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所谓本位话语，不只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和话语方式去表达的问题，它还包含着个人如何寻求主体性话语表达问题，这就是说，本位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民族话语的建立和民族精神的呈示，而且也在于个人主体性话语的创造性表达。在此，生存论与文明论的阐释上升到了重要地位，个人主体性话语的创造性表达，成了比较诗学或文艺美学探索的意义所在。通常，比较诗学观念，易于形成偏见，即以为比较诗学探索，只需要把中外诗学理论进行历史性比较和分析。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因为比较诗学探索，无论是平行比较，还是影响比较，都离不开历史性原则。在影响比较中，历史性原则体现得更充分一些，比较诗学探索，如果离开了这种历史性原则，比较自身也就是一句空话。
尤其是今天，人们越来越渴望自顾自地独立言说，除非你完全不在意别人怎么说，完全依赖于主体性经验，否则，不可能回避历史性原则。从诗学解释或文艺美学解释自身来看，当前的诗学探索或哲学探索，总是深深扎根于历史中，无法从根本意义上遗忘古人，漠视历史，因而，即便是独立性的探索，也离不开对历史思想的重新理解。在历史思想的巨大时空中，任何判断和分析，都离不开比较和选择，因此，比较探索本身离不开历史性原则。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不断地讨论孔子、老子、庄子、刘勰、司空图、钟嵘、严羽、王国维，同时，又不断地讨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里达，唯有在这种东西方思想史中，本位话语才找到历史思想的根基。从当代比较诗学的探索来看，比较的方法，对于中国诗学和文艺美学价值形态的建构十分关键。它打破了单一的理论话语系统，而形成了相互渗透，它的内涵更加丰富了，克服了西方诗学的知识论解释的单一性。
现代中国诗学，则借助西方诗学的当代理论获得了新的建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巴赫金、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福科的新历史主义诗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诗学，还有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诗学理论，都对当代中国诗学的重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比较文化探索中，随着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当代诗学的深入理解，真正富有创建意义的未来中国诗学的建构，越来越显示出独特风貌，只要我们摆脱实用功利主义的纠缠，真正富有思想创造的现代中国诗学自然可以产生。从文化生成意义上说，中国应该产生那种对世界文化具有推动作用的诗学价值形态，唯有如此，比较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任何伟大的思想家，在今天都回避不了古代思想文化遗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就根本不可能独立言说呢？否。相反，在历史思想的重压下，更应培养特殊的批判精神，以便形成主体性本位话语创造。只要生命体验相同，就有可能形成与前人相同的看法，也有可能与后人暗合，因此，个人主体性话语创造在当前看来是新异的，说不定它已蕴含在历史思想中，只是未被发现而已。为了尽量减少这种重复，所以，我们才经常在历史思想中获得灵示，历史性话语批判与本位话语表达，总是有力地构成互动，在视界融合中，构成自我的生命表达，以此来确证比较诗学探索的价值。缺乏这种本位话语观念的探索者，必定在比较诗学探索中迷失方向。比较诗学，最自由的方面在于：“寻求浪漫”。什么是诗学或文艺美学理解的浪漫？
