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只是从近代开始不合时宜了吗
众所周知，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苦难令我们的知识精英阶层开始反思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儒家思想，并将近代的积弱不振归结为儒家思想的僵化、保守和平庸。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大家认为儒家思想不合时宜了一百多年。
童年时，我对于美术作品的记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板报墙上的一只特写的大钢笔尖，插穿了“孔二扁头”挣扎扭曲的身体，或是一只大脚拧踩着孔子，旁白写着“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引领一时开放风气的纪录片《河殇》，对我们的黄河文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也是唱衰看低的。
其实，中国人大力批判孔子，是附骥于日本对儒家思想进行全盘否定和彻底批判之后的。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同样面临着西方殖民的困扰。日本的知识精英们在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政治体制的同时，也对比、看到了衰落的中国在列强面前的脆弱和委曲求全，自此便认定西方文明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文明，儒家文明则属于半开化的文明，而儒家思想更是落后以致腐朽了的思想。日本否定儒家的思潮，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后来，他们成了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主力。如钱玄同断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就连鲁迅先生，也认为“中国书越少读越好，最好是完全不读。要读便读外国书”。
当时的批判，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背景下，具有合理性。儒学是人学，以人为出发点来看世界，强调人间伦理的礼仪和谐。若是“过度解读”了，过于注重礼教仪式，就变得唯心而教条了，会漠视外在世界的独立性，妨碍了对于外在客观世界的研究，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十九世纪中叶，正是我们急需正视外在世界、以科学角度来理解物质世界的时代，从“过度解读”的角度来讲，南宋时期崛起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就已经是不合时宜了，其后的阳明心学“心外无物”偏执于另一端，也同样不合时宜。
或许，我们可以以商业模式应该具有的创新性打比方。当市场发生变化，消费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商业模式却还沿袭着以往的经验不作改变，漠视外在变化，而不是面向市场来改善产品和服务、改进营销策略、变革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此时，你的商业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变化下的消费需要了，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会被竞争对手淘汰。
但是，全盘否定的批判对于孔子也是不公平的。如果说儒家后世“礼教”的僵化思想压制了人们对于外在物质世界的研究，那我们否定孔子，似乎是将儒家后世门生的错误，怪罪到了儒家始祖孔子的头上。何况，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蒙者伏尔泰，还被称为“西方孔子”。可见，孔子的思想与西方现代文明和世界现代文明并不相悖。
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前后，在学习了西方的营销思想、经营理论、管理哲学后，中国企业发展迅猛，开始批量地进军世界五百强。大家才发现，论及中国企业的持续经营之道，还是要回头来寻找我们自己的文化根源，应该重新发现儒家思想的价值。就企业经营管理而言，西方理论如现成的匕首一般，拿来就可以用，拿来就好用。但是，要想玩得好，还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理解，玩出自己的匕首套路。儒家学说好比中医养生，治于未病，等到病发，再用中医疗效就慢了。西方学说，是西医治病，治于已病。病发时，用西医疗效最快。所以，在企业经营实际的日常，就要注意用儒家思想来养生，企业经营才能走得健康，走得长久。
讽刺的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学习儒家思想之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时，市面上最受欢迎的书籍，竟也是日本人写的，比如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稻盛和夫的《六项精进》。一方面，说明了日本人对于《论语》的学习理解具有实践性、入世性的特质。另一方面，反观我们的学习，大多还停留在大学教授或国学专家讲解字面语义，大家由此而“修身养性”的阶段。我们更多的是将儒家思想供奉于“象牙塔”之中，缺少将之平凡化于日常工作、生活的实践研究中。
