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骞
事情要从“文革”说起，我因为“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被看成另类。其实我的父辈兄弟姐妹无一不是职员或工人，只因父亲在1948年去了台湾；再加上我“不幸”在众多青年助教中恰巧在“文革”之前提升为讲师；又因担当了农学系的团总支副书记。
因此，就在“文革”开始我被贴了和“反动学术权威”几乎一样多的大字报。因为在我身上实在找不到“反动”的影子，于是就称我为“二权威”，“上可以与‘反动学术权威’平坐论道；中可以和青年教师称兄道弟；下可以笼络迷惑青年学生”。
大字报不过是一阵风，吹过就算了。而当时群众分帮结派，昼夜辩论，却没有人敢公然与我亲近。岂知这倒给了我一个自由自在、无人管束的客观条件。但是，自己算来年龄已近四十，工作年龄已经过了将近一半，还没有做出多少事业。但是我与农村始终保持着接触，知道在生产上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研究。
然而，这些工作没有人做，甚至原来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也离开农村，到城里去“闹革命”了。我愿意下乡去帮助农民研究和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那个时期，到哪里去申请科研经费？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先下农村再说，好在我有的是农民朋友，和他们去商量，总强过在校园里“生炉子、拎篮子、抱孩子”。
我选择了两个地方：一是萧山的西兴区；二是海宁的斜桥区。南下西兴只要骑自行车即可到达，中途只需花一角钱摆渡过钱塘江；斜桥则乘早上六点的火车，花一元钱，下车后再走十几里路，也就到了。我每月五十二元工资是政府给的，花这点钱做些有益的事情，值得！
要是没有我那些勤劳淳朴的农民朋友，我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我到斜桥找到大队长周荣昌（当时大队长还是坚持“在岗”的，因为农业生产总不能断）。我对他说：“现在你们没有农业技术人员，我来代替。我来指导你们的栽培技术和病虫害防治。但是，要求你派十名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在你自己指导下和我一起做田间试验。”他欣然应诺。在双方相互充分信任的基础上，他精心挑选了十多位从嘉兴农校毕业、但是不分配工作的青年农民，划给我十来亩地形理想、土壤均匀的稻田。按照田间试验规范，开始了我们的两段育秧试验。在西兴响七房村的来传根大队长，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朋友。在克服技术难点上，总是他自己动手，严格要求和把关，最终加以解决。在校园农场里我也有好朋友农工张惠宝，他不仅热情地、毫无代价地帮助我在农场安排了规范化的试验。说到义务工，我还要提到我的女儿王华瑜。她在那时是个初中生的班长。我们的两段育秧试验里有一个分秧的环节，就是把一块块带土的秧苗掰开成带有四五根苗的小块。这个工作是学生们能够完成的。她这个班长一声令下，全班开到。劳动一个下午，弄得浑身是泥水，然后我就每人发给他们一根当时最廉价的冷饮——两分钱一根的“白糖棒冰”和三分钱一只的“香蕉酥”（这也许已经是我用自己工资所能办到的极限了。因为家里还有老岳母和三个子女需要抚养）。看着他（她）们舔着棒冰，啃着香蕉酥，享受着劳动之余的快乐，我也很快乐。
说到两段育秧，我不能不提到黄汉江。他在我记忆中始终是个强健、粗犷、直率、勤奋好学、行动远胜于言辞的小伙子。
我和他相识是在1969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号下，“革命委员会”组织了一批农学、植保、土肥教授、讲师中的“闲人”组成“小分队”，借诸暨蚕校办了唯一的一期“工农兵学员班”，为期半年。工农兵班有学员三十人左右，选了一个班长，他就是黄汉江。每天清晨黄汉江最早起床吹哨子叫醒大家，领头跑步。上课时，记笔记最仔细和发问最多的也是黄汉江。而且他每天晚上在规定熄灯时间以后，还打着手电筒躲在被子里读书。
当然，教师一般是很欣赏这种学生的。
我和他再相逢是在1971年，我住在海宁斜桥做田间试验的时期。他就在斜桥旁边的长安镇农村里。听说我在斜桥，就来找我。正巧我希望有人做科研助手，黄汉江是再理想不过的人选。就这样，他时常来斜桥，同时，在长安镇也布置了同样的试验进行观察记载。他做的田间观察和记载，详细而又工整，我们就这样成了科研搭档和朋友。在我发表的两段育秧研究的早期学术期刊论文中，常有他的名字作为第二作者。
