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骥程
1953年我在浙大化工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前些年先后担任过物化和化工原理的助教和化工原理实验室主任。从1956年起伴随着“化自”专业的筹建、成立、发展、壮大之路走了过来，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太多太多。有一些经历，我实在难以忘怀，这里也只能摘其点滴。
创办专业是“一面倒”，学习苏联办学的做法，教育部希望浙大办一个苏联译名为“仪表测量与远距离操纵”的专业。学校授意电机系与化工系慎重研究。在专业基础课中，电类课程较多，但“化工原理”也被纳入，专业课中有调节原理课，化工系教师一般都不大了解这门课程，当时挂靠在化机专业的筹备小组，请教了王仁东先生，他直率地说此课他可担当。1956年教育部将此专业正式名为“化学生产的操纵及检验仪器”，简称“化仪”。为此原归电机系下属的专业改属了化工系。几年后全国同类专业负责人召开的会议上认为用“化自”取代“化仪”能更好反映专业的性质，这就是长久简称为“化自”专业的由来。
第一届专业招生前夕，专业教师队伍并未形成，因此大家深感压力巨大。归属之变也引发了第一届新生的“专业思想”问题。按学校规定新生入学有一次“专业介绍”，这一任务落在我的肩上。为此，我专程去“南京永利宁化工厂”参观学习，并邀请厂仪表车间工程师来校。先请他介绍，后由我作补充发言，介绍完后征询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那时班上有一位同学，微笑着问我：“老师！听了你的介绍，专业搞的是一些区区小仪表！我的志愿是想读电类专业，在长江三峡筑水坝，用长江水发电造福人民啊！”接着他又问：“本专业有教授吗？老师你还不足三十岁吧？”我听懂了他的话中意思。我没有生气，深感他是一位有远大志向的好学生。我想同学们对学校和教师有高要求是对的，我们不能误人子弟，一定要尽力办好专业。事实是我们师生在共同努力中一起成长，那位发言同学，毕业后热爱“化自”专业，毕生献身于“化自”工作，现在连他的儿子也在从事“现代化自”工作。这位同学名叫王文琦，我与他至今保持着联系，有着浓厚的师生情。
通过那次与他的对话，我发觉了有两方面问题：
（1）学生们考入浙大，既有对电类专业的爱好，又以比化工系入学门槛要高的分数考入，如今却划归化工系管，感觉亏啦。
（2）创办新专业需有教授、专家这样的师资队伍，让同学们放心能够学到有用知识。尽快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的教职工队伍也是学校十分关心的事。我明白必须努力迅速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与当前有关的教学工作相结合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我想到了可为化机专业开一门选修课——仪表与自动化，通过编教材、建实验装置将是提前引领自己进入“化自”领域的起步。但那时正值化工系从老校搬迁在即，万事开头难，于是在老化工原理实验室侧，我与王静熙共同建起一个小型实验室。其中有一套气动液位调节装置，调节器购自德国，它具有PID功能。通过自学和安装，我深切体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和乐趣，从而更加热爱“化自”，并毕生相伴。
1957年开始，浙大“化自”在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队伍方面有了重大进展，除原有的林新民、李海青、王静熙和我外，分来了应届毕业的顾钟文、赵宝珍、沈平、陈鸿深等人。师资队伍壮大了，实验室建设与教育中的课程建设得以逐步在玉泉校区生根落实。与此同时，国家在北京由中科院、清华大学、东北工学院联合举办的一期面向全国的自动化进修班开办了，这是一次绝好机会。学校决定派李海青和我去参加学习，虽然那段时间正值“鸣放反右”，但毕竟使我们补学了一些重要的自动化专业基础课程知识。
