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含松
我国着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浙大人文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徐朔方先生于2007年2月17日下午与世长辞。在告别仪式上，我撰了一副挽联：“绛帐清风留道古，青衿凄雨忆初阳。”联语未工，但记录了师从先生的点点滴滴，也表达了我在先生逝世后的伤悼之情。作为他二十多年的学生，爰作此文，通过几个片断，感怀先生的教诲之恩，抒发对先生的深切思念。
“听不懂”的课
初识徐先生，是在我大学二年级。记得当时徐先生给我们上古代文学基础课，主讲两汉魏晋文学。当时徐先生年近六旬，虽然白发萧萧，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身材不高而敦实。徐先生进得课堂，没看他拿什么讲义，只是带着《古代文学作品选》和几张写满字的纸片，没有什么客套，兀自就开讲了。他的嗓音清亮而略带尖锐。
已经不记得徐先生当时上课的具体内容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就没有听懂徐先生的课。这固然与我的鲁钝有关，不过确实有不少同学与我有相同的感受，认为徐先生的课“听不懂”。
徐先生上课，并不像一般老师那样从时代特征、作家生平介绍开始，然后是作品串讲，进而思想与艺术分析，最后讲历史地位和文学影响。这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史的授课方式，久之习以为常，觉得文学史就是应该这样的讲法。但徐先生不是这样。记得是他讲《史记》，对于教科书上已经系统介绍的司马迁生平、思想，他没有重复讲述，简单带过，接着就讲作品。而讲作品，也不是逐句解释，大凡书中注释详尽的地方，他就略过不讲；而没有注释和注释不确切的地方，徐先生或作补充，或为纠谬。与后来读到的徐先生的学术论文思维缜密、文采华滋不一样，徐先生上课并不追求耸动听闻的效果，即使一些极有独到见解的观点，也是要言不烦，点到即止。
要听懂徐先生的课，得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必须对所讲内容有相当的了解，至少应该大致浏览过教材，这样才能领略徐先生揭示问题的眼光、解决疑难的慧心。这是我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在当时，习惯了让老师牵着鼻子走的我们，面对徐先生这样看似略无崖际、不成系统的讲解，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还生出一些不满。但是也有一些同学十分喜欢徐先生的课。
认为这样的讲课，才是真正水平的体现，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到了期中，徐先生安排了一次测试，结果班里几乎有一半同学不及格，我的成绩也很糟，但少数几个同学却得了高分。下半学期，我逐渐适应了徐先生的讲课方式，知道一点读书的方法，也略窥徐先生治学的门径，才算品到了听徐先生课的味道。
我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后来成为徐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在闲谈自己的治学道路时，先生提到，当年他考进浙大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听了一位先生连原文带注释照本宣科讲解《庄子·逍遥游》的课后，他产生了与《牡丹亭》的女主人公相同的感受：依注解书，学生自会。就不愿再在中文系了，转学到了英文系，直到毕业。直到这时，我才领会当初徐先生给我们上课时的良苦用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尤其是大学教育，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我博士考试复试时，徐先生对我说了一番话：“我看过你写的一些文章，总的来说，文字功底还不错，表达还算清通，但思想深度方面不够。
要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学术目标和要求，要超越自己。”此后，无论进修课程还是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徐先生都有针对我的弱点，有意识地增加这方面的训练。跟徐先生读博士，随时感到有巨大的压力。他的课程，常常会布置一些具体的问题，要求学生自己去查找资料，独立思考，写出文章。其实，这时候徐先生自己对此问题已经做了研究，并写成了论文。他会指点材料的范围，通过什么途径去收集，重点思考什么问题，但不会事先告诉他自己的研究结果。这样做，就是要我们经历研究的全过程，而不是简单接受现成的结论。我们学生提出的观点，常常与徐先生不一样，他就与我们辩论，引导我们研究的深入。有的时候，双方都不接受彼此的观点，徐先生也从不将自己的结论强加给学生。
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十分有效，并让学生养成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行走的“课堂”
“徐老师有一个毛病让我很难过，就是酷爱走路。在杭大时，他经常来到我的房间谈谈。他不喜欢坐着谈，不喜欢开空调，最讨厌老专家楼的沙发，夏天十分钟一过，冬天三十分钟一过，他就说：‘在外面走着谈谈吧。’我们从西溪路走到黄龙公园走一个小时左右。各位知道，徐老师谈的内容很丰富，但表达很简要，而且还带有一点儿家乡东阳的口音，像我这样的外国人，面对面谈谈也不容易理解，徐老师走着谈话，我把全身变成耳朵，拼命努力听他的话，总有不少部分听不懂。回到专家楼，满身是汗，累得要死。对当时的我来说，西溪路到黄龙公园这一段路，是我的大学院，世界上教育最严厉的大学院。”
