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燮侯（1878-1961）
教育家。原名燏时。浙江诸暨人。
1897年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为书院首届学生。1898年被选送日本留学。1912年曾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因与当局意见不合，辞职南归。1914年，曾赴南洋考察。回国后在浙江、江西一带筹办开矿，在家乡集资建造铁路。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何燏时的旧友邀他入阁任伪教育部长，遭到断然拒绝。
“七七事变”后，他避居乡间，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燏时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民革浙江省主任委员等，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近代浙江，人才辈出，其中教育家更是不乏其人，就说绍兴籍的中国第一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就曾有何燮侯、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四位。
一
何燮侯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何颂华曾是晚清的秀才，以书法家和教育家而闻名，因此，在何燮侯的少年，可谓是饱读“圣贤”之书。中日甲午之战，满清帝国竟输于一蕞尔小国，遂使何燮侯萌发了学习科学、发展实业，并以之振兴国家的理想。
其时，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在林启等的倡议与努力下已建成，它的讲注实学，“切于实用”的办学宗旨深深吸引了何燮侯，遂前往投考，并如愿成为该书院的第一届学生。
1898年，光绪皇帝下谕军机大臣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派赴日本留学，浙江省奉命考选，结果何燮侯、陈乐书、钱念慈、陆仲芳等四人以优异的成绩入选（另有陈仪等四人以学习军事为名同时赴日本，其后浙江省每年均派10余人赴日留学，至1903年，浙江省留日学生总数已达154人，居全国第二），当时这支“浙江代表队”之中，何燮侯年方二十，是最年轻的一位。
然而，正当何燮侯满怀憧憬，办好手续，在回家辞行时却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原来何燮侯的父亲不愿让自己的儿子漂洋涉险，何燮侯一向孝顺，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肯让步，结果为此不辞而别。
何燮侯到了日本后，先在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再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05年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是最早从日本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之一。
1906年春，何燮侯学成返国，即在家乡担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他被调往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1907年，何燮侯升为员外郎，奉命赴日本考察大学制度，并筹划图书设备及建筑事宜，历时数月。
不久，何燮侯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
京师大学堂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百日维新”的仅存硕果，不过，却与朝廷一样，充斥着腐败的气息。何燮侯上任后发愤予以改革，加上他性格刚毅，行事果决，一扫官场的拖沓之风。在他的主持下，京师大学堂德胜门外的新校舍如期建成（后移为陆军讲武堂之用），至1910年2月，京师大学堂在何燮侯等的筹划下，正式成立了经、法政、文、格致（即理科）、工、农、商等七科，开始具备了现代大学的规模。
二
在何燮侯的一生中，出任北大校长是他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为国立北京大学。
1913年11月，何燮侯出任北大校长。
何燮侯到任后，首先解决经费问题。先是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7万两，然后他又向当局力争，议定每月经费由教育部按预算数目发给，并改“两”为“元”，解决了北大办学的经费问题。随即，何燮侯着手解决北大内部的官僚问题。原来北大从其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开始就问题丛生，如“官本位”习气严重：无论是“仕学馆”的、“进士馆”的还是“师范馆”的，表面上这些人是学生，却一一不失其“老爷”的身份，因此学校也就难以建立严正的学规，以致多年以来纪律松弛，更有少数学生纵情声色，上课鬼混，下课后则以“八大胡同”和戏院为“第二课堂”，荒废学业，加之保守势力多方掣肘，以及当时学术条件的限制，其教学水平也不过如此。何燮侯到任后，意欲扭转这种局面，他刻意执行整顿，严格规章制度，建立正常教育秩序，促使北大走上正轨。
在学校初上轨道之后，何燮侯又对招生进行改革。此前各省多已开办有高等学堂（相当于高级中学），为了提高大学本科学生的素质，何燮侯奉教育部之命，规定预科学生在毕业后需与此前各省高等学堂的毕业生一样，经入学考试合格后方能升入大学本科。结果，这一措施竟引起了众多预科学生的强烈不满，北大发生学潮，何燮侯的校长办公室也被闹事者包围。好在何燮侯处理得当，此次风波得以平息。此后，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曾打算将北大并入天津的北洋大学，以此减少教育经费的开支，但遭到何燮侯和北大全体师生的一致反对，何燮侯还愤而致书总统袁世凯称学校“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惟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此事遂罢。但是，由于这几次事件，何燮侯感到身心俱疲，他遂提出辞呈，并于1913年11月离任，北大校长一职遂由北大工科学长胡仁源继任。
何燮侯先后主持京师大学堂和北大，时间虽然不长，意义却不小。因为那正是中国大学制度走向正规的关键时期，所谓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校风学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等等，何燮侯皆与有力焉。
而且，如上所述，从思想史和教育史的意义而论，何燮侯曾以校长之力延揽了许多新派人物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一座“堡垒”，这一历史意义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低估的了。
