汉文学所为。于是有问：痛苦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基于此，他进而对汉语言作了这样的剖析：“如此天理人伦的自然之道，一入诗思文运和象征比兴，当然也同步封闭于语言功能的上限与下限，即上没有了超验彼岸的无限大阻隔，不能逼出语言越界的自确证逻辑抽象；下没有了实体结构的无限小聚合，不能逼出语言晶化的自确证的逻辑具象。”所以，张志扬以20世纪的“启蒙思想与创伤记忆”作为问题，反省汉语言哲学的现代性维度、条件及其特质，为重建汉语言哲学的工作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语言成为思想的锁链及其对思想深度的影响是显然的，在思想的原创性表达受限的同时，是否可以通过转译其他民族的思想突破民族文化的屏障？显然，这是一个问题。
从历史实践中，我们也只是单纯地接纳别人的思想观念，并未形成真正独立的思想原创。事实上，在当代思想语境中，如何以汉语来转译德国哲学或诗思、印度哲学或诗思、法国哲学或诗思，依然是复杂而艰巨的问题。人们模仿哈姆雷特的话语说，“译还是不译，这是个问题”，这说明，思想的单向性与语言的锁闭性有很大关系。虽然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母语，但真正能够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同样是汉语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张子朱子、章太炎鲁迅等的思想表达，就颇具力度，而在许多作家和思想家那里，却失却了思想的力度。
思想表达受制于语言，必须冲破语言的锁链，最大限度地凸现思想的力量，这使得现代人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困难，因而，在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挣扎。挣扎本身是为了寻求思想的自由，而思想的自由又成了新的锁链；人在语言的牢笼中，又在思想的牢笼中；思想本身的锁链，决定了美学创造的限度与存在论思想的限度。不过，也应看到，美学的价值形态建构因为那些具有创造的思想而具有探索的张力，因而，我们无法寻求完善，也无法找到兼容并包、绝对自由的思想价值形态。思想价值形态本身的破碎，决定了新的探索之必要，问题是，如何做出属于这个时代、启人心智的回答，这才是价值形态建构与批判的关键。
2.存在的制约：思想解释的自由与不自由
思想扎根在历史中，人们可以从生活自身或从生命经验中获得赤裸的思想，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历史文化传统中学习思想，接受前人的思想经验，聆听同时代人的呼叫。传统的制约，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在无形中存在，对我们的生活信念形成价值约束；它在有形中存在，作为经典构成我们学习的文本。无数的语词和概念，思想演绎的逻辑，需要我们耐心学习，构成思想训练的强制性。人类的全部思想就是真正的思想史，思想史就是人的全部生活的复杂体现，故而，思想只有活在历史中，才能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人们只有接受智慧的思想才会变得自由，赤裸的思想只能让人永远停留在原始状态之中。思想永远有着自己的积累过程，它来源于生活，又回到生活，指导我们的生命实践。
人们往往只关心思想的结果，而对于思想自身的状态如何，则很少加以关注。思想的冲突与思想的锁链，在很大程度上，即与思想的状态有关。思想的当前状态可能是稳定的，但思想的发展状态往往是不稳定的、变动的；在历史维度中，人有时根本无法对自己的思想负责，事情过后，往往以此一时、彼一时来搪塞，“身不由己”，仿佛是思想不能独立的存在理由。思想者可能已经觉醒，但行动恰好与思想行为相悖；在思想上反抗政治文化禁忌，而在行动上则屈服于政治文化禁忌，因而，思想自身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就外因而言，思想与行动无法统一；就内因而言，思想与行动无法真正独立。由于思想本身的特点，导致思想的锁链及其对思想本身的损害。我想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思想具有流动性与停滞性。思想是运动的又是间歇的，思想是心灵的活动，又是对人自身及其周围世界的关注和判断。只要人活着，就必须思考，思想的初始状态往往混乱不堪，缺乏某种定向性。人站在自然环境中，往往被周围的事物牵制，通常由周围的人和事、现实的人和事触动存在论的思考，人的现实环境变化万千，思想活动也就变化万千。对于思想者来说，不可能总停留在这种情绪状态之中，必须从情绪中脱身，而专注某一事物、某一主题。思想是变动的，对于同一问题、同一事物，异时异地的思考往往有很大差异。