1958年我奉浙大校长刘丹之命，去见已全家抵京住在前门外教育部招待所内的周先生，我代表学校和化工系领导欢迎周先生和刘先生早日赴杭来浙大上任。周先生告诉我，他因受中科院自动化团队赴东北考察之邀，结束后才能来浙大上任。周先生到杭后，为了适应办学和当时政治形势，浙大成立了一个由周先生、顾钟文和我三人为核心的化自教研室。我们每逢周末晚开会，往往讨论教学问题至深夜方罢。
在专业创办过程中，专业教材和专业实验室建设非常重要。前者总体说来是采取一人负责、数人共同参与的办法。专业教材有两本，即《控制原理》与《控制工程》。就《控制工程》一书来说应尽可能用理论来指引工程的实施。由于专业成长发展很快，教材也几经更新，我们的《化工过程控制工程》（第二版）获得了“化工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浙大编写的两本专业教材，成为全国同类专业采用的教科书和工程应用的重要参考用书。
至于自动化实验室，通过师生和实验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建成了如流量调节（比值、均匀），液位调节（三水槽串联），反应器调节（纯滞后影响），温度调节（常规、前馈），气压调节（三罐串联）等，还为学生们提供了门类多、具有典型和普遍性的常规调控装置。实验室成为同学们能亲自获得实践知识的场所，从而较好地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祝和云、陆建中都讲过工程原理课并指导同学做实验，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自动化实验室建成后，一度全国同类专业来杭参观交流的同行络绎不绝。
“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上大批修正主义教育的危害。某天在教四楼下贴出一张“周王庙”大字报，“周王庙”本是沪杭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名，这是实指周春晖和王骥程两人。运动发展很快，我深感无法跟上形势，但内心有一条底线，即实事求是，不做违心事。因此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我没写过一张大字报。当时曾有工宣队领导找我谈话：“只要你向上揭发，就可以解放你”，但我没违心去做。
长期搞运动不上课毕竟不是办法，我们终于盼到了复课。一天突然有人通知我，要在十天内复课，为1970级工农兵同学上化工原理课。十多年不摸此书，而我仍属批判对象，怎么办呢？我热爱教学，于是昼夜紧急备课，才得以按期为同学们上课。记得在讲传热时，我先提问同学们可知道用体温计在口腔里测体温，医生说的含上三分钟是什么道理吗？我提问为的目的是引入稳态与动态的概念，如果近似为一阶对象，知道其时间常数，就不需要三分钟了。
以此引起学生们兴趣，把“自控”与“化工原理”互相沟通，也显现学好基础课对学好专业的重要性。后来教改小分队专业连队成立了，把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师组合在一个小分队里，课程像包产到户那样去完成。记得有一次，专业数学教师叶显篪突然生病无人上课，不得已我成了代课教师，好在通过边学叶老师的教材边教的艰难历程，终于顺利完成任务。在专业教育过程中，我先后涉足过专业数学课、化工原理课、控制工程课、专业外语课、下厂实习、毕业环节及后期指导研究生等，从上一门化工动态学到过程动态建模等多门选修课尝到了教师岗位的艰辛与欢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改革开放方针，专业要发展必须跟上科技发展前沿。科技无国界，必须要与国际交流、接轨。于是外语成为信息获得和交流的重要工具，英语不再被歧视，以外语为工具拓展国际交流尤显重要。以下是我在国际交流过程中亲历的一些趣事。
（1）美国专家来校讲学