此外，何燮侯之于北大，还有一层“道德”的意义。即他在主持北大校舍建设和出任北大校长期间的自律严格，廉洁奉公，这在旧式官场上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比如，在筹建京师大堂学的校舍时，当时日本的营造商向他贿送厚礼，欲因此中标，但他拒绝接受，最后秉公定标。再如，何燮侯在主持京师大学堂时还兼授工科的专业课程，到他出任北大校长时，因新生增多，教师不敷所用，他不但亲自兼课，教授数学，还将其每月薪金的一半捐献给学校以解决办学经费的困难，用以增添图书和仪器等。缅怀何燮侯的这些星星点点的事例，堪为今人楷模。
三
何燮侯辞去北大校长后，拒绝了政府任命其为四川省矿务署署长的职务，转而萌发了振兴实业以强国富民的念头，于是在浙江、福建等地筹办开矿筑路等实业活动，但均因经营不善而告失败。此后的十余年，何燮侯一直居住在余杭，但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和地方的乡绅，他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寻找着救国的真谛。有一次，他偶然在友人处看到一本美国艾迪博士写的《苏联游记》，遂对苏联产生了好奇和向往。当时国民党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何燮侯很难看到一些“禁书”，而他又迫切想阅读这些书籍，于是他竟亲往上海闸北，在日本人开设的“内山书店”搜觅马克思主义的着作等。
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伪满大臣罗振玉曾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伪总理郑孝胥和何燮侯也是旧友，两人想请何燮侯出任伪教育部长，发电邀请，同时汇来旅费三千元。当即遭到他的拒绝，退回汇款。他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亦表不满，国民党要员中有不少同学故旧，邀其出来做事，为何燮侯婉拒。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何燮侯在家乡积极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被推举为浙东游击区的人民代表，两次参加了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5年1月，他还当选为当地参议会的副议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何燮侯曾拟赴延安，后因浙东游击队奉命北撤，他被劝回诸暨老家，但就在归途中，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后得友人的营救，始得脱险。此后，何燮侯夫妇避住杭州，但不久，又被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绑架入狱，并交秘密法庭审讯。
何燮侯两度被捕，这消息很快传开，其亲友多方设法营救，同时“求是书院”的老同学许寿裳等也分别致电给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陈仪等，请其致电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及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说明何燮侯只是一位学者和年近古稀的地方着名人士，请其尽快给予释放。何燮侯的老友邵力子、翁文灏等闻讯也函电呼吁予以宽释。国民党当局在种种压力下，只好释放何燮侯，但又提出条件，要求他保证今后不再宣传共产主义。何燮侯则抗言说：“释放不释放听便，从此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此后何燮侯虽被保释出狱，但当局却控制了他的活动范围。
四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何燮侯因功受到了礼遇和尊重，不久，即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他与黄琪翔、张难先等提出“请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义电告联合国大会，郑重声明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提案。不久，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走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何燮侯此后历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50年4月，他接受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托，担任“民革”浙江分部筹备委员会召集人，1954年“民革”浙江省委员会正式成立，他又当选为主任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何燮侯虽已年逾古稀，但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他在自传中说：“自问年老力衰，于国家于民众不能有所贡献，深自惭疚，惟一希望，只求苟延残喘数年，得见我中华伟大之民族，日益发展，成为保护全世界人类和平之一大柱石，不让苏联专美于前，是所愿也。”
何燮侯性格刚毅，为人耿直，为了他一生所致力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可谓知无不言，心口如一，与马寅初等许多民主人士一样，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比较早地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公开场合指出如果不对其加以控制而听其自然发展的危害性，是当时少数主张实行“节制生育”的代表之一。
在国内政治运动频繁、“左”倾势头愈演愈烈之际，何燮侯一方面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也对“左”的政策表示不满。如他对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反右”运动，“大跃进”浮夸风等都表示了不理解和自己的态度。
1961年4月21日，何燮侯因风寒引发心脏病和肺炎去世，享年83岁。
辞世前，何燮侯写下遗嘱，其曰：
一、火葬，仅穿长衫，或新制一身白布斜领长衫，长过两脚，以绳缚之，不必穿袜矣。
二、骨灰能散置海宁钱塘江边最好，否则携归埋于先茔旁边。
三、身后遗物由阿五（其女儿幼娟）召集兄弟姊妹公分，穷者多得。四、孙子女、外孙子女中有能力者应各家通力尽量培植之，为国家培植英才，为社会培植劳工。五、宗族戚友中之贫乏者，如其人非反革命，不问其阶级出身，力所能及应尽力救济之。应以善恶是非为准则，不问阶级，盖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不使子孙永袭也。
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写下的遗嘱，是一个仁心宅厚的老知识分子的“求是”之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下这样的遗嘱，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