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读 管理的历史源远流长，只要有分工协作的集体劳动，就有管理。从古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到中国万里长城的修筑，无一不是管理活动的结晶。但是管理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则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本章主要阐述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介绍了管理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早期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论、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理论以及现代管理理论丛林。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管理学发展的历史，知晓各种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用扬弃的观点为我所用。
第一节 早期管理思想
一、早期的管理实践活动与管理思想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管理活动。人类进行的管理实践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从原始人类的集体狩猎到氏族公社的集体劳作与分配，从早期的战争到国家的出现，从埃及金字塔的建设到中国万里长城的修筑类历史上的各种集体活动，无一不体现着管理思想。这些管理实践活动，为早期管理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人类所进行的管理实践活动已有超过六千年的历史。埃及在公元前2575-前2465年建造的金字塔，塔高143.5米，巨大的方石如何采集、搬运、堆砌，众多人员如何安排吃、住、行等，都对计划和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古巴比伦王国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中，有许多条款都涉及了控制借贷、最低工资、会计和收据等经济管理思想。
罗马天主教会早在20世纪，就按地理区域划分基层组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了高效的职能分工，成功解决了大规模活动的组织问题。当时设有社区教士、主教、大主教和教皇五个层次的权力等级结构，一直延续至今。
《圣经》中记载了希伯来人进行管理的许多故事。在《旧约全书》的《出埃及记》中体现了管理的公权原则、授权原则和例外管理等管理思想。
古罗马帝国的兴盛反映了组织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罗马帝国强盛时期的疆域西起英国，东至叙利亚，包括整个欧洲和北非，人口约5000万。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管理方面的经验，其重点是如何把分权与集权结合起来。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产生了很多直到今天看来仍有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管理思想。早在五千年前，中国已经有了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组织——部落和王国，有了部落的领袖和帝王，因而也就有了管理。
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着的《孙子兵法》中关于“用兵之道”和“用人之道”的论述，不仅在军事上，在管理上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样的名句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日本和美国等大公司甚至把《孙子兵法》列为培训经理的必读书籍。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从孔子、孟子等开始，中国历代思想家十分注重精神世界的研究。他们提出三纲五常，作为处理个人与他人、家庭、社会、国家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儒家思想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维护作用，而且还传播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日本人在企业管理中引入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精华，把“企业大家庭”作为企业组织的理想目标，将忠诚作为企业内部上下级关系建立的标准，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塑造企业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与西方企业截然不同的特色。
二、尼克罗·马基雅维利的管理思想
尼克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出生于佛罗伦萨的没落贵族家庭，29岁时在佛罗伦萨城邦政府中获得一个职位。由于他文笔很好，不久便出人头地，在1512年以前屡任要职，并曾作为非正式的使节被派到意大利的每一个重要城邦和一些国家去执行使命。他主张结束意大利的政治分裂，建立一个强大的君主帝国，为了达到此目的，不择手段，因此被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他的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当梅迪西家族于1512年在佛罗伦萨重新掌权时，马基雅维利失去了在政府中的职位，尔后进行写作。他写作的范围很广，包括政治、历史、信件、剧本、诗等。其中最着名的有《君主论》（又译为《霸术》）、《罗马史论》、《佛罗伦萨史》等，他在这些着作中论述的与管理有关的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权力接受原则
所有的政府，不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其持续存在都依赖于群众的支持。
马基雅维利指出，权力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即所谓权力接受原则。君主可以通过武力或继承而登上王位，但要牢固地控制国家，就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马基雅维利还指出，如果一位君王可以通过人民获得权力，就不应通过贵族获得权力。
（二）组织的凝聚力原则
要使国家能持续存在，必须要有凝聚力。一个君主要想维持组织的统一，使自己的事业成功，就必须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朋友，仔细地注意和抚慰他们、利用他们。形成凝聚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使人民确实知道他们可以信赖自己的君主，知道君主期待他们的是什么，即责任明确性原则。如果没有固定的法律而只有多变的政策，很快就会使整个国家陷于混乱。人民应该确切知道，如果犯了罪，无论过去有什么功劳，也无法逃避惩罚。君主应该到被征服的领土去访问和生活一段时间，以增强凝聚力。
（三）领导方式方法
他认为，有两种类型的领导者（或管理者）：一种是自然型或天生型，另一种是后天获得领导技术型。年轻的君主要努力学习掌握领导（管理）的技术。但是，有些通过继承而获得权力的君主由于缺乏伟大领导者的吸引力，尽管受过训练，却永远不能成为一个能干的、成功的统治者。一个君主（或管理者）应该以自己为榜样来鼓励他的人民从事伟大的事业，特别是当他的国家受到敌人攻击时，更应该努力振奋人民的精神，使人民能够在君主的领导下从事战斗。君主应关注所有的集团，时时同他们打成一片，以自己的博爱和仁慈为他们树立榜样，但始终要保持尊严。君主应该奖赏那些有益于城市和国家的人，应该保证他的人民不会不公平地被剥夺自己的物品，以此来鼓励人民从事自己的职业，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应该明智地识别忠诚于他的贵族和只是追求利益的贵族，能够认识这两种人并使他们有利于自己。
（四）组织生存原则
任何组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生存下去。一个君主应该像罗马人那样经常警惕着混乱状态，以便及时予以扑灭。当他的王国处于存亡关头时，他有权采取严酷的措施，在必要时，抛开所有道德的借口，背弃任何已不再有用的誓言，为了实现生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的管理思想是为了使君主能成功地管理一个国家，但同样适用于管理其他组织，所以对以后的管理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亚当·斯密的管理思想
