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刚复（1892-1966）
江苏无锡人。物理学家。1909年首届庚子赔款留美生，入哈佛大学物理系学习。1918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南京高师（先后更名为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任教，曾任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成立时，曾协助蔡元培创办物理研究所。1931年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1936年应竺可桢之邀，到浙江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成为竺校长得力的助手，为浙大西迁及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5月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1952年后先后在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任教。
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在中国并不像哲学、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但它的发展却对近现代中国的振兴有着重大的意义。物理学输入中国之后，在这块园地中辛勤耕耘的有一大批明哲先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者。胡刚复就是其中一位对此作出巨大贡献的先驱。
胡刚复，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物理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他将X射线标识谱、吸收谱和原子序数之间的实验规律扩展到25号至34号元素，并测定了X射线频率和光电子速度的关系，对X射线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抗战期间，作为浙大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协助竺可桢校长成功西迁，并将浙江大学理学院办成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学院之一。
研究X射线 以科学报国
胡刚复1892年出生于无锡县堰桥村一个开明士绅家庭。他的长辈们在辛亥革命前后以创办新学、振兴实业、兴修农田水利为职志，开一时新风尚。
他的长兄胡敦复为清末清华学堂（即今日清华大学的前身）前任教务长，后又在上海创办大同书院（后为大同大学）。
胡刚复早年先后就学于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无锡理化研究会讲习班，并在上海震旦公学学习法文一年。1909年，美国政府开始用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余额作为培养中国留美学生经费，清政府举行了第一届公费考试，胡刚复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并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当时他年仅17岁。1913年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研究院，1914年获得硕士学位，在W·杜安（D uane）教授指导下从事镭提纯工作，并在亨廷顿癌症医院从事癌症放射性临床治疗。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
1914年胡刚复开始从事物理学前沿领域X射线的研究，与杜安教授合作，共同研究X射线K线系和化学元素的原子序数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之前，胡刚复在X射线领域中做了极其广泛而重要的工作，他也是中国学者中第一个从事X射线研究的科学家。他的研究和20年代吴有训在康普顿效应中所做的重要工作相互辉映，为我国物理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杜安曾一再希望他的合作者能留下继续共同研究。但为了报效祖国，胡刚复毅然离开哈佛大学。他曾回忆说：“1918年夏，我的研究工作暂告完成，我之所以说是暂告完成，是指科学研究没有止境。
此时欧战方酣，我深感循实业科研路线报效祖国之责任。另一方面，吾师杜安教授也希望我帮助他从事物理实验工作。但我终于决定离开我愉快逗留八年的美国而回到祖国，担任教职。我面临着与命运作艰苦的搏斗。”这段话出自八十多年前一位在美国学习，报国心重的中华英俊少年，至今读来还是有现实教育意义的，也是令人感动的。
开创实验教学月 为物理事业作贡献回国后的胡刚复明白中国科学教育尚处于襁褓之中，没有条件继续他的实验研究，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可是，要救国就必须让科学和科学教育在祖国大地上生根开花，因而他一心扑在办学、教学、培养学子上。1918年，他在南京师范学校创建了我国最早的物理实验室。作为实验科学的物理学，必须有实验方能培养出真正的物理学家，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据老校友回忆，南京东南大学和他兼职的上海大同大学在1920年已有很好的供学生用的物理实验室。他刚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授时，全系只有他一个教授，讲课带实验全由他一人担任。他还在上海兼课，因此每周3天在南京、3天在上海。
在他的学生中，有一大批为我国科学和科学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着名科学家，如吴有训、恽子强、严济慈、吴学周等。
早在1916年，胡刚复在美国就参与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并在中国科学社办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大地电象》、《电位定名解》等数篇论文，这是他提倡和宣传科学最早的努力。1918年回国后，他是中国科学社名词审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对有关电位、熵等一大批名词的定名以及市制度量衡单位（如时间秒，1市尺＝1/3米，1市斤＝1/2公斤）的确定，他均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他受聘为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1928年，他协助丁燮林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并任该所专任研究员。
为办好浙江大学呕心沥血
1936年春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整整一个月不省人事。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仁、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他自己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付全力与竺可桢一起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胡刚复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文理学院的师资阵容。
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得尤其快速。胡刚复事必躬亲且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权、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办学注重延聘具有高水平并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6年中，除使原有教授安心教学外，还增聘了数学系的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的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的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的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使理学院阵容大为增强。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表现在注重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老师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实的理科根底。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做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做跨学科领域的学习。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其中一位。胡刚复在边远的西南腹地，在艰苦的桐油灯盏下为祖国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又是浙大西迁期间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每次迁校都是由他负责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图书仪器运输、交通工具和疏散人员。以他的精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例证。他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一身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保证了迁校的安全，并成功主持兴建了湄潭物理楼。
浙江大学师生暂留泰和期间曾为当地筑堤防洪，在胡刚复带领之下，帮助民工完成测量、挖土筑堤15华里，确保了浙江大学所在的上田村的田园村舍在赣江洪水泛滥期间免受水灾，至今村民还称当年的这条堤为“浙大防洪堤”，有的称之为“刚堤”。这是当地农民对胡刚复率领浙江大学师生参与当地居民筑堤防灾的纪念。
年逾花甲 不坠青云之志
1946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1948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
1952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X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赶往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活到老学到老”，尽管已是年逾花甲，门下弟子已满天下的胡刚复还亲临北京大学物理教室，坐在后排静听年轻人讲课。
1966年，他患严重的肾病，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这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一生在物理学和科研园地勤奋耕耘，已实践了他在1918年回国时所说的诺言：面临与命运作艰苦的搏斗。中国的知识分子爱科学、爱国家的传统美德，在物理学前辈胡刚复的身上昭昭如日月，他为后生作出榜样，为后辈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