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1904-1994）
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浙江杭州人，满族。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之一）预科，次年预科结业，转入染织科，1923年毕业，留校任教。1925年任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美术教员。1944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是一个在绘画领域颇有造诣的画家，其作品曾多次获金奖、银奖或为国家博物馆收藏。他又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保护、研究、介绍敦煌文物艺术事业辛勤工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编着、撰写有《敦煌艺术》、《新疆石窟艺术》、《敦煌壁画》等十余部着作和上百篇论文，绘制有上千幅油画作品，出版画册有《常书鸿画集》、《常书鸿·吕斯百画集》等。
“求是”学子，留法名家
如今，在浙大的玉泉校区，还可以看到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的许多“雪泥鸿爪”，如他在1972年创作的油画《梅花喜欢漫天雪》、《牡丹》等，当时就被浙江大学所收藏，并设有永久性的展览室；另一幅巨型油画，则是他于1982年4月返回母校参加85周年校庆，与夫人李承仙共同合作完成的《攀登珠峰》，后来就悬挂在“邵逸夫科技馆”的大厅里；1987年，常书鸿夫妇再次莅临母校，并创作了油画《平湖秋月》、《断桥之畔》、《月季》等，当时他还当选为浙江大学校友会的名誉会长，并举办了“常书鸿画展”。常书鸿生前的画作都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为此，浙江省博物馆还特别设立了永久性的“常书鸿展馆”。
常书鸿与浙江大学的关系十分悠远，早在1918年，他考入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即浙江大学前身之一）预科，学习染织专业。在浙大的校史上，以学习染织而大名鼎鼎的，还有夏衍。毕业后留校任教。
常书鸿于1927年6月赴法国留学，专攻绘画和染织图案，后考入里昂中法大学的公费生。1932年夏，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随后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当年在法国集合了一群热衷于艺术的中国学子，他们还自发成立了“中国艺术家学会”，参加者和组织者中就有常书鸿以及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陈之秀、王子云、余炳烈等人，这一期间，常书鸿创作的油画《梳妆》、《病妇》、《裸女》和静物画《葡萄》等曾多次参加了法国的国家沙龙展，《葡萄》还被当时的法国教育部次长所亲选，收归为法国国有的收藏；另一幅《沙娜画像》也被巴黎近代美术馆所收藏（现藏于巴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裸妇》则是他的传世名作，曾在1934年里昂春季沙龙展中获得了法国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该画现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
常书鸿在法国学习西画，成绩显赫，他曾先后在法国国家沙龙展获得金质奖章3枚、银质奖章2枚、荣誉奖1枚，他还荣幸地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家协会会员。
驻守西域，天长地久
1936年秋，常书鸿受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邀请，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38年抗战爆发后，他随国立艺专迁校于云南，并任代理校长。1940年，他担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兼秘书。
常书鸿在留学法国期间，曾经偶然从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中看到流散在异邦的许多敦煌文物，他痛心疾首，并暗自发愿要成为敦煌的守护者。1942年9月，在于右任、陈凌云、梁思成、张大千、徐悲鸿等的支持和鼓励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常书鸿出任副主任。不久之后，他先后辞去待遇优厚的“艺专”教授、“教部”职员的职位，决心前往荒凉的西北，守护于千佛洞之旁。1943年3月，他风尘仆仆，终于抵达了他心目中期待已久的古代艺术宝库——敦煌。此后，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担任所长。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常书鸿、董希文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便先后迢迢千里来到这荒芜大西北的一片艺术圣地，从此，他们与千佛洞共同沐浴着朝阳和夕阳，并迎受着凛烈的寒风和漫天的飞沙。
那是一幅感人的画面：在无数个昏暗的洞窟中，他们一手持油灯，一手精心地描摹着先人留下来的壁画。壁画在洞窟的高处，他们就冒着危险攀爬上去。如果是画窟顶的藻井，他们长时间地仰着头，很快，头颈酸疼了，于是就用镜子返照来临摹；如果不小心摔下来了，又再攀爬上去。壁画在洞窟的低处，他们就长时间地趴在地上临摹……长夜漫漫，敦煌的冬日又是格外地漫长。
颜料被冻结了，董希文便发明用烧酒来调色……
其实，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和困苦并不可怕，甚至国民政府的几度停拨经费都没有难倒他们，最痛苦的，则莫过于由于不理解和生活的极度艰难，就在这时，发生了常书鸿和潘絜兹两位艺术家的家庭解体事件——他们的夫人离他们而去了——常书鸿当年的妻子陈芝秀以赴兰州看病为由，留下两个孩子，从此离他而去；潘絜兹的家庭也差似之。在痛心之余，他们却更加从容地面临一切可能的磨难的到来。后来，着名作家徐迟继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又写下一篇描写常书鸿他们当年这段敦煌人生经历的《祁连山下》，潘絜兹读后不禁感慨说：“一个热爱艺术胜过一切的宗教徒式的艺术家，只配享终身孤独的命运。”