从理论研究、实践应用而言，如果不能一以贯之地解析儒学“仁爱动机、举止礼仪、执中而用”的一生二、二生三的逻辑关系，就不能将儒家思想哲学化、系统化，进而实用化于企业经营的实践之中。类似的研究需要学术专家的考据训诂，需要一些企业家朋友的实践心得，更需要具有哲学思维的学者们条分缕析地进行研究，才是合时宜的。
如果希望能真实地感受儒家思想，最好是亲自读一读《论语》。读《论语》时，你会发现一个在朝时礼仪很严谨、家居时又很放松，甚至是活泼可爱、自带萌点的老夫子形象。比如着急找工作，被子路误解时赌咒的“天厌之天厌之”；比如和子贡谈及自我实现的“沽之哉沽之哉”；比如面对冉有退朝时酸溜溜的“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比如不多给学生妈妈粟米还唠叨“君子周急不继富”；比如多给学生粟米“以与尔邻里乡党乎”；比如为厚葬颜渊的越礼行为而辩解“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等等。
俗语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从表面来看，是孔子在说仁，而孟子在说义。那我们二十一世纪说什么？还是延续说“仁义之道”？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了？
“仁、义、礼、智、信”是西汉时董仲舒总结儒家学说归纳出的“五常”。其中，孔子谈“仁”最多，因为“仁”是“五常”的原点，是我们现在最常说的初心，是动机，如果以动机而不是以相对客观、独立的标准来判断是非，将所有问题统统归结为道德问题，是有些粗俗的。到了战国时期，也许孟子认为只谈动机是不现实的，就谈义，谈君王的具体行为，谈仁政之于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产生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执政理念。到了汉朝，董仲舒总结了儒家思想的“五常”，其中特别强调“礼”，“礼”不仅对当时政治伦理的建设非常实用，还由此奠定了汉唐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体系。宋明理学的发展，吸收了佛道两家的学说，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人要依附于天理，开启了近千年的“礼教”。当时的“天理”，若是偏向于“格物”那样外在物质世界的独立性还好，可惜陷入了“致知”的唯心理解之中。不过，宋明理学强调的“格物致知”，也算是一种实践出真知的科学精神，注重事实、注重事物内在逻辑的联系。明朝时，王阳明的心学吸收了佛家禅宗的思想，主张以人为主的“知行合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强调人作为主体的主动作用。阳明心学，有“智”的萌点，王阳明个人也是儒家“智”的代表，但是儒家思想里的“智”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综上，可以理解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经过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朱熹的礼、王阳明的智，到了现在，是“智”和“信”并存的时代了，是儒家思想信实可用、发扬光大的时候了。
如此，理性认识儒家思想的发展变化，理性分解儒家思想的“五常”，就合时宜了。
儒家思想，能一以贯之地“简单理解”吗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知道我这几年在潜心研究国学。一次闲聊，一个年长的朋友问我，研究儒家有什么心得？我刚说了几句，他打断追问道：“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表述吗？”我想了想，说：“不能！”若是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就不能叫“博大精深”了，或者不能算是一种思想体系了。一种思想体系，一定是要回答最基本的三大终极问题的：世界是如何的？我们人类是如何的？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如何？这哪里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最少也要三句话。
这个年长的朋友语重心长地说：“你还是读得不够细致啊，儒家之道不是一以贯之的‘忠恕而已’吗？”我字斟句酌地回答：“这个忠恕，孔子自己说过，其弟子曾参也总结说过，的确是儒家思想的原点。但是如果理解简单了，容易理解成宽容忍让没有原则，就等同于佛家的‘忍辱’之道。所以也就难以理解孔子说的‘以直报怨’的直、‘不教而杀’的杀、‘君子贞而不谅’的不谅，难以理解他为何一任‘摄相’就诛杀少正卯，难以理解他为何两次辞职离开鲁国。”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等同于“忠恕”之道的“以德报怨”，是老子以柔弱胜刚强的说法，原话是“报怨以德”，而孔子的原话是：“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再看看孔子说的：刚、毅、木、讷，近于仁。可见，孔子是一个有原则有力量的人，忠恕之道也是有原则有着方正之相的“腔调儿”。
而且，就仁爱而言，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不同，和佛家的慈爱也不同。思想，看似无形，如风或如空气，只有通过它附着的现象，才能看到它、认识它。思想，是要有条件地来描述的，看似凝练实则简单地概括，是一种“投机取巧”的伪命题。
所以，理解儒家，不仅要知道这个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更要知道这个“忠恕”之道，一以贯之着什么？一以贯之的扦子上是羊肉串还是鸡脆骨，或者只是烤韭菜？
