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俊民
1937年下半年，我们新考进浙大的学生，在杭州才上三个多月的课，便由于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登陆而匆匆迁往西天目山。上课未满一个学期，又下山开始随着全校大批人马节节西迁。整个西迁行行止止的过程给我们创造了跟老师们频繁接触和交往的好机会。每个同学都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一些颇为感人的品格、素养以及各不相同的处世风格。
胡老师在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期间，和同学见面的机会不多。尤其是迁校期间，苏步青老师任行军总指挥，而胡老师一直任先遣队和后勤筹划组的负责人，负责调查研究新校址的办学条件、联系交通运输以及地方人事关系等各方面的工作。他和苏老师都是科学家，习惯于脚踏实地工作，事事都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行，因此都能取得实效，成了竺校长的左膀右臂。胡老师因先于大部队到达目的地，不能在旅途中和同学们一起行动。而在每次迁定后又忙于全校的内外行政杂务，不能经常开课，以至于同学们总以为他是一位校领导，而不是能够常和同学们接触的专业教师。可是当理学院最后于1941年夏迁到湄潭，与农学院师生朝夕相处之后，学校便大体上安顿下来，他也就开始常和广大师生见面了。
我恰逢此时毕业，留校任物理系助教。我随全系迁到湄潭后，有幸经常跟随胡老师左右，当他的见习生和助手，从而有机会常常接近他，了解他如何思考和处理各项工作。有时胡老师也让我提点意见，出出主意。在我跟随胡老师的所有日子里，受到他很多的教益。
过去我在书本和黑板上每见到“满腹经纶”这个词儿，总理解为用来称赞某位达官名士，把他奉为熟读经史，能诗能文，文韬武略，有着异常卓越才华和见识的人。可是跟随胡老师一段时间之后，渐渐发现他不仅对新的“西学”和旧的国学都有相当深厚的功底，而且对于中西文化的精髓也有着相当精辟的认识；又亲眼目睹了他在祖国的高教事业上目光远大，深知教育事业乃是国家命脉和民族生机之所在；这才发觉“满腹经纶”这个词用来赞美他是十分恰当的。
一位对青年人有爱子之心的长辈
那时我已知道胡老师是一位在学术上有过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一位博学多才且爱国心很强的学者。他虽对当时国内的政治现状从不高谈阔论，公开发表意见，或表露愤世嫉俗之情，然而他对于旧统治者的狡诈手段和狰狞面貌是深知的。
我在湄潭当物理助教时，由于系里助教人手太少，我的工作就相当吃重了，加以营养不良，每晚临睡前总是感到疲惫不堪。那时候我要同时准备三门高年级物理实验课和担任保管仪器之职，还要跟王淦昌老师学习光电管的研制。此外，还要帮助朱正元老师辅导化学系二年级的普通物理课。不久朱老师长期病卧，我便代他讲课兼辅导，还负责该年级于1942年暑期在永兴镇补上的普通物理实验课。在业余时间我除了继续参加过去在遵义即已参加的黑白文艺社和质与能社的各项活动外，还要跟随胡老师，当他的助手。不过，那时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倒是既紧张而又丰富多彩、充满生趣的。
胡老师是当时竺校长在湄潭的代理人，常要与国民党的湄潭县党部书记长打交道。他对于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在遵义和湄潭接二连三地非法逮捕思想进步的师生极其反感。1942年的初秋，他从湄潭县党部书记长那里听到我有“搞外务活动”的嫌疑后，深感担忧。有一天便对我真言相告，劝我尽快离开浙大到重庆去工作。重庆不像湄潭，是个大城市，我这个普通青年不会受人注意的；我在物理系所做的教学工作相当得力，系里师生都会舍不得我离开，但是万一被逮捕，学校是没有力量保护我的。而据国民党湄潭县党部书记长说，逮捕我是很有可能的。
我初次听到这番话，并未介意，还天真地认为自己不是中共党员，又无任何“外务”，国民党为照顾到自己的声誉，总不至于盲目乱抓人的。至于要我突然离开母校浙大，实在心有不甘，而对重庆何处可去又感到茫然。我就这样一直置之不理，心里想，过去在遵义师范宿舍住时，校长办公室的诸葛秘书经常在晚餐后出现，散布警备司令部的“最新黑名单”，借此让三青团员观察各人的动静，而事实上日后被逮捕的一批批师生大都不在这些“黑名单”当中，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可是大约过了一个多月，胡老师又再次慎重而恳切地轻声相告，劝我切不要再拖延了。从最近县党部书记长谈话的口气听来，情况又比几周之前更紧迫了。事不宜迟，还是快走为好。幸好他和几位校系领导人早有准备；为了不让我吃眼前亏，已经为我联系好调到重庆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去当助研了。在那里有一位几年前浙大物理系毕业的老校友，他为人热情厚道，在那里工作已久，能好好照顾我，而且他已有信寄来，表示欢迎我去。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胡老师虽不公开谈论政治和时事，也不常与进步同学交往，言行一贯持重，态度端庄和蔼，但是思想并不顽固保守，倒是真正进步，有正义感的。