实际上，就是诗人对自由的最强烈的渴望。如何最大限度地达成限度的自由想象？必须追踪诗人的心灵活动，例如，对于德意志诗人海涅来说，诗的浪漫，就是对民间的神话与想象性传说的诗歌表达，莱茵河的梦、莱茵河的水与莱茵河的歌声，通过诗人语言和想象，把人们带往那美妙世界。在海涅的浪漫曲中，歌唱的是青年男女的美丽爱情，简洁而美丽的语词，伴随着丰富的形象，激活人的心灵情思，这就是浪漫性。在浪漫性中，有神话，爱情，寂静美丽的夜晚，春花烂漫的河流，一切的一切，让人们超越世俗的平庸，在纯粹的美感中升华，这就是诗歌的浪漫性。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性，也离不开神话，神话与自然力量自由交融，不可知的事物在诗中灵光显现，人在自然的诗境中明白了生的意义，神话中的神灵，无所不能地把人的意志与欲望，把理想与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浪漫性”，它的本质就在于把梦想、理想、幻想皆变成现实。
诗学或文艺美学所追求的诗性或浪漫性，就是要对诗歌艺术的美感重新发现；比较诗学，不仅是对古典诗学的再解释，也是对优美诗歌的再发现。诗学或文艺美学，永远面对诗性的本文，也面对富有诗性的生存，比较诗学或文艺美学意义上的“本文之思”或“生存之思”，必然能让思想充满自由与美感。
3.诗意追求与诗学的审美价值观念的确立
转向生存体验，追求诗意化人生，是现代浪漫派诗学的美学追求，所以，比较诗学，对于文艺美学的极重要作用在于：为开辟生命的诗性自由理解提供一条道路。前面已经谈到：随着本位话语观的建立，个体主体性本位话语创造，便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人提升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就是说，比较诗学作为知识价值形态，如何包容生命表达？比较诗学的“本文”，告诉我们，在比较诗学探索中，知识性表达易于实现，生命性表达则难于奏效，因为知识性表达只需要花费苦功夫，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就能达成独创性发挥。
知识性表达，易于开启思路，纠正偏见，洞察历史，审度本原。相对说来，生命表达则要困难得多，因此，有一部分学者极力反对在诗学探索中进行生命阐释和发挥，而力图保住纯知识性立场。如果知识不能激活人的生命，促进人的生命，相反，压抑人的生命，远离人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知识性探索之意义和价值，便很值得怀疑。在人文科学中，生命表达与生命捍卫是科学本有的使命。因此，在比较诗学探索中，应当从知识性立场入手进而落实到生命性立场上来，唯有如此，知识探索与生命探索才能得到真正的统一。显然，我们可以从知识论与存在论相统一的意义上，重新评价宗白华的诗学与美学思想努力，这种评价本身，有助于重新认识宗白华基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诗性反思对现代诗学与文艺美学创建的思想价值。
在宗白华那里，知识性立场与生命性立场，高度统一了起来，例如，在《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中，他不仅涉及中国艺术精神，也涉及德国艺术精神，他从中国读者论坛学中拈出了“空灵”与“充实”两大范畴，把生存的诗意与超越精神提升到了新的思想高度，所以，他说：“文艺境界的广大和人生同其广大；它的深邃，和人生同其深邃，这是多么丰富、充实！”然而，“它又需超凡入圣，独立于万象之表，凭它独创的形相，范铸一个世界，冰清玉洁，脱尽尘滓”，这又是何等的空灵！他的这些主体性本位话语，并非漂浮而来，而是植根于中西生命哲学的历史话语中，所以，他不仅到孟子的生命话语中寻根，而且到尼采的生命美学中去寻找根据。这样，诗学或文艺美学自身，不仅体现了本位话语观，而且体现了历史性原则与生命性原则的统一，因此，通过个体主体性生命话语的表达，充实文艺美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丰富性，显得极其必要。
