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在生产译制片时，由于翻译、配音、合成等多道工序中需要反复放映电影的某一个片段，由于设备功能的局限，工作人员不得不卸片、倒片、装片、放映循环重复地劳动，工作量繁重，效率很低，也影响译制人员的创作情绪。当年八九月份，放映员张银生在没有任何参考材料的情况下细心琢磨，反复实验，终于设计制造了“循环放映盘”，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该设备于当年10月份开始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当时一部译制片的生产时间从30天左右减少到20天左右。这一设备后来经过一些小的改进，一直沿用至今。1954年底，翻译片组又在国内率先使用磁性录音，以代替以前的光学录音，声音录制在磁性胶带，而不是感光胶带上了。由于磁带上的录音可以消除重录，减少了创作人员的心理压力，也节约了生产材料，是我国电影录音技术的一大进步。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技术人员又在磁性录音机上增加了循环录音功能，使之与放映画面同步循环录音，1963年，这套设备进一步完善，包括一套磁性循环录音系统和一套二路调音台，成为当时国内先进的定型设备，在我国当时和以后的译制片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我国译制片的发展综述
1949～1966
建国后，我国的电影译制事业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继而又迅速地、蓬勃地发展起来，实在是一个奇迹。1949年至1965年这17年间，我国译制外国电影多达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每年观众数以亿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刚刚起步，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还相当低，文化娱乐生活的方式也很少，看电影成了当时最普及的也是最受欢迎的文化娱乐方式。在城市，电影院是最热闹的公共场所，人们或是举家扶老携幼，或是亲朋好友相约结伴，蜂拥而至，影院门口常常是熙熙攘攘，场内更02 3是座无虚席。在农村，在厂矿，露天电影是人们的最爱，常常是当空挂起的一方银幕前，黑压压的观众一眼望不到边际，他们或坐在自己带来的小木凳上，或站在后边，还有人坐在远处的墙头上、大树上，成千上万的人凝神观看，鸦雀无声。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国电影备受欢迎，外国电影让他们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异国风情。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银幕上外国人用中国话说的台词让翻译和配音演员创作出来显得很别致，与国产电影相比，外国电影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亿万中国观众。那时的电影就像今天的电视，引领着时尚的潮流。
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初期，我国在文化上是相当开放的，进口电影国家的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时进口的完全是苏联电影，后来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诸国。选片只考虑影片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不在乎出产国的国家制度。这种打破意识形态界限，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无疑是我国译制片事业在初创时期就得以大发展的前提。
现就上海电影译制厂当年部分片源来看：
1950～1951 全部译制苏联片；
1952～1953 增加了东欧各国影片；
1954年开始 译制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印度等国家的影片。
如：《米兰的奇迹》、《偷自行车的人》、《两亩地》等；
1956年以后 开始译制西方一些国家的进步影片和由世界名着改编的西方电影，并有选择地译制某些代表性（流派和有倾向性）的影片，如：美国的《社会中坚》，西德的《世界的心》，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狄更斯的《匹克威克传》，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莫泊桑的《漂亮的朋友》，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以及《孤星血泪》（英）、《罪恶之家》（英）、《抗暴记》（英）、《塔曼果》（法）和新浪潮流派《广岛之恋》（法）……
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个大洲，其中既有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思想先进的有正义感的电影艺术家大有人在，他们的电影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更入木三分，如英国的《罪恶之家》、《抗暴记》，美国的《社会中坚》，法国的《红与黑》等等。
1966～1976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纠结在这场运动当中，作为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一部分，外国电影的译制也不可避免地融会在当时国家的政治大氛围里，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
外国电影的引进与国家的外交有直接关系。建国初期，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两个阵营对垒，处于冷战状态。社会主义中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亚、非、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交往密切，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长时间以来，中国进口的电影大多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少数通过民间商业渠道来自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苏联发生意识形态分歧，甚至发生边界冲突，两国彻底断交，很多电影交流的大门就此关上了。另一方面，国际上对中国的孤立围困更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遗憾的是，“极左”思潮让民族主义走过了头，人们产生了敌视外国的心理，这样一来，中国对外交流的大门又被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关得更紧了，加剧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孤立状态。结果，能跟中国和得来的，既不亲美也不亲苏的国家不多了，中国身边只剩下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几个小兄弟，“文革”期间的译制片几乎全部来自这几个国家。
“文革”后期情况稍有好转，个别电影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国内的政治气氛也有所松动，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电影多了起来。从内容上看，“文革”时期进口的电影一般都是历史片、文学名着改编的电影，如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年译制的波兰故事片《哥白尼》，1972年译制的苏联电影《战争与和平》。来自西方国家的电影多数都是反映社会矛盾的影片，如1975年译制的美国电影《纽约奇谈》、英国的《送信人》等。尽管如此，这些电影在当时几乎没有公映，看到的人很少。