他思想境界高而深沉，见识远大，是一位衷心热爱青年学生和祖国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育家。当时我的思想算不上进步，也无进步活动，可能是以前写的一篇校报文章触怒了当训导长的国民党党棍姜琦，尽管他被迫离校，可能他未忘仇怨，才设法逮捕我的。若不是胡老师的再三恳切相劝，又暗中切实相助，我是肯定要吃眼前亏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胡老师常忙于校内的和理学院各系的重大教学行政工作，难得抽时间来讲课。而每讲一课总是讲得很长，滔滔不绝地叙述有关实验定律和基础理论的发现、综合、总结过程，包括一些重要概念的来龙去脉和穿插其中的简短的名人轶事，讲得津津有味，声音却很低。每次下课铃声已经响过了，他总似乎毫无反应，以致同学们每次下课，总超过食堂的开饭钟点。但从来无人抱怨，至多说胡老师虽是物理学家，却不重视三个基本物理量之一的时间的观念这一类玩笑话聊以自解，小小的不满早已被胡老师苦心传授真知的热情消融了。
胡老师平日对同学的态度一贯是热情而慈祥和蔼的，可是他在关键问题上却十分认真严格，毫不放松。他在每学期开课之前对于理学院各系学生的选课单上院长签字这一关从不随便走过场，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和每一位同学谈话相识，了解其前两学期的学习成绩和志趣，给予适当的指导或忠告。他严肃认真地询问每一位同学一两个问题，查阅前两学期的学习成绩，同时趁机以一个领导人的立场审察各门课程开设的普遍效果。他为了严格把好这一关，总是十分沉着，丝毫不受周围同学们催迫心情的影响。他热情地同每一位选课同学大谈学习志趣和当时世界尖端科学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科技发展需要等。如果发现哪一位同学前两学期的总成绩或两门必修课的成绩不佳，就不让他（或她）多选课，尤其是未及格课程的后继课。而对本专业的钻研劲头不大却倾心于其他专业方向的同学，便向他们介绍和建议选一两门跨系或跨学院的课程，向边缘学科研究方向上发展，有助于其成材。例如我们物理系1942级的梅镇安同学尽管物理学的学习成绩优良，但她爱上了生物科学，而且已经选习过一门生物专业的基础课了，学业成绩优良，胡老师就劝她再加选两门生物专业的课，等她填好选课单，才给她签上字。二十年后，梅镇安同学果然在生物物理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来成为北大生物系生物物理学教授。
一位博才多艺而忠于职守的“先遣队队长”
胡老师的教育工作责任感极强，从不主观臆断。他习惯利用中午或傍晚的下课、下班时刻在十字街头等他要等的师生员工，碰头交谈。人们常可以在去食堂或回家的路上见到他在路边或墙角跟一个人谈着话，而在用完餐之后仍然见到他俩站在原地交谈，谈得更欢，好像非要把一件事谈透不可似的。
在整个迁校过程中，每迁一地，胡老师这位先遣队和后勤工作筹划小组的首脑都要在至少两三个月之前付出大量精力，做一些重要的有时却相当烦琐的实际调查访问工作。当开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新迁地点的方针大计时，常会有一些老师乐于根据自己的诗情画意或从古书上取得的某种灵感，来表达自己坚决主张迁往何地的理由。然而胡老师早已是胸有成竹的，他量过自己的两臂伸直时的总长是一米多少公分，凭这根随身携带的天然“直尺”，他可以快速量出某间房的长宽。于是，每一处新校址可供利用的现成房间各有多少平方米，其中立刻可用的和修缮后可供使用的课堂面积以及宿舍用房、办公用房的总面积各有若干，马上就有了估算结果；全校师生的集会场所和校图书馆有什么公共建筑物可供临时或永久使用，容量有多大，均有实际数字记录可供参考，就连粮油和木材的年供应量也都一一调查清楚。因此搬迁甲地可行还是乙地可行便了如指掌，再无盲目争论的必要了。
每次胡老师的发言虽在最后，说话的声音轻而缓慢，却是最有力的，与会者闻之无不动容而叹服。在他领导下的校图书馆和理科各系的书刊资料和仪器设备的长途运输工作在那交通运输条件极其困难、极不正常的当时，每一阶段都能出色地顺利完成任务，使得大批人马一到达新地点，不多日便能继续开课，校图书馆能流通图书，实验室也能开出实验，弦歌不辍，正常教学，这就维护了浙大的生命和生机。不少知情的教师和实验员说：“除了房屋和锅炉、蒸汽机、大电机等笨重的设备外，各系的书刊仪器都没有丢失，物理系就连草稿纸也未丢失一捆。”什么是人间奇迹？这就是奇迹！但任何奇迹都不是自天而降，无中生有的，而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在奋发努力、求生存、求发展的坚强意志驱使下，由领导人以不寻常的智慧和胆识，凭着群众巨大的力量创造出来的。整个浙大一步步西迁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所表现的顽强斗志的一部分。
