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引言
“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权威的内涵界定。事实上，有关经济开放或开放经济，主流经济学分析往往有明确乃至严格的条件限制，但却未有一般性界定。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虽有“开放经济”词条，但其解释却显得有些泛泛，词条的撰写者只是简单地将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两个条目下的内涵归拢其下，实际上将开放经济限定于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两个领域。客观地来看，对于任何面积与人口足够大的经济实体而言，开放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把握：一个是国民经济总体层次；另一个是其内部各区域经济个体层次。前一个层次即国民经济层次的开放，属于单纯的国际化开放。后一个层次即区域经济层次的开放，则带有二重开放的特征：一重是面向国外其他国家的开放，另一重是面向国内其他地区的开放；前一重开放可以称作“区域经济国际化”，后一重开放可以称作“区域经济区际化”。也就是说，国家内部各个区域经济的开放包含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重含义，对外开放即国际开放，对内开放即区际开放。本章所研究的对外开放主要是指中国各省域经济的国际开放。
开放对生产率（包括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问题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大量的研究皆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实行对外开放，与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是其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因为发展中国家的R&D投入非常有限且人力资本也不丰裕，而且世界的前沿技术基本上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上。Edwards（1998）用1960-1990年92个国家（包括中国）的数据，实证考察了9个对外开放指标对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作用。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外开放与TFP增长呈显着的正相关，开放的国家比保护主义的国家趋向于经历更快的TFP增长，而且这种正向的显着关系是稳固的，不会因开放指标的不同度量和估计技术不同而发生变化，同时在解释TFP增长的跨国差异方面，开放的重要性不及初始的人均GDP和人力资本水平。Cameron，Proudman和Redding（1999）利用1970-1992年英国19个制造业分部门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外开放的5个定量测算与TFP之间的关系。5个开放指标分别是出口对国内产出比、进口对本地销售比、对内FDI占产出的份额、对外FDI占产出的份额及贸易加权的国际R&D存量对产出比。他们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整个样本期，英国制造业部门的TFP增长率正向相关于5个国际开放程度测算指标。Wu（2004）运用随机前沿的技术，以APEC经济体1980-1997年有关GDP、资本、劳动和开放的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开放对TFP增长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开放不仅影响技术效率的变化，也影响技术进步；而且就TFP增长而言，APEC发达成员比发展中成员表现要好，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成员比发展中成员更具有创新力；就技术进步而言，日本落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同时APEC发展中成员正在快速追赶它们富裕的伙伴，但菲律宾是个例外。
综观现有的文献，虽然有些学者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或随机前沿分析对我国的TFP增长进行了分解，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考察对外开放的作用。鲜有的有关中国对外开放对技术进步或TFP影响的研究文献，大多数仅仅考察了对外开放的一个方面比如外资或外贸的影响，没有将外资和外贸纳入同一实证模型中全面考察对外开放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而且多数研究中国对外开放对TFP增长影响的文献没有对TFP进行分解，自然也无法去考察对外开放对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影响。本章将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首先估计我国28个省域经济1986-2003年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TFP增长率，然后选择这三列面板数据作为因变量的样本，分别以国际进口、出口比率和FDI比率及三者的和作为自变量，研究对外开放对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TFP增长的影响。本章以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节测算中国各省域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第三节用DEA的方法对各省域经济TFP的变化进行测度和分解；第四节考察对外开放对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TFP增长的影响；第五节是结论与启示。
第二节中国各省域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测算
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是中国经济30年来快速发展与体制转换的持续动力。严格意义上的对外开放涉及国际贸易、资本跨国流动和国际经济合作三个领域。一般来说，对外开放的相关指标用以测算国家和地区融入国际经济的程度或对世界经济的依存状况。研究者一般是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角度研究对外开放程度，也有从经济自由化、全球化角度来进行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度量是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国外学者采用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造法，指标体系法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国内学者一般选取3至6分指标的加权平均数来度量我国的对外开放。
各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利用外资与引进技术，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因此，反映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标志不能单纯地以国际进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来衡量，还应表现为区域经济对国外先进技术、对国际金融以及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上。比较而言，我国目前对国外的资产和对国外直接投资的数额相对于引进的外资，其规模要小得多，分配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额更小，同时目前尚没有比较完整的各地区对国外资产和对国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而且，我国目前利用的外资主要以FDI为主，外商间接投资在所有外资中所占份额非常小。在分析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对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时，只需考虑实际利用的FDI。因此，可以用以下三个指标衡量区域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国际进口比率，即国际进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区域经济对国际进口的依存状况；国际出口比率，即国际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区域经济对国际出口的依赖程度；FDI比率，即区域实际利用的FDI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反映区域经济对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如果要从总体上综合衡量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则可以选取国际进出口比率和FDI比率的简单加总为对外开放程度的测度指标。
