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义亨
自1957年进浙大读书，五年间有幸受教于多位名师，他们有才、有德、有能，又都有着自己丰满的个性。离校已四十四年，人事沧桑，他们中的不少都已作古，但先师们留下的学问和形象如同石刻一样，不能磨灭，每当忆及他们的时候，总令我仰慕。
时值“化自”专业建立五十周年，于是不揣文笔的粗浅将当年和他们接触的点滴片断记述下来。
面对大字报拒不说出违心之言的毛路真先生
一位大学教授要长存于自己学生的心目中，这是在人缘、浮名之外，需要有一个仗剑独立的形象的。
我们从大二开始，高等数学课是由毛路真先生讲授的。一位20世纪30年代初就从教于浙大的教授，又是数学系的系主任，为一个工科专业本科学生班开基础课，这是极难得的。
毛先生讲课完全用一口纯正的宁波话，刚开始时许多外地同学都听太不懂。但没多久习惯了，大家都被他精彩的授课所吸引。相对于工程技术课，高等数学较为抽象，需要凭借逻辑思维能力，但毛先生讲课却很善于将严密的数学概念形象化，恰如其分地融会到日常生活中去。如在讲微分方程时，他用鸭子过河作比喻，这个例子在当时的同学中脍炙人口，人人耳熟能详。时间已过去许久，我常追思，形象比喻有着特殊的能耐，一头通向直观感觉，另一头通往逻辑分析，把抽象的数学问题深入浅出地引导出来，这就是毛先生讲课的艺术。
在学问之外，每位老师都有他自己外显的形象和内在的个性。毛先生对每堂课的五十分钟时间卡得特别准，上课铃声一响，他总是以敏捷的步子走进教室；讲完课跨出教室也刚好是下课铃响的时候，从不拖延，也不提前。他进教室素来是两手空空什么也不拿，但讲课时却似滔滔流水，再繁复的公式定理或例题也都能背得滚瓜烂熟，这很使当年我等年轻人惊讶和自愧不如。
也正因为如此，1958年学校停课搞运动时，一位同学竟贴了他一张大字报，说毛路真先生讲课不负责任，上课连教材、讲义都不带。运动结束后的第一堂数学课，毛先生果然手里拿着讲义走进教室，但他把讲义往讲台上一放，就心平气和地跟大家说了如下一席话：
同学们，你们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上课不拿讲义是对教学的不负责任。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教高等数学这门课的时间比你们的年龄还长，讲课带不带讲义丝毫也不会影响教学质量，即便今天带上它，我也不会去看它。
在当时学校大搞运动的形势下，一位年轻幼稚的学子受蛊惑给自己的老师贴大字报，这不足为怪。但毛先生拒不说出违心之言的个性，比起当时一遇到压力就检讨过头的芸芸众生是永远值得后人称道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时，和毛先生的儿子毛昭晰教授以及毛先生的孙女毛冀慧女士取得了联系。他们告诉我毛路真先生生前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于浙大任教的困难时期，毛先生在教书之外，宁可自己种菜来养家糊口，也不去外面谋取生财之道。他一生安贫乐道，严格要求自己“不做汉奸，不做奸商，不做官僚”，坚持自己的学术与品格。
和王仁东先生一起炼钢
历史对1958年的大炼钢铁是贬多于褒，但是它总让我追思起我国断裂力学研究与应用的开拓者王仁东教授。
由于我们班同学在校机械厂的铸造车间劳动过，掌握了冲天炉操作以及翻砂铸造的一些基本技能，所以被当时的化工机械教研室的王仁东教授看中了，他要我们参加到由他主持设计的炼钢厂的劳动中去。当时的浙大通过教育革命后正试行“一、三、八制”，即一年一个月的寒暑假，三个月的劳动，八个月的课堂学习。
限于当时学校的办厂条件，不可能有大厂房和吊车之类的重型设备，所以该炼钢装置的条件十分简陋。但在设计上却很有它的独到之处，从冲天炉出铁水到铁水包，再从铁水包将铁水倾入到转炉，直至最后出钢水，完全是利用台阶式的地形高低，从上而下借重力做功。
早在1948年王先生就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客座教授，但是在和他一起劳动的几个月，平易近人和吃苦的精神很令我们感动。记得当时劳动到半夜，学校有免费晚餐供应，我们每次去食堂前邀王先生时，他总是说：“我不去了，请给我带个地瓜回来。”偶尔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上食堂，在用餐时，我们发现王先生是手拿菜碗，而把饭碗放在桌子上，就跟他开玩笑：“王先生，您吃饭的操作规程错了。”王先生很认真地回答说：“是你们错了，应该多吃菜，少吃饭。”一反常人的习惯，这大概也是“大智者若愚”吧。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参加劳动完全是以接受教育为目的，没有报酬，但王先生却给了我们难得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回报。在劳动结束准备数学期终考试时，王先生说：“你们帮了我不少忙，到时我给你们复习数学。”在临考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王先生果然来到了我们的寝室答疑，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一道繁分数的不定积分，便要王先生帮我们求解。王先生仅扫视一下就说明天早上把答案送来，接着就准备离开寝室。我们有一位同学就急着问：“王先生，您连题目都不抄去？”王先生有过目不忘的天赋，随即就把这道繁复的分式背了出来，这让在场的同学都惊呆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王先生果然不失约地把解题答案亲自送到我们寝室。