胡老师的学识渊博，在建筑美学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这在一般老前辈知识分子中也是罕见的。有一回，我在湄潭帮他绘制一张准备新建的一所两层教学大楼的设计图。由于建筑经费很少，必须遵循尽量简单朴素的原则，不允许有建筑装饰物和豪华的气派。他要我帮他考虑在简单朴素的要求下，即在少花钱或不额外花钱的要求下，如何求得美观典雅而不落俗套。这对于我这素无建筑设计经验而知识面又不宽的人来说，实在无从下手，苦思冥想了两天，最后还是交了白卷。想不到两天后胡老师再和我会面时便拿出了他的绝妙设计。他打破了将二楼窗口等距离安排的老套，而采取钢琴键盘上黑键那样三三两两靠拢的不等间隔排列方式。他说：“这种排列能让师生见到后，便立刻联想到钢琴的键盘，顿生乐感和美的意趣，甚至在脑中油然涌起一段优美的旋律，从而达到心旷神怡的境界。这可为大家的艰苦生活注入轻松的气氛。”这种构思委实新颖高明，富有创造性。这真是美学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灵活运用，令我赞佩不已。当我照胡老师的设计思想画出一幅正面设计草图后，眼光一扫，心中就禁不住涌起一首名曲的旋律。
一位把真正的物理教学引入中国的学者
胡老师在年龄上当属于我们这几届同学的父辈了，但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工作的热情却不亚于我们，甚至超过我们。他早在青少年时代便已受到家庭中父辈和祖辈的有意识的培养和熏陶了。
胡老师于1892年出生于江苏泗阳县。十七岁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第一届庚子赔款出国留学考试，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本科学习。四年后毕业，转入哈佛研究院。一年后取得硕士学位。再过四年取得博士学位。当时他受了争取祖国富强的强烈爱国心的驱使，多选具有应用价值的课程修读。
胡老师家三兄弟都在清末或民初考取公费留学，而且都取得数理方面的博士学位，在研究上做出杰出成绩。长兄敦复是考取江苏省公费出国留学的，曾在清末受聘开办清华学堂（即今清华大学的前身），而当学堂里的洋人董事不许开设中国语文课时，敦复先生便愤而辞职，结合一批爱国学者到上海开办了大同大学。胡老师自1918年回国起直到1937年随浙大西迁之前，曾多次在大同兼职讲课。由于大同大学经费短缺，胡老师从不领兼职工资，保持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作风。二哥明复先生通过第二届庚子赔款出国留学考试派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成绩异常突出，为当时四千名同学之冠，被誉为“神童”，在美国名噪一时。他也于1914年进哈佛研究院，1918年取得博士学位，成为闻名美国的数学家。他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大前身）及上海商科大学任教授和商科大学院长，并将1919年在美国与竺可桢、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胡适等十余人组成的“中国科学社”移到祖国来，出版《科学》期刊，同时还创立了生物研究所和科学图书馆，为在祖国大地上提倡科学研究和进行科学教育与普及科学知识等多方面的科学工作而贡献力量。
胡老师曾与杜安教授（Prof·W·Duane）一同做提取镭并用镭射线和X射线治癌的实验，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属于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后来他又转到当时物理学基础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的X射线研究，研究X射线的K线系和化学元素的原子序数之间的关系。他以电子速度与原子序数作图，修正了摩斯莱定律。他还首先在X射线频率范围内测定了电子在不同方向上的速度分布和X射线的空间分布及其光谱特性，明确了选择性光电效应和选择散射的存在。这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于诸元素原子激发和发射、吸收、散射X射线的机制，对于理解X射线在物质中所引起的电离和反光电效应，以至对于原子结构的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可以看作是现代物理学上发现康普顿效应和建立物质波概念的前奏。
胡老师和他的导师杜安在X射线方面做了极其广泛而重要的研究工作，成为中国第一位从事X射线研究的科学家；他与此后不久吴有训先生在康普顿效应中所做的重要工作交相辉映，为我国物理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老师返回祖国，准备担任高校教职，“要准备与命运做艰苦的搏斗，来为祖国培养大批有作为的年轻人才”，是他在回国前的一段自述中说的话。回国后他便是照这样做的——历任南京高师的物理教授、东南大学物理系教授兼主任，先后筹建了厦门大学和中央大学理学院并任院长职。后又协助筹办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在抗战前的六年间任上海交大教授兼大同大学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发展到长期对抗的新阶段，胡老师应浙大竺可桢校长之邀，毅然出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协助竺校长领导浙大内迁工作，使浙大的教学与科研命脉得以维护和发展。1946-1949年间，他率领了一批中国年轻学者到英国学习微波雷达技术。