我一直习惯于用佛法的“体、相、用”观，来看待和总结万事万物。我对《论语》中儒家的思想，也做了“体、相、用”三层观的总结：
1.儒家思想的体，也就是核心思想，是忠恕之道，也是仁爱之道。
为何我将忠恕作为儒家思想的根本呢？原因一在《论语》里。“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一处，“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原因二则是《说文解字》里关于忠和恕的解释：忠，心在中央不偏离；恕，如心，将心比心。所以，儒家思想的“忠恕”，不只是向内的宽忍，还是向外的以人比人、以礼比礼，意思就是推仁成礼。“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说明了“忠恕”的根本意义。
儒家的仁爱之论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可以看出，尽管没有地域的限制，但仁爱的对象、方式是有区别的。所以，儒家之爱又被称为“伦理之爱”。
2.儒家思想的相，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现实表现，是要恢复“周礼”。
儒家认为，作为个人，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治国则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君子之间的纷争应该是“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其实，孔子是用“礼仪、礼让”代替了管理之法，以此来建立理想化的君子国。当然，孔子也知道以礼治国的艰难，所以《论语》里有：“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儒家思想，以礼约束行为规范的形式就好像是公约，而法家思想，以刑罚约束行为规范，就更像是法律。
3.儒家思想的用，也就是行为原则，可以概括为“中庸”之道。
中庸不是平庸，而是持中而用，就像是高空走钢丝时需要手持平衡杆的中部一样。孔子认为做人做事不能偏激：“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儒家的中庸之道类似于佛家二见不住的“中道”。禅宗三祖僧璨大和尚在《信心铭》里有言：“莫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二见不住，慎勿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
在将近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论语》中体现的儒家思想可以称为原始儒家思想，其后的汉儒经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皆由此发展而来。所以，我们也可以将《论语》视为儒家思想的本体，将其他不同阶段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儒学发展视为其不同阶段的表象。
我们要复兴儒家思想，不能将“阳明心学”、日本的“稻盛和夫”作为学习的本体，它们只可以作为参考的“相”。我们应该将原始儒家思想的精髓与现代商业社会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发展出现阶段的“新国学、新儒学”。
《论语》里，孔子教诲子夏，“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此处的儒，到底是什么意思？儒，原为商朝时主管祭祀的官员，也被称为“祝人”。周灭商后，制度有所改革。孔子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两句话说明了孔子的儒家精神，是进化而不是守旧，是有社会之用而不是自得其乐。另外，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也说明了孔子的儒家精神不是只为某一特定阶层的封闭服务，而是面向所有大众的开放思想。孔子曾说“不知生，焉知死”“祭神如神在”“子不语怪力乱神”等非迷信思想。我们可以从中理解孔子的儒家精神，它具有“现实性、唯理性、开放性、进化性”的特点，是一种强调现实的人生道德，是一种爱在人间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强调伦理之道的入世哲学。因此，新时代的儒家精神，也要具有我们新时代的“现实性、唯理性、开放性、进化性”的特点，才能承担起社会价值观的主体作用。
《论语》里的孔子形象很丰富，言谈举止也很活泼。从一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孔子极具现实感的“君子儒”精神。《论语·阳货》中，“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叛乱的公山氏召请孔子，孔子思前想后，觉得他盼望已久的“复周礼，行王道”的时机已到，便动了出仕之心，欲应召前往费邑。弟子子路得知老师的念头后，很不高兴，说：“没地方去也就算了，何必要去叛乱的公山氏那儿呀？”孔子道：“你以为他召我去，又哪里是毫无目的？如果能重用我，让我得以行仁义之道，或许我也可能在鲁国的东边，建立当年的周一样的功业呢！”紧接着，孔子又对子路解释道：“周文王和周武王，就是分别起家于丰邑和镐邑，最终得天下而王。现在费邑虽小，与丰、镐二邑比起来，不也差不多吗？”（《史记·孔子世家》：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并没有那种表面意义上的“忠一君，爱一国”的所谓“高洁”，而是带着一些“英雄无论出处”的功利性和“复兴周礼，普惠大众，普利天下”的抱负。
从宗教四极，到文化四极，还能再到智慧四极