在我回到杭州时，他有时也来我家和我讨论试验，还常跟我一起到实验室做水稻样品的化验分析。说起化学分析，也得感谢许多人。药品仓库反正放着没用，他们大方得很，要什么就给什么，分文不取。当然，室内工作的条件与现在是不能比的。记得当时为了测定根系活力，我试验了好几种方法，最后还是选择了萘胺法。但是，做了不少数据，彼此相差较大。最后发现在26～27℃来做最准确。在大热天，只有夜里十一点以后才符合这样的温度要求。
于是，黄汉江常来杭州做我替班，有时白天不回去，就在桌子上睡觉，夜里做实验。照例，是义务劳动。
总之，我与黄汉江在科研上的合作一直很默契。但是，他很少谈起他的家庭和村镇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革命”却仍然继续，接下来是“清理阶级队伍”。一天，黄汉江清早来到我家，一般他从长安镇来我家不会这么早。我感到他有点身心疲惫的样子。他交给我几张科研记载表格，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没有料到这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别。
事隔不久，我便被“清队领导小组”传讯，其间细节，不值一谈。但传讯我的人与我在多次谈话中迂回周旋，询问黄汉江与我的关系。确实，除了科研合作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而我只知道他在工作、学习中表现的好处。这些都是与我谈话者不要听的，而他们所要听的我又一概不知。当然，久问不得要领，也只能就此罢了。事后我才知道，黄汉江就在最后一次来我家回去时，在他家门口投井自尽，那次来是向我告别的。他是因为“文革”初期得罪了乡里的一个领导，“清理阶级队伍”时，这位领导重新掌权，便要“清理”他。黄汉江自己觉得无问题可言，死不服气。领导便要他交代与“省里”的联系，并多次派人来农大调查我。可惜一无所获。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对我保密，所以我不知道汉江已死，及至闻知，既震惊又惋惜不已。这也是历史的悲剧。
又过一年，海宁县由主要领导出面，邀请我去作学术报告，场面弄得比较大，好几位主要领导超出常规亲临主持。会上讲了许多我对海宁的贡献等等场面话，会外说了若干道歉之词。也提到黄汉江，称他是人才，对在一场“做过头”的“运动”中发生的误会表示遗憾和惋惜。如今事早过，境已迁，人杳然，我却常怀念他！
说到两段育秧的技术问题，与前面“烂秧”一节一样，我不在这里描述得很具体，只想大致举其概要。
两段育秧是根据生产上的迫切需要，在不推迟播种，而延迟移栽到大田的时期，在延长秧龄条件下仍能培育生理上活性强的壮秧。这是我和农民合作在吸取秧苗带土浅栽及水育大秧，传统寄秧等方式优点的基础上，发明和完善并且命名的。两段育秧法把秧苗培育全过程分成两段：第一段称小苗阶段，由于秧苗初期生长慢体积小，可以吸取小苗带土秧节省秧田和早发、快发的优点，实行密播、旱育。当秧苗长大相互挤轧（以晚粳稻为例，大致叶龄五六个月，苗高约2～15厘米，净秧板叶面积指数约6～8）时，就铲秧寄植，疏散开去；因而第二段就称寄秧阶段。把育成的小苗带土分散成带四五根苗的小块，浅浅地寄植到经过耕整施肥的寄秧田里，在优越的水、肥、气条件下促进秧苗粗壮，培育出胜过普通水育大秧的壮秧。同时：由于寄秧田仍然可以种当季早熟的早稻，也就减少了专用秧田的面积，促进早稻总产量的提高。
我们的试验和在江苏、浙江两省的大面积实践都证明：两段育秧用于迟栽的连作晚粳稻，晚季中籼、中糯以及杂交水稻，都能起到迟栽高产、早熟避灾的作用。这不仅能显着增产，而且能使晚季中籼及中糯等容易延迟抽穗的品种适当迟栽，仍能在秋季低温来临之前及时抽穗，不易因受寒潮影响造成“翘穗头”。作为冬季作物后作的迟栽早稻品种，适当延长秩龄后不易发生过早抽穗，导致“小稻头”（在我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中对两段育秧的有关技术和科学原理有详细叙述，有兴趣共同探讨的同志请参阅文献目录）。此后，两段育秧在各地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的实践中，因地制宜地用在不同场合，发展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也给予我不断学习、吸取新的“知识营养”的源泉。
我们最初的出发点是认为水稻是湿生植物，它的秧苗中心隐藏着的密集的茎节上在湿润或淹水的条件下，除了最上三节之外都有发出不定根的能力。