最早对经济管理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首推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在1776年（当时正值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时期）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价值论及劳动分工理论及“经济人”观点。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各国人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日用必需品的源泉是本国人民每年的劳动。这些日用必需品供应情况的好坏，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劳动熟练程度、劳动技巧和判断力的高低；二是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从事无用劳动人数的比例。他同时提出，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工资和利润的源泉，并经过分析得出了工资越低、利润就越高，工资越高、利润就会降低的结论。这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本质。
亚当·斯密在分析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因素时，特别强调了分工的作用。他对比了一些工艺和一些手工制造业实行分工前后的变化，对比了易于分工的制造业和当时不易分工的农业的情况，说明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认为，分工的益处主要是：
（1）劳动分工可以使工人重复完成单项操作，从而提高劳动熟练程度，提高劳动效率。
（2）劳动分工可以减少由于变换工作而损失的时间。
（3）劳动分工可以使劳动简化，使劳动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种特定的对象上，有利于创造新工具和改进设备。
他的上述分析和主张，不仅符合当时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成了以后企业管理理论中的一条重要原理。
亚当·斯密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经济现象是基于具有利己主义目的，在人们的活动中所产生的。他认为，人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的完全是私人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利益又为其他人的利益所限制。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顾及其他人的利益。由此，就产生了相互的共同利益，进而产生和发展了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正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亚当·斯密曾经这样来描述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只想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肯定不行的。”
“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他们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为他做事对他们自己也有利，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认为人都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观点，正是以“看不见的手”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
四、罗伯特·欧文的管理思想
罗伯特·欧文（1771-1858）是19世纪初期英国卓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早年在苏格兰的纽拉纳克经营一家大纺织厂，并以在该厂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试验而闻名于世。欧文指出，试验前此厂是当时“社会的缩影”，集中了“工厂制度下的一切罪恶”，如劳动时间长、强度高、工资低、生活条件恶劣等。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两者相互作用，并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为此，在自己开办的纺织厂里实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改善工作条件，包括将劳动时间缩短为十个半小时和严禁未满九岁的儿童参加劳动等；提高工资，并免费供应膳食；建设工人住宅区，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开设工厂商店，按成本出售工人所需的生活必需品；设立幼儿园和模范学校，创办互助储金会和医院，发放抚恤金，等等。其目的是探索在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前提下，能否有利于工厂所有者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事实证明，尽管试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设想在“一定条件下”是能成功的。他的改革确实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条件，同时也使工厂所有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另外，欧文还提出，工厂所有者不仅要“关心”工人，还应该“关心”工厂的股东，分给其应得的红利。总之，作为工厂的所有者必须重视“人”的作用。可能正因为罗伯特·欧文最先注意到“人”的因素，并开始关心“人”。所以，在一些管理学着作中，他被誉为“人事管理之父”。
五、查尔斯·巴贝奇的管理思想
英国剑桥大学数学教授查尔斯·巴贝奇（1792-1871）早在美国的泰勒提出“科学管理”以前，就已经将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管理，并加以理论化。他曾用多年时间对英、法等国的一些工厂进行考察研究，于1832年出版了《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一书，其中对专业分工、作业方法、机器与工具的使用和成本记录等都进行了专门论述，是管理学历史上一本重要的文献，比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还要早80多年。
查尔斯·巴贝奇不仅赞同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点，而且对此还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实行分工后，雇主可以按工序所要求的技艺来雇佣不同的工人，并支付不同的工资。他以针的制造为例：当时制针分为七个工序，即拉线、直线、削尖、断顶、做头、电镀和包装。若不分工，则要求一个制针工人必须有足够的技艺来完成全部七个工序的操作过程，而且雇主也必须按全部工序中要求最好的或最难的技艺的标准支付工资。而实行分工后，雇主可以将直线、做头和包装等简单工序交给女工和女孩来完成，支付工资的标准为每日六便士至一先令六便士；而需要技艺的做削尖、断顶和电镀工序工人的工资标准为每日五先令三便士至六先令。他还认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一样，也可以进行分工。他以法国桥梁和道路学校校长普隆尼为例。
普隆尼将其工作人员分为技术、半技术和非技术三类，把复杂的工作交给有较高能力的数学家去做，而把简单的工作交给只能从事加减乘除运算的人去做，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工作的功效。
查尔斯·巴贝奇认为仔细地研究作业方法与研究分工一样，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巨大的影响。他制定了“观察制造业的方法”，从一张包括生产材料、生产周期、正常耗费、成本、工具、价格、市场、工人和工资等内容的表格进行观察，并力图寻找出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多的作业方法。例如，研究不同身体条件状况下的工人对不同工具的适应程度。此观点对于后来泰勒的铲铁试验，显然是有直接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