从清朝康熙帝倡导“三教合一”时，人们开始将儒家称为礼教或儒教。儒教之根源在于西汉儒生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它给儒家思想植入了“迷信”的种子。后来的程朱理学将儒家的“迷信”思想升华到了天理，就有了礼教的趋势了。
现在，所谓的儒教是“四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之一。儒教之称是从宗教的“偶像、教义、仪式”三大构成要素而言的，从表面上看，儒家具备三大要素，但是，从宗教崇拜“他力”的唯心主义本质来看，强调现实人生和人间伦理的儒家算不上宗教。佛家认可“他力”的存在，但也是强调“人生在世修行、个人因果自负”的观念，也不算是以唯心意识定义的宗教。
所以，从《论语》来了解儒家思想的现代人，是能够认识到儒家不是儒教，明白将孔子神圣化、香火化是错误的。孔子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人在现实人生的积极意义，而不是做一个崇拜神灵、被神灵主宰的“羔羊”。《论语》中，孔子就弟子询问鬼神的几个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祭神如神在”“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礼记》中，孔子说得更加直接：“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意思是将死者当作彻底消失的死去，是不仁爱的，是不可以的（看看现在物质社会缺乏宗教信仰的流弊，也在于此）。但是，认为死者依然活生生的存在，是不理智的，也是不可以的。从孔子的言论可以看出，孔子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围绕着“人生、人间”的理性思考。“天人合一”是孟子以后，将天道与君子道德合二为一的。
可是，为什么当老外说儒家是新世纪的，代表人类文明未来的“新宗教”时，我们反而欣欣然了呢？我认为不只是民族的自尊心作祟，更是因为儒家兼具了情感和理智的统一，兼具了真与善的统一，它与现在西方传统宗教向现代宗教转化的总体趋向是不谋而合的。
那么，什么是现代宗教呢？我个人理解，现代宗教就是在保持对于不可知力量的敬畏的基础上，认可人独立存在的意义，认可人之外的万物独立存在的意义。现代宗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认可外在世界独立存在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说，它是科学的。因此，我们可以继续用佛法“体、相、用”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宗教。
体，还是宗教之心，是对不可言知的神秘唯心而敬畏。
相，是哲学的意义，认为人是之于神以外的独立存在，人可以认识外在的世界。
用，则是科学的意义，理性不仅可以认识外在的世界，还可以改造外在的世界。
宗教和文化一如金字塔的塔基和塔尖，所谓的四大宗教也衍生了四大文化体系。儒家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不只是表现为“礼仪之邦”，最主要的表现是强调“人类自我、人生在世、人世现实”的伦理和谐。它是非宗教心的，在科技文明的现在，更加具有普世的积极意义。
儒家思想从宗教的山头到达了文化的山头，还会是智慧的山头吗？儒家思想是智慧吗？孔子在《论语》里很少谈及“智”，儒家思想的“智”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一的“智”，是汉儒生董仲舒单独提出来的，且不说儒生一贯给人的书呆子形象，就算儒生的鼻祖——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一无所用、一无所得，不也是“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吗？狼狈的样子哪里还称得上是运筹帷幄的“智者”啊？
孔子在世的时代，是所谓的“春秋无义战”时期，也是周王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体系“礼坏乐崩”的时期。当时的孔子奔走呼号、教育学生，不是攫取功名或隐居藏身的“小智”，而是呼吁重建周礼、重回仁爱之道的“大智”。《诗经·黍离》有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从何求的角度来看，物质上一无所得的孔子称不上是智者；而从心忧的角度，孔子是个看到社会疾苦的大悲悯、大仁义者，是个具有系统的政治思想、并期望解决社会疾苦的大智慧者，是个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惧道路艰险的大勇敢者。
孔子的智，不是谋生的小智，比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也不是谋事的小智，比如“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更不只是观人的小智，比如“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子的智，是谋社会和谐、人间幸福的大智，治国理念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治国思路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还有被公认为是“智”的一大学问体系，就是“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著作《易传》，也称《十翼》。《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儒家思想，不仅是人类文明的“万古明灯”，表现在治国理念、治世理念上，也是有着“万古明灯”高度的大智慧。
商业时代的“新《论语》”