既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又保持着自己清醒的科学头脑，不人云亦云，这是王仁东先生独特的个性。面对1958年大跃进时的浮夸风，他曾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三面是山，只有中间一条血路”。对唯政治论，他又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等等。其所言，掷地有声，原本可作警钟长鸣，可是王先生为此却受到了全校不公正的批判。
时间已过去近半个世纪，王先生生前展现的才气睿智和精神魅力依然经常浮现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
“一生和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王国松先生
1957年国家经济正处于马鞍型的低谷，而“反右”浪潮却如火如荼。
当我跨进浙大校园，反右高潮已近尾声，只参加了一次批判“大右派”王国松和李寿恒的全校师生大会。王、李两先生是我国电机和化工教育界的前辈元老，也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浙大仅剩的两位一级教授。会上，他们“交代”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只留下他们给我的最初印象：王先生说话平和，语调低沉；而李先生颇为激昂，不像是在挨批。
王国松先生没有给我们正式开过课，仅代过数节电工基础课。平心而论，王先生讲课，由于语音很轻，缺少激情，听者不易打起精神，不知这是否和他当时背负的政治压力有关。但是当你静心去听他授课时，你会被他的高度概括而受益无穷。记得当时他给我们讲授等值发电机原理课时，传授了我们许多解题的技巧，以至于我们对这门课抱有很大的兴趣。王先生敏捷的心算能力非一般人所及，两位数乘两位数可以不假思索地写出它的结果，即便是两位乘三位或三位乘三位，至多也停顿一秒钟。课后，有同学曾请教过他的心算能力，曾经以优异成绩载入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史的王先生却笑答：“我现在老了，年轻时还要快。”王国松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初到康奈尔大学学习的第一个浙大学生。由于他的优异成绩，使康乃尔对浙大学生十分信任，以致后来几位浙大学生申请去康奈尔求学时，被准予免试直接进入研究院学习。
在校时曾经听过这样一个传说，大概是反右斗争后不久的一个傍晚，浙大有几位同学在岳坟的曲院风荷处遇见了正在散步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向他们询问了浙大的反右情况，当周总理得知王先生被定为大右派时惊讶地说：
“啊？王国松是右派？”
好在历史有它自己的命运和规律，不以某个人的意志所转移。我最后一次见到王先生是1982年4月，在浙大八十五周年的全校庆祝大会上，地点同是当年反右斗争的大草场上，王先生应邀作了简短的讲话。当王先生以缓慢的步子走上演讲台时，整个会场顿时活跃起来，老校友们情不自禁地纷纷起立。当年的学生如今都已经是鬓染微霜，但在这位前辈师长面前，犹如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年代，他们都十分敬仰这位恩师。当王先生说到他一生从考进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大前身）起，除了中间去美国读书几年外，在浙大的时间总共是六十二年时，全场长时间地响起了雷鸣似的掌声。此景此情，催人热泪盈眶。和浙大的渊源是如此之深远，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一生和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写完这篇短文，我想起季羡林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世界各国的语言中，只有中国是将“师”与“恩”联在一起的。上述三位先生生前未必能记起我这位不才的学子，但作为曾经受教过他们的学生，我却深以为荣幸，他们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