这是日本神奈川大学的铃木阳一教授在庆祝徐先生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他的话引发会场一阵会心的笑声。凡是徐先生的弟子，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徐先生认为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需要有充沛的体力支持，因此十分注意身体锻炼，夏天游泳，冬天跑步，到了七十多岁，出门还骑车。即便给研究生上课，他也喜欢边走边谈。徐先生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很少，因为他出的专业考卷很独特，内容范围很宽泛，问题角度不拘一格，几乎没办法通过常规的考前准备来应付，更不要说临时突击背书本。只有靠平时的阅读积累，加上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才能勉强通过。考徐先生的研究生难，是出了名的，很多考生知难而退，尽管应试的不少，能列门墙者还是寥寥。学校有关主管部门曾经向徐先生委婉提出降低考试难度，但徐先生照样我行我素，坚持宁缺毋滥。
因为及门弟子不多，徐先生也就不在教室正襟危坐地授课，而采用讨论的形式，通常是让学生定期去他家，讨论他事先布置的课题。但这样的讨论课一般总会从他家的客厅开始，在他的家门口结束。那时候徐先生的家在道古桥的杭大新村，等到二三个学生到齐，他开个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就会提议出门边走边谈。通常的路线是沿杭大路到宝石山下，再拾阶而上，直到山顶的初阳台，稍作盘桓即下山，有时是原道返回，有时会过紫云洞、黄龙洞而返，等走到徐先生家门口，大约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堂课也算结束了。
在徐先生看来，读书做学问，外在环境并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自己能否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资料室“门虽设而常关”，徐先生不能正常进行小说戏曲的研究，就想到“借《史记》和《汉书》的研读，也许可能做一点有益于人的事”。因为他手头有开明版的《二十五史》，研究《史》《汉》无待外求。徐先生谦称自己只是把小学生的加减法运用到了文史研究中，把《史记》和《汉书》内容重叠或其他可以对比的部分，逐一比勘，详细列出两书的异同，分析探究其中蕴涵的曲折原因和文化信息。在许多学人专业荒废的“十年动乱”期间，徐先生写成了《史汉论稿》一书。此书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对于当时好发空论甚至歪曲史实的恶劣学风来说，无疑是一种无言的抗争和有力的反拨。
有一次徐先生问研究生有什么困难，那位学生随口说，早晨宿舍楼外的学生广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说：图书馆线装书部的门外，有一张长桌子，很安静，可以看书。又有一次，徐先生九十多岁高龄的老母亲摔跤骨折住院，需要有人抬着去拍片检查，几个学生赶去帮忙。学生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多分钟，徐先生当时正站在病房门边，手持一卷线装书看得入神。见学生来了，赶紧说：“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这话让几个学生面面相觑，因为谁也没想到带书本去。凡此种种，言传身教，令学生终身难忘。
徐先生博览群书，但自己的藏书并不算太多。一方面因为他所读的书、需要的资料不是寻常书肆上能够购得；另一方面，他认为书关键是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我所有，即使家中坐拥书城，也不过是摆个虚架子。因此他的工作地点常常是在图书馆。到外地出差开会，他总要尽量挤出时间去当地图书馆访书；对于自己没办法找到的资料，就千方百计托朋友查找。他也常常到学生、同事家里借书。有一段时间，我家也在道古桥，离徐先生住处不远，那时候徐先生体力已衰，腿脚不便，已经好几次摔倒受伤。但他还是坚持走路，好几次独自登上三楼到我家，为的是借书。每当听到他那清亮尖锐的嗓音喊着我的名字，打开门看到他颤颤巍巍地站在面前，我总是又惊又愧，一来担心他走路不稳，怕出意外；二来看他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还坚持学术研究，除了钦佩，只有惭愧了。我每次和他说，只要打个电话，他需要什么我马上可以送上门去。但他总是呵呵笑着回答：不麻烦你！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的杭州大学中文系，老一辈着名学者王驾吾、胡士莹、夏承焘诸先生，先后驾鹤归去。徐先生是中文系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加上他本人学术造诣高，为人坦诚，在中文系具有极高的威信。但徐先生也是一个看上去不容易接近的人。我留校任教时，正值徐先生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等他回国，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登门谒见徐先生，因为他是我们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他还没见过我这个新助教。但徐先生听我说明来意后，马上说：“我已经不当教研室主任了，因此你不必向我汇报。”听了徐先生如此直接回答，我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就是徐先生的直率。他从不客套，说话率真，不假辞色。在徐先生家，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正在与徐先生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有人敲门，徐先生总是快步走到门前，打开一条缝，问来人有什么事？不管是熟人还是生客，只要没特别重要的事情，徐先生一般不会让人进门，就隔着纱门，简单将事情说完，道声再见，随手就将门关了。徐先生平素喜走路，路上遇见相识，往往也是微笑点头而已，很少会停下他那急促的脚步，与人寒暄。这就是徐先生的风格，中文系的师生都知道他的脾气，也就见多不怪了。