1982年“化自”请美国里海大学着名的化工自动化专家W·L·Luyben教授来浙大讲学两周。国门初开，想听专家讲学的人众多，那时我担任教研室主任，周先生担任副校长之职。在专家即将来中国前，周先生告诉我，他无法出任翻译，因为专业翻译非生活翻译所能替代，不得已从未担任过翻译的我，像赶鸭子上架那样仓促上阵了，专家来前没有任何涉及报告内容的材料，无奈之下，我抓紧查阅了他近期发表在有关期刊上的文章。1981年，我曾赴加拿大参加“第二届国际化学工程会议”（每五年举行一次），并在会上宣读论文。因途经美国纽约转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前，曾顺访里海大学与Luyben有过一面之交。我决定当他到北京时去接他，并利用陪同经上海来杭的三天时间内争取多一些相互磨合的机会。我坦诚地告诉他我无翻译经历，希望他讲课时尽量用简单句，便于我能正确翻译成中文。同时我又请周先生多来听讲，若翻译有误时请当场指出，以便及时改正。开讲那天听讲的客人、师生挤满了一个大教室，台前、台侧放有不少录音机，这大大增加了对我的压力，幸运的是我总算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也提高了我与外国专家交流的信心。后来我有了公派赴美做一年访问学者的机会，只要申请者符合条件并能为对方所接受即可。
在我处于“困境”状态下，突然想起了Luyben 所在的里海大学，因1982年我当过他来华讲学的翻译，他了解我，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可否接纳我作为中国公派里海大学的访问学者。很快我收到了里海大学的邀请函，终于1984年我获得了访美一年的机会。在美期间，我从教学与科研两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前者，Luyben把他正在为学生上的过程控制课，让我上台讲两周，获得了学生和他的认可；后者是在出国前已想好的“简歇精馏的优化操作”课题。
要做科研当然离不开电脑，当时我几近电脑盲，行前请教过王树青。去美后Luyben已为我预付了上机运算费，情深义重，令人难忘。
（2）德才兼备的日本学者
高松武一郎是日本京都大学化工系的名教授，曾任日本化工学会会长，我与他结下了良好而长期的友谊。事情还得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初说起，某年炎夏一组日本大学教授访问团来浙大访问，学校临时通知我去参加由刘丹同志主持的座谈会。先由刘丹同志致欢迎词，希望大家通过交谈相互学习。我清楚地记得，采用老规矩，不论季节，“有朋自远方来”，工作人员都用开水为客人各泡一杯热茶。客人们见状笑笑，随后有人示意可否给一点冷饮料。
但那时冰箱、空调尚属稀物，因此无法提供冷饮。顷刻时会场无人发言而凸显冷静。情急之下，我用英语作了自我介绍，诉述最近阅读过一本由高松武一郎先生所写的有关系统工程和自动化方面的书，受益匪浅。我用日语表述了作者的名字。瞬间会场活跃起来，有一位东京大学从事航空工程方面的教授对我说，这次高松先生未来参团，但他可以把我讲的情况转告高松先生。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收到日本来信，一看是高松先生用英文写的信，中心思想是谢谢我读了他的着作，并表态今后我若有什么问题和需求，可大胆地给他写信，不必犹豫。在近二十五年时间里，的确他为我们办了许多好事，如我受邀请访问了京都大学；他也来浙大讲学；1986年以高松与我联合培养的方式，我推荐褚健赴日本京都大学攻博，所需费用经高松帮忙申请，最终全由日本文部省提供。褚健也以骄人成绩被高松教授评为“他是留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一位”。褚健去国外深造是我主动向他提出来的，因为他开始读博时，共有四名同级生由不同老师指导，可只有两个名额可以公派，他未被列入，我心有“歉意”。由于他的学成归国，如今他在教育和办公司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我总不忘高松先生的情意。1989年，我去荷兰参加“国际自控联简歇过程IFAC DYCORD＇89”会议，临行前遇到了国家外汇困难，我遇到将无法前赴欧洲的困境。
高松先生在了解此情况后，慷慨解囊为我支付了往返费用。这是多么可贵的国际友情呀！2004年4月是他八十大寿。因为1994年我在韩国参加第五届“IFAC PSE＇94国际执委成员会”时，大会主席团为他的七十寿辰祝福，并宣布他将退出主席团领导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为此我特地给他寄去一封贺信，完全用中文书写，并附对联一副：寿比南山不老松，福如东海长流水。