总的来说，“文革”其间的译制片产量很少，片源国家的数量也很有限。
以长春电影制片厂为例，产量大的年份只译制10部左右，少的年份只有2部，平均每年5部左右，是“文革”前的八分之一。1966年到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了50部电影，其中朝鲜电影26部，越南电影6部，罗马尼亚电影5部，阿尔巴尼亚电影6部，此外，苏联电影2部，英国、美国、法国、西德、波兰电影各1部。对于当时电影作品内容风格的千篇一律，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又搂又抱。”
“文革”时期的译制片，同当时产量很少的国产故事片一样，是“文革”文化荒漠上的几株沙棘树，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倔强的性格保持着生命的力量，给动荡岁月中的人们带来了难得的精神慰藉和美的享受，一些思想深刻的优秀影片也给人们以启迪和教育。当时深受观众欢迎，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译制片有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阿尔巴尼亚的《伏击战》，罗马尼亚的《宁死不屈》等等。那些在“文革”期间还坚持译制片创作生产的电影工作者们令人尊敬，他们要负担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冒着被批被整的风险进行工作，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有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
1978年至今
“文革”结束，中国电影迎来了新的春天。突然间，从前禁止放映的和人们不敢放映的译制片重新搬上了银幕，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老一代观众觉得惊喜，新一代观众感到惊奇。“文革”期间长大的青少年没想到还有这样好看的“老电影”。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观众恢复了对外国电影的娱乐需要，急需译制厂译制出更多、更新、更好的译制片，广大电影译制工作者则扔下了思想包袱，放开了手脚，开始新电影的译制工作，电影译制的产量逐步恢复。
1977年，我国译制了13部外国电影，其中，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6部，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5部，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2部，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译制片产量稳定在35部左右，后期又有增加的趋势。2000年，我国译制片产量为42部，其中，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28部，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7部，八一电影制片厂译制7部。近三十年，尤其我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电影译制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译制影片的数量上，更体现在影片译制的质量上。另外，我国电影译制在近些年来有了一个新动向，那就是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发展，在电视上播放译制片的需求越来越大，很多影片是为在电视上播映而译制的。
为了推动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鼓励各电影译制单位不断提高译制水平，生产出高质量的艺术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于1979年在政府优秀电影评奖的项目中增加设立了外国影片优秀配音奖。电影事业管理局转到广播电影电视部以后，该奖项更名为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译制片奖。1979年以来，多部译制片获得这个荣誉，如《追捕》、《舞台生涯》、《永恒的爱情》、《苔丝》、《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等。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持评选的中国电影金鸡奖中也设立了最佳译制片奖，译制片《阿甘正传》等曾获此殊荣。
近三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力大增，电影科技也随之突飞猛进，我国早期译制片的录音效果已经不能与今天的同日而语，如今的译制片录音已从单声道效果发展到立体声效果，再从立体声效果发展到环绕立体声的效果，一个译制厂家可以录制多种制式的电影配音。当然，这个结果不是轻易得来的，它饱含着一代又一代电影译制科技工作者的探索和努力。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科技人员依靠当地科技优势及自身的努力一直走在电影译制录音科技的前列。197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录音师与其他单位的同行合作，设计建造了强吸引录音棚，可以多话筒、多声道录音，可以采用人工混响、延迟混响手段对录制的对白和背景音乐等进行加工润色。
1979年，他们又在这套设备中增加了上海生产的三声道磁性录音机和六路调音台，使录制的声音更加清晰纯正、自然优美，于同年获得文化部科技进步奖。为了使译制片录音技术与国内外电影摄制录音技术同步，满足当时译制外国使用高技术手段摄制的影片的需要，上海电影译制厂于20世纪80年代末引进一套国外的先进录音设备，成立了由彭志超、何祖康、俞嘉年、杨培德四人组成的工艺改革试验小组，对进口设备进行分析研究，制定了符合本厂实际的布置方案，成功地进行了安装、检测和调试。这套设备吸收和利用了电视音像先进技术，发挥了电视音像技术中电子技术含量高、操作灵活的特点，采用时间码同步控制技术，通过12调音台在录像磁带上进行译制录音，既提高了录音质量，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从此告别了多年来使用的影片分段循环放映的老办法，又一次实现了电影译制录音的技术的飞跃。目前，我国主要的电影译制单位都使用了当代先进的技术设备，完全能够满足国际电影市场电影译制的需要，如我国电影译制的后起之秀八一电影制片厂就可以译制SR，SRD，DTS 立体声制式的电影。
经过多年的实践，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电影译制工作者们总结出了一套条理分明、行之有效的配音工作程序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即看全片、初对、复对、排戏、实录、鉴定、补戏、混录这八个阶段，其他译制厂虽然没有进行这样的理论总结，但也都是按照这样的一套程序进行生产的。这其实就是译制一部影片所必需的八个环节、八道工序，它们之间既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
每道工序都要完成一项核心的、关键性的工作，有些工序还在技术或艺术上有很高的要求，需要有掌握了相应专门技术的专业人员来完成。由此可见，我国电影译制工作者已经掌握了电影译制的基本规律，而且在大量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满足电影译制生产各种需要的生产方法和工艺手段，从而使我国电影译制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健全的、专业性很强的一个专门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