在比较诗学中，个体生命话语的表达，往往受制于个人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不同，则个体主体性话语表达的方向与力度也不一样。这往往呈现出两种极境：其一，偏重于生命感性的抒发，偏重于喜乐，偏重于空灵，偏重于神性，偏重于自然，偏重于浪漫；其二，则偏重于生命理性的判断，偏重于悲患，偏重于忧苦，偏重于反抗，偏重于狂傲。这两种不同的生命感受，决定了比较诗学探索者个体主体性话语表达的不同趋向。在人们的天性中，人们还是热衷于浪漫、空灵、神性、自然、喜乐之境界的体悟、焕发和抒情。在美的追求中，他们渴望奔腾呼啸、狂傲不羁、气吞如虎的生命表达，这样反抗的力量、悲剧的力量，往往是极其震撼人心的。就当代中国比较诗学而言，陈鼓应对庄子与尼采的思想，进行了七个方面的比较诗学探索，或许能给予我们一些启发。
陈鼓应认为，浪漫主义特性是庄子与尼采沟通的方向，所以，寓言表达、对大自然的歌颂、对个性解放的要求，使中西思想之间可以形成美学的会通。他还认为，庄子的“至人”与尼采的“超人”，体现了中西文明中对自由人生的不同追求。在二位诗哲那里，激情与忘情，多梦与无梦，孤独与自适，自力与安命，健康的肉体的声音与游于形山骸之内，足以显示其思想与生命取向的差异。进而，陈鼓应指出：尼采的投入与庄子的退隐是由其时代决定的，因而，庄子的心灵自由与尼采的精神自由，庄子的“价值转换”与尼采的“价值重估”，实际上，也有其思想偏向。这种求异式比较，充分贯彻了知识性原则与生命性原则的统一，显然，浪漫之思的根本还在于生存论的体验与分析。
诗学与文艺美学的文化价值判断，必须获得切实的生命体验，唯有如此，才能在比较探索中进行生命性表达。方东美、牟宗三、宗白华、李泽厚等，都特别善于在这种比较探索中进行个体主体性话语式生命表达。在李泽厚的著作中，到处都弥漫着这些个体主体性本位话语，例如，谈到中国书法风格的多样化，他写道：“他们或方或圆，或结体严正，章法紧凑而刚健，一派崇高肃毅之气；或结体沉圆，似疏似密，外柔而内刚，一派开阔宽松之容。”在他谈到《古诗十九首》时，他说：“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的强烈欲求和留恋。”叶维廉也深通此道，他的《言无言：道家知识论》和《秘响通通：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充满生命体悟式本位话语，他说：“一首诗的文句，不是一个可以圈定的死义，而是面向许多既有的声音的交响、编织、叠变的意义的活动。”由此可见，生命表达，在比较诗学探索中，是何等重要！这是您的一点灵性，是您的一许深情，是您的隐藏之智慧呈现，更是您生命的亲历与亲证。诗学或文艺美学，只要能最大限度地激活接受者的思想的诗情，就是对浪漫主义精神的真正亲近，而对浪漫派精神取向的亲近正是诗学或文艺美学的自由价值所在。
从诗学到美学，或从美学到诗学，实质上，就是要通过自由的诗思方式，把生命体验与存在论思想调和在一起，让诗意之思成为超越现实的独特思想方式。人生在世，有着十分复杂的生命体验，生存本身充满无数的隐喻，只有用心灵去阐发和体悟那种生命智慧。就生存问题而言，许多人都高度重视闲、静、游、神思、悲剧、喜剧，在中西诗学中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把知识性清理与生命性体悟结合起来，就会发现这些语词中所包含的生命意义。
在怀疑主义思潮中，人们只能依赖个体的亲证与体悟来发现古典话语中所包孕的生命意义，但是，他人的判断代替不了我的思考，他人的思想只能在我的融通性视野结网，只有把生命感悟与他人话语沟通起来，才能去相信。
因而，不同的范畴预示着生命意义，就情感问题而言，回忆、再现、表现、情理、原欲、创作动力等诗学观念，显然，也需要获得生存性证明。回忆的目的是什么？它难道仅仅是为了唤醒生命历史中的原始图像？显然不是。回忆是对生命自身的反省，是重新评价个体生命史，是重新获取一次领悟生命秘密的机缘。正因为如此，浪漫主义诗人，才如此重视那种原初的生命体验并对神恩允满感激，同样，从知识论立场分析中西诗学历史话语时，必须融入自我的生命精神表达，所以，应该从精神与形式两方面来界定文学，把文学看作相对完整的生命体。有生命的东西，总是呈现出生动的精神与形式，它不仅需要知识性把握，更需要生命性感悟。就人格问题而言，比较诗学所要探讨的精神问题，既有伦理本性的阐发，又有生命象征意义的阐明。例如，孟子提出的“吾善养浩然之气”和“充实之谓美”所具有的人格精神，与西方诗学中的崇高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融通之处，就能给予人以生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