这是我唯一一次对外国人以全中文书写的信，因为我感到只能用我们伟大的母语来表述心中的感情。高松给了我一封回信，用英文表述了他对我的谢意。这也证明了他还是看懂了信的意思，领会了这份情谊。
（3）开展双边学术交流
中韩两国共同发起于1996年创建的“首届韩、中系统工程联合会”，先按一年一次，后改为两年一次的学术会议进行至今已延续了十年，它是按序、按期轮流在各自国内举办，其宗旨是：参会者来自中韩两国，将有充分的机会相互交流在这领域中的心得、体会和经验。联合会议办得十分成功。但我得坦诚承认1994年我与褚健赴韩参加“IFAC PSE＇94”会议，会后首尔大学的En Sup Yoon教授提了一个建议，是否可像韩日两国业已建立的“系统工程联合会议”那样，在韩中两国间建立类似的学术交流会。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敢，不能”。即谁来负责？费用开支哪里来？我佩服褚健的胆识，他说：“好的，承诺下来吧！”我又担心1996年我的退休期已近，即使延长回聘，说话也难以兑现呀！但是当想到中控公司和褚健的承诺，既有经济后台，又想到工控所有一支团结合作的王树青、荣冈等老中青队伍，他们为人正派，工作能力强，一定会把中韩两国系统工程学术会议办得愈来愈好。后来事实也证明这一学双边会议至今已在中韩两国间举办了六次，参加的人数双方愈来愈多，也为在读的研究生创造了发表论文、参加小型国际交流的机会。我记得第一次会议是在首尔（汉城）举行，我作为中方主席发了言，在结束语中结尾有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的责任是要建立起一座友谊大桥，我们的两国会议却似大桥中的主梁之一，你们赞同我所说的吗？”1996年，我应德国柏林工业大学Wozny教授的邀请访问柏林工业大学。
事情的起因是我们昔日的研究生李浦毕业后赴德读博，由于他的勤奋和成绩出色，成为Wozny的得力助手，使Wozny对浙大“化自”办学水平刮目相看，颇想建立柏林工业大学与浙大在控制科学与工程方面的长期合作，包括互派留学生、交流科研成果等。同样由于1996年我将退休，虽可回聘几年，但难以独自表态呀！我告诉他我们有许多老中青颇有成就的师资队伍，我建议他来浙大访问，了解详情后再签订合作协议。令人高兴的是先控所的王树青教授已于1999年代表中方与德方签订了长期合作计划，并建立了OptNet国际合作项目，至今已派出联合培养博士生五名，并都已学成回国。2003年，浙江大学还聘请Wozny教授为客座教授。
总的来说，开展国际交流，走出国门学习、工作使浙大“化自”享誉国内外。
除了前面提到的与国外学者建立了很好友谊的事例，下面还应提到： 户刈吉孝是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我与他第一次相识是在1986年东京召开的第三届化学工程世界会议上，因各自发表论文而相识。是他邀请了荣冈作为访问学者，他还接收化自1975级倪国屏同学在他的学校攻读硕士学位。2004年他重访浙大，知道我患病在家时，特意看望并邀请我赴日作温泉疗养。
吕荣九是韩国汉阳大学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荷兰的“IFAC DYCORD＇89”会议上。某天会议结束后，我们再次相遇在公交汽车站上，很明显他是亚裔。我用英语打招呼问他来自何国，他说是韩国人。后来再在韩国多次开会时相遇，相互都很快乐，友谊至今保持着。更有意思的是2003年中国出现了“非典”流行，是他为王树青、褚健和我寄来韩国有名的“辣泡菜”，告诉我们这在韩国是防“非典”的好药。2003年我患病动手术，他闻讯后写信给我，要我有战胜疾病的信心。
是的，半个世纪是一段漫长的人生岁月，我有幸成为“化自”创办人之一，非常愉快。当老师真好，我的体会是除了对学生传授知识以外，还应以自己的行为示范怎样做人。逢事我常常设身处地地想想我该做出的言行，做对了就自然会享受到唯教师独有的“桃李满天下”的回馈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