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晶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爸爸出生在卧牛山下一农户家里。
他最小，上面有十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其中有几个夭折了，只剩下大姑妈、二姑妈和大伯伯。爷爷和娘娘有八亩水田，住的是茅草房。爷爷善于种田，而且很勤奋，天天早早下地，中午不回家，午饭由家人送到田头；娘娘能干得很，里里外外都得干，一有空就织布、缝衣、做鞋，好在她没有包小脚，顶得住。爸爸从四岁起开始干辅助活，先送送饭，长大一点，能上牛背了，放牛是他的活，到八岁才上私塾读书。他喜欢书，老先生教孩子们读古文、旧体诗，教他们写大小楷。爸爸特别喜欢旧体诗，走路读诗，在牛背上读诗，简直成了小诗迷，直到现在年纪大了还是诗迷。在他书桌上有《唐诗三百首》和《旧体诗集》，他天天要拿起来读，读时铿锵有力，满腔热情，我们都百听不厌。爸爸还爱种地，不论刮风下雨，骄阳似火，天寒地冻，有空和没空，他必天天去园里干活。
后来，爸爸所在的乡有了小学，他便去那里上学了。小学里开的课多，老师也多，他特别喜欢数学和国语。老师不但教书，也教人，爸爸非常敬佩和爱戴老师。小学毕业，爸爸去县里上四年的旧制中学。在那里接触的世界大了，他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爸爸刻苦学习，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老师和校长都很喜欢这个年轻学生。
东渡去日本求学
爸爸中学毕业了，还想升学，但是无钱实现升学的愿望。正在此刻，中学的洪校长给了他两百大洋去日本留学。那时大伯伯在日本已完成学业，而且找到了工作，爸爸去那里有亲哥哥照顾，爷爷和娘娘也就放心了。1919年春天，爸爸登上了东渡的轮船，到了东京。在东京，有大伯伯的关照，生活没有问题。那时他打算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离考期只有三个月了，可是爸爸不会说日语。那怎么通过面试？爸爸决心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攻克日语口语。他抓紧时间练说，拜房东太太和小孩子为师，跟他们学，跟他们讲，和中国人在一起也用日语说话。有志者事竟成，爸爸终于过了考试官的面试关，进了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创办于明治维新时期，是实力很强的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陈建功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爸爸在那里读书收获不小，一是打下了扎实的理工科的基础，二是掌握了好几门外语，以日语和英语为最。
1923年，东京发生关东大地震以后，爸爸来到仙台，考进了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这所大学师资力量雄厚，藏书很多，教学仪器齐全，是日本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是这所大学和老师的培养造就了我的爸爸，使他成了一个着名的数学家，一个德才兼备、为人师表的教师。爸爸不死读书，他的爱好广泛，可以说，诗、书、文样样精通。他喜欢运动，在校时经常打网球、踢足球。他喜欢劳动，所以他才有好的身体。
爸爸敬业乐群，好朋友多，例如陈建功先生、陈乐素先生和茅诚司先生。
陈建功先生是爸爸的学长，回国以后又在同所大学同一个系共事，有五十年之久，爸爸非常敬佩陈先生，他们的友谊和交情很深。陈乐素先生也是留日中国生，是个爱国的人士；抗战时家居香港，陷贼中年余，卒弃其藏书万余，挈眷北去遵义浙大执教。
爸爸和陈先生很投合，还有陈绍琳先生，他是爸爸的好友，我们两家的关系密切。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这个陈先生，他和蔼可亲，他一来，我们都赶忙到他身边，连话不多的妈妈也滔滔不绝地讲话了。四弟德昌从仙台回国，全靠他的帮助。茅诚司先生是日本着名的物理学家，他和爸爸是大学同学，又同住在一所公寓里，加上公寓里另一个日本学生，他们三人总在一起，形影不离，好像大仲马的三剑客一样，引人注目。1977年，茅先生和夫人来北京访问，爸爸去北京见了阔别四十六年的好友，感触很深。1979年，爸爸率领上海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大阪，妈妈偕同回家探亲，茅先生邀请他们去家做客。在茅先生家过得很愉快，有张照片留下了当时美好的时光。爸爸和妈妈穿着和服，并排坐在沙发上，爸爸的神情是那么安详、轻松和满意，妈妈侧过头含情脉脉地看着爸爸，好像年轻的姑娘一样。