人无法控制自己不思考，在思考者的大脑中，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观念，“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些观念的束缚。在思考过程中，人们往往考虑多种思想观点的调和问题。假定每一学说皆有其合理性，如果站在同情性理解的立场上，那么，思考往往会因时因地发生很大的变化。思想象江河，有风雨，也有潮涨潮落，思想象流水，奔腾向前，不可终止，同时，又有回环曲折。思想的间歇性与重复性，是不可忽略的，思想某个问题往往会发生冲突，可能会暂时中止问题的思考，思想的间歇性，有时妨碍思想的完整性，有时并不妨碍思想的连续性，一旦重新思索某一问题，思想又可以继续。正因为思想有运动、有间歇，因而，思想的重复有时就不可避免。当人习惯于从同一思路去接近问题时，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往往也遵循同一路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
思想的价值形态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与这种思想状态相关。当人用相同的思路去分析所有问题时，实质上，形成了封闭性思想结构；人不可能调和多种思想，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思考。独立思考，有其独创性，这种思想的价值形态性，往往因分析的独特而具有魅力，同时，也因为思想的定势而具有某种锁闭性，所以，换位思考方式就显得比较重要。思想的个人重复，构成了思想的个性化价值形态；思想，在运动过程中自我否定、自我肯定，有时在情绪化运动中，思想自身构成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圆圈。人得益于这种思维独特性，同时，也损害了这种独特性的价值，这就是思想自身构造的锁链。
其次，思想具有依附性与反叛性。正因为思想是反情绪化活动，探索一个问题或一个事件，往往需要复杂而缜密的思考，因而，思想的逻辑往往是思想者的首要功课，“不学逻辑，无以言思想”，德国的大哲学家，往往是杰出的逻辑学家。逻辑是思想价值形态，具有确定性特征的必要保证，也是思想可传达、可交流的重要依据。只要你思想，就必须遵循思想的逻辑规则，维特根施坦把它称之为“游戏规则”。如果说思想是语言游戏，那么，必须遵循语言游戏的规则，康德指出：“不是就单纯的形式，而是就质料而言，逻辑是一门理性的科学，是一门思维的必然法则的先天的科学，但不是关于特殊对象的，而是关于一切一般对象的；逻辑因此是一般知性和理性的正确使用的科学，但不是主观地使用，亦即根据知性是怎样思维经验原理使用，而是客观地使用，亦即根据知性应当怎样思维先天原理使用。”正因为以逻辑作为思想的基本准则，因而，东西方哲学的历史和美学的历史大致具有某种共通性的存在论主题，这使得美学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你要思想，就必须遵循这种思想的逻辑，否则，你的思想就会无人理会，这使得思想的创造有一定的准则，所以，人很难获得思想的绝对独立性。正因为如此，思想方法的突破，往往就决定了思想的突破。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思考之前，就有大量的思想存放在思想库里，这或者是现实法则，或者是习俗经验，或者是文化惯性，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用不着独立地思考，只需到思想的宝库中去取出某种思想。从思想的历史或历史的思想出发，就有了“思想的信托”，思想的锁链，必然构成思想的惰性，人云亦云也就成为必然。思想的依附性，使人们在思想状态中失去了思想创造的动力。古今中外，历来有“重圣典”和“尊先王”的传统，因而，思想的依附性更受到了合法的保护，所以，人类思想尽管驳杂不堪，但思想的真正进步非常缓慢。这样一来，思想的叛逆性就显得非常重要，古往今来，思想叛逆者都有共同性的特点，即反流俗观念，从生活自身进行思考，具有保护原初的生命力和本真个体的思想意向。他们在思想上不具依附性，而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往往通过大胆地宣言，大胆地批判，或怀疑权威性思想而以体现。思想本身，因为依附和反叛具有创造性张力。
思想的反叛性，特别体现出怀疑主义精神，怀疑有时是非常恐怖的。接受流俗的思想，人云亦云是最轻松不过的美差，许多思想者以三寸不烂之舌，传播着这种流俗的思想，有时还能博得人们的夸奖与喝彩。流俗思想的破坏者和怀疑者，可能并不急于建构思想价值形态，而热衷于思想的怀疑。
以怀疑的立场重新估价思想本身，结果，在流俗的思想中只看到了虚无的倾向，其实，从思想史上看，怀疑论者把我们引上了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