这是宿命，也是他们的自豪。因为，他们已和敦煌以及敦煌壁画的创作者们早已相融在一起。他们像一个饥儿贪婪地吸吮母亲的乳汁一样，从敦煌壁画里吸取营养，开始了画风的转变。这就是常书鸿、潘絜兹、董希文等等一群艺术家们的真实写照。
人在画中
在敦煌莫高窟，自从在那满目苍凉和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之后，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常书鸿带领众人开展对敦煌的保护，并对壁画、彩塑进行逐一的考察和临摹以及研究等。虽说工作环境、生活条件、资金来源等等都十分困难，到了1945年，当时教育部甚至还撤销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制，很多人因此离开了莫高窟，但是常书鸿却不气馁，他始终如一，长年与敦煌的每一个洞窟厮守在一起，因此他也成为中国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
在敦煌莫高窟，在常书鸿的带动下，敦煌石窟艺术保护和研究的人才队伍也在壮大——董希文、张琳英、乌密风、周绍淼、潘絜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史维湘等，有这样一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敦煌终于没有被“风化”。
他们先后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研究和临摹的方针，奠定了一支古代壁画保护、研究、临摹的集体队伍。他们开展了对敦煌各个洞窟的调查，制定出了每个洞窟的内容表，并将莫高窟的洞窟进行了系统的重新编号，举办了多次“敦煌艺术展”。此一期间，常书鸿先后临摹的壁画作品有：257窟的《鹿王本生》、285窟的《作战图》、249窟的《狩猎图》、156窟的《张议潮宋国夫人出行图》、428窟的《萨陲那本生》、《须达拏太子本生》、《四飞天》以及254窟的《萨陲那本生》等，他还创作了油画《莫高窟下寺外滑冰》、《野鸡》、《古瓜州之瓜》、《雪后莫高窟风景》、《南疆公路》、《敦煌中寺后院》、《三危山的傍晚》、《敦煌农民》、《古汉桥前》等。这是他的人生巅峰，他也因此被世人称为“敦煌的守护神”。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随即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又由常书鸿任所长。此后直到1982年3月，常书鸿奉命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这时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敦煌，举家迁往北京。
常书鸿后来虽然告别了敦煌，但依然心系那一片圣土。此后，他又开展了对炳灵寺、麦积山、天梯山以及新疆各石窟等的考察。
1993年8月，常书鸿完成了他的心血之作——《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烈士暮年，情系浙大
特别是在1963年至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他组织队伍开展了对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的加固工程。
“文革”期间，常书鸿遭受到了非人的迫害，他不仅在批判大会上遭到殴打，还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和“走资派”而被开除党籍、公职，留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监督劳动。此后，他又不幸遭遇车祸，又一度被安排去喂猪等。后来因周恩来总理应英籍作家韩素音的请求，他才被恢复名誉和工作。当时，老校长竺可桢曾在日记中悲痛地写道：“常书鸿因日记得祸，甚至脊骨被敲断。”
1977年，常书鸿恢复工作，并于1982年荣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此后，他又先后撰写和发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从敦煌艺术看中华民族艺术风格及其发展特点》、《新疆石窟艺术》等文章，并编辑和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艺术小丛书》、《常书鸿油画集》等。他还重返敦煌，临摹壁画，如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以及榆林窟25窟的全窟壁画等。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一大批的油画作品，如《哈萨克妇女》、《新疆维吾尔姑娘》、《雪后大佛殿》、《榆林窟风景》、《林荫道》、《水仙花》、《印度晚霞》、《兰州白兰瓜》、《鱼》、《刘家峡水库》、《丁香花》、《万紫千红》、《珠峰在云海中》、《献给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等。
常书鸿曾参与筹建兰州艺术学院并任院长，担任过多种职务，还被授予日本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以及日本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和名誉馆长等。
1994年，常书鸿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常书鸿虽然逝世了，但他对母校的感情却传承在了他的妻子李承仙和他的儿子常嘉煌身上。
常书鸿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女几乎都是艺术家，也几乎都是敦煌艺术的承传人。他们不仅对浙大倾注了情感，甚至也对浙大附属小学充满感情。1986年初，常书鸿曾欣然提笔为“求是小学”撰写校名；此后，“求是小学”举办第1届体育节，常书鸿夫妇高兴地参加了开幕式，并当晚联袂挥毫，共写丹青。他们的儿子常嘉煌也是一位画家，在父母逝世后，他曾在西溪校区以《常书鸿与敦煌》专题报告会的方式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他还用极富感情的声音道出了母亲生前讲过的一句话：“你是杭州人，虽然浙大不是你的母校，但是她是我们的母校。就算以后我走了，和浙大的友情也不要断。”
如今，旅日画家常嘉煌和他当年的父亲一样，已放弃了在海外的优裕生活而回到祖国，他正在距敦煌莫高窟60公里之处开凿一座现代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