爸爸和妈妈的结合颇有神奇色彩。妈妈在少女时代，是高级女子学校的高才生，她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造诣相当高，而且长得很秀丽，是外公、外婆的爱女。妈妈喜欢弹古筝，还常上广播电台去播音。妈妈说他俩的月下老人是古筝，爸爸从广播电台听到松本米子的大名，才想亲眼见见弹古筝的小姐的风采。1925年，在樱花盛开的季节，爸爸终于见到松本米子。据妈妈讲，那天她的朋友说要带几个年轻朋友来她家，听她弹古筝。到了一大群人，有爸爸和另外两“剑客”。说也奇怪，妈妈一眼相中了瘦小的爸爸，爸爸就不用说了。外公外婆有四女三男，还有老母，不过外公有很好的工作，薪水很高，所以日子过得相当富裕。妈妈和爸爸相好以后，外公唯恐失去爱女，不太赞成，但外婆却很支持他们，尽管已有个二女儿，也就是妈妈的二姐，嫁给了中国留学生，一同去了中国。1928年，爸爸和妈妈喜结良缘。一年以后生下老大，就是我；过一年又添了个弟弟德雄。爸爸那时在东北帝国大学当讲师，薪水不少，日子好过，那几年是他们最最快乐的时光。爸爸一早去学校，上课和读书。妈妈收拾好家，背起白白胖胖的我，走到外公家，路不远，走一刻钟光景。在外公家，妈妈、我、外婆和大舅舅热热闹闹地过一整天，到下午五点多，爸爸下班到那里，外公也下班到家了，大家在一起吃大酱汤和米饭，又说又笑，开心得很。然后等天黑了，爸爸妈妈带我回家。有了大弟以后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妈妈手上要抱一个了。爸爸很爱我们，天天晚上都唱催眠曲拍我睡觉，等我入睡以后再看书到深夜。外公、外婆非常爱我们，他们不想让我们离开，元旦去神社参拜时，只向神祈求留住妈妈和爸爸。
1931-1937年在杭州
1931年，爸爸应聘国立浙江大学，只身来到杭州。当时浙大数学系已拥有雄厚的师资，诸如陈建功先生、钱宝琮先生等。爸爸的到来，给系里又增加了力量，大家都决心办好数学系，使其成为全国一流的，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科教人才。同年，爸爸去仙台接我们。外公、外婆伤心得不得了。
爸爸在浙大附近租了住房，那是一排三间的平房，向阳，前有大园子，有院墙与外面的巷子隔开。我们后面有排房子是房东住的，他家在北面破墙开了米店，他们家人都从北面进出，我们这边十分清静。
妈妈到了中国，一下子改变了生活习惯，有些不适应，可是她不抱怨。爸爸关心她无微不至，给她弄了一只大铁桶作洗澡盆，下面可以加柴烧水，还教她吃中国菜，教她说和写中文。妈妈渐渐习惯了我们的生活和习俗，刚来时讨厌的腐乳和皮蛋后来是她最喜欢的小菜，红烧蹄成了她最爱吃的菜肴。
爸爸喜欢教书和科研，也喜欢种地。
每天早上到房前去种花，给花施肥、拔草、洒水、松土、培土，从锄头到大粪桶，样样农具都齐全。园子种了许多种花，墙根上种了牵牛花，一早牵牛花盛开，把园子装饰成了花仙子的花园一般。爸爸在地里干，我们小孩子在他周围转来转去，总想帮他干点什么。最后，他剪下几朵最美的花，叫我们给妈妈，妈妈喜欢把它们插在爸爸书房的花瓶里。妈妈喜欢月季花、玫瑰花，我们喜欢牵牛花、凤仙花、鸡冠花和夜来香，还有一种像韭菜样的草，结许多碧绿的小圆果实，爸爸把它们种在通到大门的石板路旁。
爸爸工作很忙，上课，搞行政工作，还搞科研。白天他都在学校里，中午回家吃饭，小睡半小时，下午又去学校，晚上备课和写论文，一直到深夜。妈妈是典型的日本妇女，照顾爸爸的生活，还带孩子，好让爸爸一心都放在工作上。
爸爸走前，妈妈早已准备好外衣和公文包，帮爸爸穿好外衣，送他到大门口，每次都是爸爸说“我走啦！”妈妈接着说“走吧！”这样的对话一天要听好几遍。中午，到爸爸快下班那会儿，妈妈已在门边等候了，一听见他大声说“我回来啦！”我们小孩子马上奔过去，刚一岁的德洋跟在德雄后面叫道“爸爸，抱，抱！”吃饭是最高兴的时刻，因为大家都坐在一起，连德洋也上桌，站在妈妈旁边的藤椅里。爸爸喜欢喝一小杯酒，一边喝，一边讲，讲的都是学校里的事，妈妈听着，偶尔也插一句话。