北宋建国宰相赵普“不学无术”，凡在朝堂上遇到难事和不决之事，回家就读《论语》，寻找解决的办法，后来流传出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趣事。央视采访马云，他也说过自己喜欢读《论语》的事儿。马云为什么喜欢读《论语》？是修身养性吗？还是和赵普一样，为了难事和不决之事？《论语》里有马云要的答案吗？马云能从《论语》里快速找到答案吗？我没有机会当面请益过。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集锦了孔子的语录，编成二十章，每一章的名称是章节内第一句语录的头几个字，章节名称没有明确的主题意义，每一章节内的语录集合也没有相对统一的意思。所以，当你带着一个问题来读《论语》时，你可能需要翻遍《论语》里的所有语录寻找答案，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此外，《论语》里的语录，是一问一答的简短形式，个别句子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就给后人的系统整理和分析研究带来了见仁见智的问题。也许孔子本人没想系统地说什么，只是述而不作。哪怕是研究“洁静精微”的《周易》，他所做的“象辞、彖辞”，也只是在原有卦辞下的注疏而已。
若是要将那时“修身养性”的《论语》当成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答疑解惑的《论语》，读成现吃现泡的“方便面”，就需要按照现代商业思维的习惯重新编辑《论语》。
我将分成三步进行重新编辑：一是先将所有的语录按照“修身、治国、平天下”三大部类，做了新的归属整理；二是将三大部类细分为中部类：修身部类分成“恭、宽、敏、信、惠”，治国部类分成“仁、义、礼、智、信”，平天下部类也分成“仁、义、礼、智、信”；三是为了便于“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地理解十五个中部类，捋清各种“子曰”之间的关系，我将每个中部类按照佛法的“体、相、用”，再次细分成小部类。如此一来，三大部类之间，以及各部类内部有了“体、相、用”的关联，可以说是有了理念和根源，既有外在形式的表现，又有实现的方式方法。
整个框架搭起来后，我将《论语》里的所有语录，按照我的理解分别列入其中，每条语录下再辅以“字面解读”和“商人论语”两种翻译，既有利于读者通过目录选择阅读篇目，也有利于读者系统化地理解儒家思想。此外，还可以翻开某一章节，看到每一个单一的语句、每一类语意相似的篇目是如何连成主题线，明确所有线是如何聚集成主题面的。比如在“治国”部类的“仁”章节，可以从数十个可理解为企业品牌的社会价值性的语句中，选择三句作为“仁”的“体、相、用”的代表解读：
仁之体（品牌有利）。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说明品牌经营的核心是给予消费者以仁爱，企业也会因此而获得长期的利益。
仁之相（品牌形象）。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即品牌的社会形象应该有原则、有创新，多实际行动少吹牛。
仁之用（品牌经营）。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言下之意，企业要能从“推己及人”的角度，制定出厚爱消费者的商业模式和营销策略。
另外，在“君子”的要素定义上，我从《论语》里选择了“恭、宽、敏、信、惠”作为代表，而不是现在通用的“温、良、恭、俭、让”，理由有三：一是“恭、宽、敏、信、惠”是孔子说的，而“温、良、恭、俭、让”是子贡说的；二是前者是孔子对于行仁政于天下时“行政”的总结，后者是子贡对于孔子周游列国时“交友”的总结，两者是在朝执政和在野交友的区别；三是前者的语意更广，甚至能和君子“六艺”对接起来，而后者更像是对前者的“恭、宽”两字的延伸解读。
《论语》里的一些句子，意义相对宽泛，可以放在“治国”的“仁”章节，还可以放在“平天下”的“仁”章节。还有的句子可以一语三解，分别放在“修身”“治国”“平天下”三个部类的不同主题的章节里。我们举两个例子。
1.《雍也第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可以有三种理解，放在三个部类里诠释。
（1）“修身”部类，可以理解为“不要做一个有才无德的人，要做有才有德的人”。
（2）“治国”部类，可以理解为“做企业不要华而不实，不要过度营销，要靠产品说话，要靠真实的价值为顾客提供利益”。
（3）“平天下”部类，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业领导者，不是靠拉关系拉选票选出来的，也不是选上后就自谋私利的，而是要以能够带动行业良性发展为己任”。
2.《八佾第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也可以放在三个部类里解释、应用。
（1）“平天下”部类的“智”章节，即“遇到不同的意见，或者是遇到行业创新者，遇到挑战者，不封闭不保守不打压，而是以开明的建设心态来统筹综效”。
（2）“治国”部类的“智”章节，就是说“企业之间的竞争，要有君子之间的互相尊重，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来竞争，不要搞桌子底下的小动作”。
（3）“治国”部类的“礼”章节，则是说“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遇到的意见分歧是可以通过尊重对方意见的前提下做有流程有规范的交流，而达成统一的意见。即使是意见不同，也要尊重大局，不要有扯手绊腿影响企业运营的小动作”。
若是将各章节的重新编辑做个比喻，好比是将已经审美疲劳的祖传珍珠项链打散后加入绿松石、红玛瑙等珠宝重新串连。那么，新的项链就不是只能摆放的古董，而是可以拿来配饰各种现代衣物的珍宝，而且，重新串连并没有损害其原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