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博士说,播下一个行为就会播下一个习惯,播下一个习惯就会播下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就会播下一种命运。
越来越觉得希尔说的有道理。
习惯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至少在我的经历里,它一次次地证明着自己的不可小视。
命运有好坏之分吗?性格有好坏之分吗?习惯有好坏之分吗?虽然从小耳边就有养成良好习惯的呼声,可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好坏了,或者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严格的好和坏?
如果谁有了自己至今没有推翻的答案,并且能坦诚相告,那将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一:早晨6:15起床—跑步—早点—晨读—上课—午饭—午休—上课—晚饭—自习—日记(or写信)—VOA
二:either早晨7:30起床—打球—闲聊or看小说or bb sor……—午饭—翻数本书or打牌or干点小活or……—晚饭(可免)—偶尔图书馆or翻书or打牌or继续干活or……
这样截然的两种习惯,却都可以适应自如。很想找到其中的分界点,大概根本就没有吧,要不怎么挖空心思找它不着?于是在某个内心空洞的时刻,失落。不是感叹所谓的“堕落”(因为我知道,只要愿意,完全可以是另一种状态),而是对失却了的碎片心存怜惜吧。或许暮年人的叹息也在这里?什么时候,我习惯了忘记?
趁着现在还残存的一点儿,把它们留给另外的脑。
不知道我们集体生活的习惯从何而起。
大一的时候,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可爱老头(个人感觉)给我们上商务英语课,那时我是所谓的学委,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干不太好意思,于是沿用高中的一招,搞了个内部的类似英语角的东西,在老头上课前的半个小时,要求班级成员先到,有每期的话题和分组。老头挺开心的,渐渐地,他就开始迟到,从几分钟到一节课,英语角和口语课同时趋于解散,于是有了逃课的余地。我们宿舍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逃了他的课去了教堂,第一次目睹了信徒们迎接圣诞的庄重,忏悔者的虔诚,并且有了2008的伟大约定(嗯,值得纪念)。那以后,对逃课的感觉也就适应了我们组织过一次什么寄语,基本上是朗读会,大家来自五湖四海的,又不是很熟,所以找个理由聚在一起。就记得大姐很是昂扬,小鹰、boy等则标榜自己那是“村正地普统话”;重庆的某人和广东的某人还有浙江的某人说了半天,则一句都没听懂,大家都前仰后合的,莫不是他们在讲笑话?回去的路上,广东的那个家伙说“@!%^%%&”,听不懂,还是不懂,不过我佯装很懂的样子,微笑着“嗯,嗯”。他一向很少说话,在和我的对话里,这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可惜啊可惜,不过后来推断,大概是说大家准备不够充分的原因吧。
第一个大学里过八月十五的时候,在那校区的212教室吧,买来月饼、糖果、瓜子什么的(不好吃,男生买的:P),还有蜡烛。熄了灯,我们女生每人拿一蜡烛,好像唱着什么一首歌,怕气氛上来了大家流眼泪被互相看到?那蜡油滴到手上生疼,可歌到高潮还是没唱上去,然后就是沉默,和闪烁的烛光。不知道大家那一刻都在干什么,想什么。回去的路上,我们冲着月亮,冲着各自家的方向,出声或默然地诉说着对远方的祝福和承诺……我觉得那是我们成本低收获大的一次聚会,当时似乎是没什么感觉,但是记忆留存至今,才感觉到它的超值。
去盘山是大学里惟一一次的集体“远行”。特别怀念班长的妈妈的炖鸡,红枣和什么饼还有小妹妹的甜甜的笑脸。那里的景致模糊了,不过那个凤凰山庄挺不错的,很实惠。晚上打牌到深夜也没得到什么非议。打牌分成两个集中营,就见两边的输家频频互访,贴着纸条,后面跟着“护法”和一大帮“监工”,气势很是壮观。后来有人比较可怜,被旅店的风扇吹感冒了,比较窦娥的是,那风扇本来是专职吹干某人掉到鱼池里的鞋的……回程的车上带着伯母装的吃的、喝的、玩着,列车员小姐很亲切地关上了我们这节车厢,于是,在嘈杂中,某人的手背被打肿了,某人的嗓子笑哑了,某人把啤酒喝干了,盯着一个方向,原来男生有心事的时候也是那么沉默。
后来的聚会,都以第一次下雪了,第二次下雪了,过节了什么什么的为名。男生开始拼酒了,女生有时也不得不奉陪了。那一次,最近的一个八月十五吧,男生居然流泪了,搞得我们姐妹们也很郁闷。这些即将成为男子汉的男生们,自然有他们的负担和烦恼,不可诉说、头绪繁多。
就那么不经意间,大家习惯了相聚,自然的已经不留痕迹。聊一聊,喝喝酒,是不是有什么寄托?以后的寄托,和谁与共呢?
每个春天,都想看看那树是怎么绿的,桃花怎么一眨眼就开了!每一年都会带着同样的问题期待另一个春天。
(彭雅瑞,南开大学1998级国际商学院信息管理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