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广东、北京、上海和天津是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从整体上看，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各地区的开放程度相差不大。就全国的整体开放情况而言，1986-1994年，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986年，我国国际贸易比率与外商直接投资比率的和值为0.28，到了1994年则上升到0.52，差不多增长了一倍。特别是1993-1994年，我国各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及利用外资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发生时滞作用的结果。1995-1999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逐年缓慢下降，国际贸易比率与外商直接投资比率的和值由0.52降为0.42，年均下降2%。2000年以后，亚洲金融危机基本结束，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也逐步复苏，我国的对外贸易及吸引的外资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对外开放程度也呈现了加速上升的态势。虽然我国各个省域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时间走势基本与全国保持同步，但是，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波动幅度较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则走势较为平稳，波动幅度非常小。这是因为我国绝大部分的国际进出口及吸引的外资都集中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所占的份额较小。
国际进出口比率及FDI比率指标是从静态的角度来度量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如果要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来度量，则可以选择国际进出口及实际利用FDI的增长速度指标。由于国际进出口及FDI比率都是大于或等于零的值，因此可以选取这三个分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从整体上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而进出口及实际利用FDI的增长速度有时候是负值，选择三个增长速度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总的开放程度值，会造成信息失真和指标扭曲，作比较分析不具有实际意义。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际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实际利用的FDI起伏较大，导致增长率也波动巨大。从计算结果中可以发现，我国各个省域经济的国际进出口及实际利用的FDI的增长速度数据杂乱无章，几乎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并不比东部地区慢，因此如果选择增长率作为对外开放程度的度量指标，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各个地区的开放情况。从数字可以看出，出口增长率与国际出口比率的相关系数仅为0.2，属于微弱相关；国际进口比率与进口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仅为0.325，属于低度相关；而实际利用FDI增长率与其对GDP的比值的相关性不显着。总之，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国际进出口、FDI比率与增长率在衡量各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问题上不具有同等的功效，在本章的实证研究中，选择前者作为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
第三节中国各省域经济的TFP变化及其分解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也可以称为“多要素生产率”（Multi Factor Productivity，MFP），是指总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率，即每单位投入的产出（output per unit input）。TFP在度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功效，许多研究者运用它得到了许多有关经济增长过程的真知灼见，而且TFP的增长已经成为政府密切关注的统计量。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一种常用的非参数的TFP测度方法，目前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利用DEA技术，可以求解Malmquist生产率变动指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优点主要有四个：不要求价格信息；不要求行为假设；便于计算；在一定条件下Malmquist指数优于Tornqvist指数和Fisher理想指数。采用DEA的方法，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研究TFP变化及其构成：一个是投入导向（input orientation）；另一个是产出导向（output orientation）。本章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产出导向。
根据Fare，Grosskopf，Norris和Zhang（1994）的分析，产出基础上的Malmquist TFP指数主要用来测量TFP的变化（TFP Change，TFPCH），可分解为技术的变化（Technical Change，TECHCH）与技术效率的变化（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TECH）的乘积。技术效率是指在给定一组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决策单元（DMU）的实际产出同一个假设同样投入情况下的最大产出之比，因而技术效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技术效率变化测度时期t到t+1每个观察对象到最佳实践前沿的追赶（catching‐up）程度。
技术变化测度技术前沿从时期t到t+1之间的移动，代表着创新程度。
第i个省域经济在任意两个时期t1和t2＞t1之间TFP变化的平均值为这期间各个值的几何平均数，第t期各个省域经济TFP变化的平均值则为N个省区市相应值的几何平均数。技术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及规模效率变化的平均值的计算方法依此类推。
本章中的资本投入近似用物资资本存量来代替，物资资本存量包括存货的增加，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出来，估算的范围包括我国28个省区市（海南和西藏除外，重庆并入四川测算）1985-2003年的数值。可观测到的实际产出用不变价格的GDP表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表示。以1985-2003年我国28个省域经济的相关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DEAP（ADEA Computer Program）程序，就可以得到我国28个省域经济1985-2003年的技术效率（TE）、技术效率变化（TECH）、技术变化（TECHCH）和TFP变化（TFPCH）。可以看出，我国技术效率水平的平均值为0.68，有些地区的技术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上海、广东、福建是我国技术效率较高的地区。技术进步率则等于技术变化减1，我国1986-2003年各地区技术进步率的几何平均值约为0.2%，技术进步较缓慢。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等地是我国技术进步较快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