那时我们在家里讲日语，跟外人讲汉语。在妈妈不会讲中文时，我们小孩子是妈妈和女佣陈妈的小翻译。爸爸很爱我们，但从不姑息我们。他每天抽空检查我们的作业，特别要看我们写毛笔字，笔握得是否正确以及字写到哪里要用力。每次出差回来，总不忘给我们带书和文具。在园子里干活时给我们讲大禹治水、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还讲伊索寓言里的小故事，教我们要学古代圣贤，要勤劳、节俭，要天天向上。爸爸是个急性子，我们常常因做错事或打架而挨骂。爸爸发火时我们怕得要命，训斥我们的声音大得连后面的房东家都听得见，不过不管他有多么生气，却从不动手。
爸爸有许多同事和学生，他们交往密切，每到星期天总有客人来。我记得最早的学生是方德植先生，后来有徐瑞云小姐。妈妈的朋友都是师母，她们一来，小孩子也来，我们玩得很高兴。妈妈不但长得好，而且心眼也好，没有人不喜欢和妈妈交往。另外，家里的人口几乎与年俱增。1932年，二弟德明出生。
同年妈妈带我们回仙台看外公、外婆，他们说什么也要把德明留下，所以回杭州时妈妈少带了一个孩子；不过，过了一年，1933年，德洋出生。隔两年，德昌又来了。家里人多，住不下了。爸爸、妈妈想扩大住房。租房子不如自己造房子，爸爸在求是村那边买了一块盖房子的地。可是没等到盖，八年抗战就开始了，盖房计划落空了，最后那块地也不了了之，没有了。
抗战八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局势越来越紧张。仙台的外婆来电，告外公病危，要妈妈速归；日本东北帝国大学也来电，聘请爸爸去教书。爸爸要留在浙大，劝妈妈带我们四个孩子走。妈妈心里痛苦万分，想走，但又舍不得爸爸。
当时妈妈还以为局势很快就会转好，所以决定等几天再说。
同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我军奋起阻击，抗日战争自北向南全面展开了。杭州遭受日机频繁的空袭。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决定立即迁校。正在这紧急时刻，我的第五个弟弟德成出世了。10月份，我们随校一同迁往建德。
一路上难民如潮，人心惶惶。爸爸抱着四岁的德洋，我拉住爸爸的衣服，妈妈背着未满月的德成，一手抓住一个弟弟：一个是德雄，还有一个是妈妈1936年去仙台探亲用德昌换回来的德明。家里大多数的东西都留在杭州了，只带出来些好点的衣服和被褥，还有一件贵重的古筝。到建德不久，事态急剧恶化，建德也不安全了。于是浙大决定再迁，到江西泰和。爸爸赶在再迁前，匆匆送我们回老家平阳避难，把娘娘从乡下接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因为妈妈不懂平阳话。我们在平阳的日子过得不错，吃的不缺，那里亲戚很多，都挑着担子送来鸡、肉和水果。在县里工作的大伯伯隔三差五来看我们，我们喜欢他来，因为他和爸爸很相像，声音完全一个样。好几次我们在外面听到屋里在讲日语，我们以为是爸爸回来了，而爸爸只在假期才会回家。
1940年，家里有了个可爱的妹妹，正好生在浙大迁到宜山时，所以爸爸给她起名叫德宜，小名叫小米，因为长得像妈妈。产后妈妈没有好好的调养，加上长期以来的劳累，她病倒了。尽管一个月以后见好了，但落下了关节痛的毛病。从1937至1940年，浙大搬迁了四次，最后到了黔北。迁校完毕，爸爸立即回平阳接我们。我们一行九人：爸爸、妈妈，六个孩子，还有我们的表姐卢志学。我们一家随着大批迁移的人们上火车，换汽车，穿山越岭，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城镇，通过数个检查关卡，走了半个月，才到目的地。幸好我们一路顺利，没有关卡找我们的麻烦。这都亏了竺校长替爸爸办了一张免检放行的通行证。
在遵义，我们家住三间独门独院的茅草房，三间房都朝阳，前面一块空地。
爸爸在上面种了菜和瓜，每天都能摘不少菜和瓜。在遵义只住了一年不到，那时家境已穷困了，爸爸把香烟戒掉了，妈妈为了省几个铜板的水钱，每天到井边洗衣、洗菜，有时家里没有人看小米，她就背着孩子去。弟弟的光头都是爸爸自己剪，我和小米的头发是妈妈剪，剪成童发头。1941年，我们搬到湄潭，这是校本部所在地。湄潭东面依山，西面傍水，风景秀丽。浙大的几百个师生员工和家属的到来，使这个小小的山城沸腾和闹猛起来。学校在东山坡顿时盖了简易教室和礼堂，并盖了学生宿舍；租民房给教工家住，为教工子弟办了附中。我们一家被安插在一个破庙里。庙前有一大片空地，爸爸高兴得不得了，连忙开垦出来种菜。到湄潭后，物价开始飞涨，浙大教工的生活日益艰难。