物理学在晚清引入我国之后，大学和中学教师大都把物理课本当作语文课本来释义，学生对于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只能望文生义，甚至习惯于背诵定义、定律和定理的条文，而忽视实验所能提供的感性认识和手脑并用的实践机会。胡老师深知物理学的基础是实验，他首先在南京高师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大学实验室。他可算得上是第一位把真正的物理教学引入中国的人了，实为今日我国在辽阔的疆土上所有学校、厂矿以及各科研单位物理实验工作的先导。他在各高校的物理教学中提倡多作课堂演示实验，严格要求学生在实验室里手脑并用，鼓励学生修理好已损坏的仪器，再拿这些修理好的仪器去做实验；对于造假数据的学生总要严加教育。他在课堂上着重讲述科学大师们的创造思路和科研方法，在课后又不厌其烦地解答学生的提问，甚至关心学生的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还解私囊资助一位学习成绩十分突出的学生去法国留学。
浙大师生在江西泰和期间曾在他的率领下帮助民工完成十五里长堤的测量、挖土与筑堤工程。后赣江泛滥，浙大所在的上田村的田园和村舍因此未遭受水灾。至今那里的村民还提到浙大过去筑堤防洪的盛举，因此把这条堤叫做“浙大防洪堤”，也有人称之为“刚堤”。这是浙大留在百姓心中的无字碑。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向华北、华东大举进攻，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反抗。胡老师利用上海交通大学的光学仪器在一幢高层楼顶上观察日军舰的行踪和位置，并及时报告十九路军，对十九路军准确炮轰日舰帮助极大。此举深受上海军民称赞。十九路军为此授予胡老师纪念奖章。由此可见，胡老师不仅如上所述热爱人民，也是一位主动参加抗战活动，极其热情地以其科学智慧为祖国救亡神圣事业效劳并建立功勋的学者。
解放后胡老师任唐山交大和北洋大学教授，后于1952年起又调任南开大学教授。我先后于1954年自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和1964年自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差到天津，均就便到南开大学教师宿舍拜谒胡老师。每次他的态度均和蔼可亲，言谈热情恳切，俨如我的老伯伯。
1954年那一次是我向他告别后的第一次面晤，其间相隔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我见到他时一时激动得语塞了，千言万语一时理不清头绪。如今只记得当时自己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喜的是又回到了十二年前告别的胡老师的身边了，我学习物理着重实验工作和到美国实习电子管生产工艺，又到美国若干科技馆实习物理展品设计工作都是受了他的启发和普及科学知识思想的影响；我的性情一贯急躁，但是做起行政杂务来特别耐心也是受到他的熏陶和感染，现在多少完成了一些任务，对他老人家的教导可谓于心无愧。后来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当我给他看了带去的同三个孩子在一起照的照片时，他不停地欣赏孩子们的稚气表情，示意要留下这张照片。等到我奉赠给他时，他便露出颇为得意的表情然后收下，视若他自己的后代，使我顿时在胸中涌起了一股暖流。
1964年，也就是十年之后我再次去拜见他，他请我一起用了午餐。在餐后他又问起我在东北三省的三所高校的工作情况，我仍回答得相当简短，而且热泪盈眶。当时我的脑子里所想是，过去胡老师在浙大工作时，抗战期间的工作条件虽然困难，但他在浙大有职有权，不难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我现在负责系、室行政工作的情况却是有职无权，阻力太大，大部分时间、精力是白白浪费了的。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无法开怀.谈，以免引起他的激动。我知道激动对老年人是不利的，同时我也知道自己的学识、才能和声望远远不及胡老师，说了也无益。
在“文革”期间我被关入牛棚，后又被迫下乡，不能出远门探访师友。万万没有料到在“文革”后在北京高教出版社访问师弟南琦时，才惊悉胡老师在1966年3月被天津一家大医院将肾结石误诊为膀胱癌，开刀后医护人员护理又十分马虎，以致受了感染，病情迅速恶化，于3月26日永别人世。胡老师的体格原是相当健壮的，可是当时在老知识分子普遍受歧视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对他不认真诊断和护理是可以想得到的。
胡老师如今虽已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智慧、品格、工作精神及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我们浙大广大校友以及中国科学界、教育界广大老一辈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