在学术研究上，徐先生同样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那就是“特立独行”。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是1956年关于《琵琶记》的大讨论。这一年的4月8日，他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栀琵琶记枛是怎样的一个戏曲》一文，在肯定这个剧本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后世戏剧创作的深远影响的同时，着重指出它的基本倾向是宣扬封建道德的。同年夏天，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首都文艺、戏剧界人士以及上海、广州、杭州、重庆、青岛、长沙、武汉等地的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琵琶记》讨论会。会议从6月28日开始，7月23日结束，共进行了七场讨论，所有发言和会议记录汇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6年12月出版。前两场讨论中，所有发言基本上都对《琵琶记》持肯定态度。徐先生应邀于7月初赴会，参加了第三场以后的讨论。他重申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并作了更加细致的分析。他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大批很有声望的学者都反对徐先生的观点，其中包括他的老师王季思教授。
作为一名三十三岁的青年讲师，徐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这种独立不倚、惟真是尚的学术胆识与勇气，贯穿了他的一生。徐先生是汤显祖研究的权威，晚年还发表过《汤显祖与梅毒》的论文，有人劝他不要发表，以为有损汤显祖的清誉。但徐先生说：“我有材料啊！”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个时代文人生活和社会风气，自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而不必为尊者讳。
熟悉徐先生的人，经常会听他说两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不知道。”在学术问题上，徐先生绝不苟同别人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观点和结论，都要经过事实的论证；他写文章也从不含糊其辞，总是思维缜密，论证充分，观点鲜明；但凡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他绝不会强不知以为知，不作无根游谈。有一次，徐先生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你的文章，‘也许’、‘可能’用得太多了，既然自己都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呢？”原来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加上这样字眼，修辞上显得委婉些，徐先生一针见血的批评，正是发现了我写作时的不自信。20世纪60年代初，徐先生完成《汤显祖诗文集编年笺校》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该书的前言。出版社来信，说“中央负责同志”（实即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了之后不满意，要求修改。
徐先生回信说自己只能重新研究以后才可以修改，怕他们急于出版，不能等待。出版社又来信说可以参考侯外庐（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最近发表的有关汤显祖的论文加以修改。徐先生读了侯外庐的论文后认为，他引用的汤显祖诗文，诠释理解往往违背原意，无法令人信服。于是徐先生写了论文对侯氏观点予以纠正，并告诉出版社，自己不能按照侯外庐的观点进行修改。徐先生的学术风骨，由此可见一斑。他在学校为庆祝他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召开的学术会议上，笑称自己是个“捣乱分子”。这是徐先生特有的幽默，这种自我解嘲其实表露了他对自己学术个性的自信和坚持。但徐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从不自满，而是不断修改以至重写旧作。他晚年自我总结说：“我不急于争辩，哪怕在几年以至几十年之后，我也要重申并完善我的论点。
在《琵琶记》讨论之后三十多年，我重又发表了《论琵琶记》和《高明年谱》。正如同1954年我在《新建设》杂志发表论文《马致远和他的杂剧》，三十六年后我又发表了同样题目的论文；50年代发表的论文《汤显祖和他的传奇》到1993年的专着《汤显祖评传》；1957年的《汤显祖年谱》到1993年收入《晚明曲家年谱》中的《汤显祖年谱》重写本都是同样的例子。”
其实徐先生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学者，对于认真与他商榷学术问题的人，他都青眼有加，给予热情的回应。他待人真诚，因此也赢得别人的由衷尊敬。这里仅记两件小事。一是他的《史汉论稿》中关于司马迁生卒年份的考证，有一个附注：“在讲授《史记研究》选修课时，陈南民同学在课堂作业中对司马迁出生年提出一个极为简截了当的论证：如果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他就不可能出生在原籍龙门，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奉令迁居茂陵。这种政治性的迁居不允许只身来京，而把家属留在原籍。乐于补充并介绍如上。”这就是他对一位在校本科生的奖掖。
还有一件让我至今历历在目的事：在师母不幸病逝后，徐先生年事已高，孑然一身，他的生活令大家担忧。一天傍晚，我去看望先生，才走到门口，就看到中文系王元骧（林祥）教授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鱼，特地送来给徐先生。
王老师是徐先生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而且也是孤身一人。王老师是着名的文学理论家，本不是徐先生的学术同行，但他多次在我面前提到徐先生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表达对徐先生的崇敬之情。
当时的场景令我十分感动：这碗鱼汤，凝聚着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