我家人口多，日子要比别家困难得多，竺校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爸爸渡难关，解决衣被和粮食不足。爸爸开出半亩菜地，收的菜和瓜又大又新鲜，我们吃了他劳动的收获，个个长得健康又可爱。我们小孩子整日无忧无虑，上课和玩耍，不知困难是啥，但爸爸、妈妈真是操心。虽然穷，但是他们相亲相爱、互帮互助，日子过得蛮好。爸爸教书特认真，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真奇怪，他居然有如此多的精力！白天工作那么忙，晚上在桐油灯下写下一本又一本的教学讲稿和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一直要坐到12点，早上还要早起种地，还抽空读诗和写诗。我们的爸爸总是那么精神，那么乐观，那么自信，那么坚定不移。
他在这时期的教案“乌鸦集”有十几本，今日翻开仍熠熠生辉，非常珍贵。爸爸在湄潭的学生很多，他们非常敬佩和爱戴爸爸，至今我还叫得出他们的姓名，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容貌和笑容。熊全治先生、杨忠道先生和秦元勋先生现在在美国，张素诚先生在北京。
爸爸爱国、爱校。在祖国生活，在浙大工作，不管条件和待遇多差，他都甘心情愿。1946年初，爸爸去台北接收台北大学，台大曾以高薪聘请爸爸，再说台北还有他的亲哥哥苏步皋，但都未能使他动摇。
1946年浙大复员
1946年5月，浙大开始复员。大家都欣喜若狂，等待好日子来临。爸爸、妈妈吃了八年的苦，该结束了。他们老在讲回杭州以后日子有多么好，妈妈一心想接外婆和德昌来，和他们一起过好日子。我们是8月启程的，从汉口乘船到上海，乘火车到杭州。六弟德新是湄潭出生的，从没见过汽车、轮船和火车，一切都使他感到奇怪，一路上不停地问这问那。在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爸爸给我们买了咖喱鸡盖浇饭和火腿煎蛋，真好吃！
回到杭州，一切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好！内战爆发，国内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加紧镇压，各地学生纷纷起来举行示威游行、罢课。国民党为取得美帝的支持以进行内战，大量出卖国家主权；美国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美货充斥市场。国民党统治区出现经济危机，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爸爸深感教书难和工作难，养家也难。为了摆脱困境，他协助竺校长工作，甚至在工作已非常多的情况下，仍接受了训导长的职务。竺校长认为大学生敬佩有名望的教授，因此也就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爸爸和妈妈说了不知多少次，训导长难做。爸爸和所有有正义感的浙大人一样，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迫害；在学运中，爸爸支持学生，同情学生，而且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但是他认为，与国民党斗，要讲策略，要做长期打算。学生们都爱他，尊重他，他们相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谷超豪先生就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
五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厚。
1948年，四弟德昌才回国。说起来真叫人伤心，外公1937年底就去世了，外婆饿死，大舅舅接着也病死，可怜的德昌由二舅舅收养，但他有八个孩子，生活也非常困难，德昌哪里能吃饱肚子。妈妈听了这些，悲痛欲绝。爸爸那时天天教德昌说和写中文，他脑子很灵，三个月就会说中文了，第二年就进了中学。
1948年底，爸爸当了浙大应变执行会副主席，工作更多，他参加护校工作，出去采购柴火。爸爸已对国民党不再寄托任何希望，所以尽管教育部三番四次要他带家去台湾，他都拒绝了。爸爸和大家一样，都在等待黎明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