你给它的条件好，有水、有氧气、有养料，它就发得快、多、好。所以非但不怕两次移植，恰恰是再次移植在良好生活条件下的根会发得更好，并为以后生长打下更好的基础。当然，绝对不是尽量满足秧苗的肥水要求，愈多愈好。而是要根据辩证法原理，在小苗阶段和寄养阶段都要实行适当促进生长和严格控制徒长相结合的成套技术。在精整秧田时，就要把两次秧田都做成下硬上软的“双层秧田”。同时，两段育秧之所以能增产，是因为在育秧的第二段，即寄养阶段前期和大田定植初期各有一个生长迅速的优势时期。它的生长优势表现在地下部分生根快，发根多，根量多，分枝根多，分布范围广，吸收面大，根的活力旺盛；地上部分出叶速度快，叶片阔，叶面积大，在大田栽培期间叶面积指数比较早地达到高峰，最高叶面积指数比较高，维持较高叶面积指数的时期也较长，因而有利于较多地积累干物质，为长成穗大粒多的植株奠定物质基础。研究还证明，两段育秧根系生长和根系生长优势能保持到生育后期，主茎叶数也比对照普通大秧约多二片，从而在生育后期不易早衰，灌浆快。因此，两段育秧的晚稻穗大粒多，谷粒饱满，瘪谷较少，千粒重较高。在生育期上，晚粳两段育秧的抽穗、成熟期均能提早，中糯和杂交水稻都能明显提高抽穗整齐度，因此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减轻后期的低温危害。我们还发现和证实两段育秧的植株在大田生长晚期表现“青秆黄熟”，与它生长后期在田表面有致密的毛根，从而保证了后期的吸收功能有密切关系。我们还通过植株化学分析了解到两段育秧田间抗病力比较强和组织内氮素化合物的组成有关。两段育秧长成的植株蛋白态氮与非蛋白态氮之比率，要高于普通对照大秧长成的植株。
两段育秧推广的效果比较明显可见。例如，1974年是两段育秧在江苏省试种后大面积推广的第一年，该年仅苏州地区的两季水稻中就推广了上千万亩。即使以每亩大田增产稻谷五十斤计，也至少增产五十亿斤以上。
说到江苏，我至今仍感谢和怀念我的许多老朋友。其中与吴县县长陈金根、苏州地区农业局黄锡局长的合作最令我难忘。在他们的宣传发动下，苏州农民跋涉百里来斜桥田头参观，最多的十天之内竟达三千多人，挤满田埂，路为之塞。无锡县农业局的钱恒同志和我一起回杭州，等在打印员（那时只有很累赘的中文打字机，打在蜡纸上。在蜡纸下面还垫着一张薄薄的棉纸，上面有打印的痕迹，常用来校对错误）身旁，刚刚打完，还没有来得及校对，他就扯下棉纸，赶回无锡自己去打印了。
至于在我们的“根据地”萧山，我永远记得以大庙作会场，为了通俗易懂，我学着用“土话”讲课。居然几百农民，有老有少，有怀抱婴儿的妇女都能安静地听课。我从他们的眼神和踊跃的提问中感觉到了“交流”的涵义。他们静静地听，不时还爆发出笑声，然后毫无怨言地去拔、去插那长达六七寸的粗壮秧苗。
我研究成的两段育秧在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全国优秀科研成果奖，同时也被授予浙江省优秀科研成果奖。被科技部编撰的书中列为近十年理、工、农、医286项重大科研成果之一。可是，这个奖竟然是极偶然地“从天上掉下来”的。
当时，我压根儿没有想过要得什么奖。当然，更没有从申请到论证、评议、审批这一套规矩。就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天，我们农大新来的党委书记李超同志突然把我找去，说省长王起同志在北京看到展览出的浙江省科研成果中有一项两段育秧，据查是浙江农大研究的，又听说是你在研究的。我就约略地作了第一次向领导的口头汇报。其实得奖的过程，还有点复杂。原来江苏省先向农业部报送了以“两段育秧”为名的科研成果。经农业部查证，江苏省推广这项技术是领先于全国，但是作为科研成果却是出于浙江的。把问题提到浙江，最后才查明是这么一回事。而这项成果也就这样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得了奖。
令我没有想到，而且想来有趣的是至今还有余音缭绕。事过二十年后，就在几年前我随农业部生态农业项目领导组到贵州“检查指导”生态农业。在几个县向我们汇报时，都提到把“推广两段育秧新技术”作为生态农业技术系统的内容。当同去的领导说起“两段育秧”是我研究成功并定名的。于是，有些当地同志介绍我时，就说我是“两段育秧”发明人，反而不提我这个“生态农业”专家。当然，我清楚地知道，当地还需要两段育秧是因为高原山区只能种一熟水稻，而且季节紧，特别不适应种高产的杂交水稻。而且现在的两段育秧已经结合各个地区不同生态环境和栽培条件，变化进步成各种各样的内容和形式。
这里面融化进了千千万万技术人员和农民的智慧和劳动，早就超过我们这些前人多多了。我完全能体会他们的艰辛和光荣。
虽然，两段育秧得到了全国的和浙江省的最高奖，但是，它也就是个经过若干技术改进的集成技术创新而已。然而，它的产生过程和精神价值却是我永志不忘、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