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1900-1986）
词学家，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字瞿禅，别号瞿髯。浙江温州人。
1930年秋，任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后调整至浙江大学）国文系讲师；后升任教授、国文系代主任；先后教授中国韵文选、诗选、词选、曲选、书法等10余门课程。1942年11月，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教授。1943年兼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1946年浙江大学在杭州复校，仍任浙江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并担任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后，继续在杭州大学任教。着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词源注》、《月轮山词论集》、《瞿髯论词绝句》、《夏承焘词集》等。
夏承焘是着名的词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曾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普及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夏承焘早年在浙江、南京读书，后长年在杭州的之江大学和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培育了许多人才。
立志词学 为人师长
夏承焘14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温州师范学校（即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那时学校的课目甚多，但他却潜心于古籍经典的研读，他还尝试着赋诗填词，比如一首《如梦令》的结句，是“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结果得到了国文教师的赞赏，并在句子旁加了密密的朱圈。就是这样一则偶然的小事，却给少年夏承焘以极大的激励，从此他埋头词学，终成一代词学宗师。
但夏承焘并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在“五四”时期，他曾参与组织“十人团”，发动广大学生进行爱国宣传。不久，他考入南京高等师范的暑假学校，从而结识了着名学者胡适和梅光迪等。不过，夏承焘却没有什么更高的学历，自师范毕业之后，即开始了他一生长达60余年的教学生涯。这期间，他还积极参加了家乡的诗社活动，并与社会上的广大同道切磋诗词，论辩阴阳，从而奠定了他研治词学的深厚基础。也是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主持着东南词学的讲席，广泛地与海内词家和学人声气相通，治词授业，期间多有建树。
夏承焘先后在西北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苏州太炎文学院执掌教鞭，这中间，他曾长期在杭州六和塔下的之江大学任教，并从讲师、副教授升至教授。之江大学曾是教会学校，当年有许多浙江大学的师长也曾先后在这所学校任教，如今它已是新浙大的一个分部，它那风光秀丽的校址也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要说夏承焘，更要说说他在之江大学，以及后来他在战时的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的经历了。
江声湖影里的师长
1930年，正是夏承焘的中年，当时“学衡派”的干将邵祖平在之江大学任教，他介绍了夏承焘来之江大学的国文系充任教席。此后，夏承焘又与校内外的马一浮、金松岑、钟钟山、唐玉虬等众多学人相交。至1933年，夏承焘代任国文系主任，期间他主持了“之江诗社”，与众师长时有雅集。后来夏承焘的结集有《月轮山词论集》，月轮山就在钱塘江（即之江）边，也是之江大学的背景。
夏承焘说：“这三十年间，我两次住在钱塘江边的秦望山上，小楼一角，俯临六和塔的月轮山”，所谓“江声帆影，常在心目”，因此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词。
当时夏承焘与众师友时有切磋，其中有任铭善、缪钺、吴鹭山以及马叙伦、王季思、徐朔方等。
1942年11月，夏承焘奔赴浙大龙泉分校，开始在浙江大学任教，1943年，夏承焘开始兼任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夏承焘随校返回杭州，此后他曾在《之江大学文会月刊》、《思想与时代》等发表文章。
1949年沧桑鼎革之后，夏承焘也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当时他曾作了“新时代与思想改造”的讲演，并先后任中文系教研组组长、中文系代主任，开始了崭新的教学生涯。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夏承焘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1959年，至杭州大学任教。
作为一代词坛泰斗，他与姜亮夫虽然在当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被视为杭州大学中文系的“两大白旗”，后来却是杭州大学文科的两位“校宝”了。当然，此时的夏承焘也开始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研究词学了。
1972年，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磨难，夏承焘开始“病假长休”。至1976年“文革”收场，他遂前往北京疗养和定居。
1986年4月11日，夏承焘逝世。后葬于浙江千岛湖的羡山。
夏承焘生前领引和主持东南词风，与浙大众诗友结下了深厚友情，其中让人记忆最深的是王季思的一纸《一代词宗今往矣》。王季思回忆夏承焘，他说：“瞿禅早年爱南宋的白石、梦窗词，晚清的水云、莲生词。抗战初期，他寓居沪上，痛心祖国河山的沦陷，目击志士的奋起杀敌、流民的倒毙街头，有些平时高谈阔论以气节目许的朋友，这时竟梳妆打扮投向汪精卫的怀抱。现实形势的教育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也改变了他的词风。”此后夏承焘的词风“不独迈越莲生、水云，即白石、梦窗集中也无此激越苍凉之作”，如：词流百辈，望惊尘喘汗，回首高寒一轮满。料海山，今夕伴唱钧天，笑下界，无限筝繁筑乱。竹枝三两曲，出峡铜琶，打作新腔满江汉。忍听大河声，四野哀求，盼天外，斗横参转。但羽氅、黄楼几时归，怕腰笛重吹，梦游都换。（《洞仙歌·庚辰腊月，东坡生日，与诸老会饮，归和坡韵》）这首词借东坡的出峡铜琶，反衬那些不顾两河沦陷，四野哀鸿的无病呻吟之作，指斥得多么有力啊。也是在1940年，当时南京汪精卫的伪政权函招夏承焘赴南京任职，夏承焘却在复函中给予了严厉的痛斥。
正如王季思所回忆：“瞿禅性格内向，有时半日兀坐，如泥塑人。他名心淡泊，对个人毁誉不大计较，但在国家民族存亡、社会风气隆污等重大问题上，却胸中了了，毫不含糊。日寇侵占永嘉时，尝夜起论形势。他说敌人玩火必自焚，汉奸投敌正如飞蛾扑火，也决无好下场，中华民族经过这场战火的洗礼，必将获得新生。当时前方部队往往遇敌即退，后方官吏贪污成风，不少人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甚至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他能有此定见，很不容易。”由此可见一位词学宗师之外的爱国之心。抗战胜利后，夏承焘还参加了浙大师生营救费巩的活动。
夏承焘的一生，不仅亲历和亲闻了浙江学风的丕变，也饱览了浙江学术和浙江学人的风云变迁，后者如马一浮、邵祖平、郑晓沧、苏步青、张其昀、谢幼伟等等，都记录在他的长卷——《天风阁学词日记》之中。作为浙江大学校史的爱好者，我感到十分有幸，因为有了夏承焘的这部日记以及竺可桢校长的日记，两者合读，不仅有相映成趣之处，更是后人汲饮不尽的校史源泉。
一代词宗
夏承焘一生对词学情有独钟，着有《唐宋词论丛》、《词源注》、《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词集》、《域外词选》等近30种。其早年，因见时人多治考据之学，于是锐志研究不为时人所重的词学，成就斐然。今人评价夏承焘，说他专攻词学而宏博精深，并对中国词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一面继承了历代词学之长，一面又对传统词学作了多方面的开拓和创新，如以考信求实的态度研究词体、词乐、词律和词史，从而大大扩展了词学研究的领域，并为词学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与理论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所谓词学，是由诗学分离出来的一门专业学问，它兴起于两宋，盛行于清朝。在夏承焘之前，传统词学长于词的外在形式的考订与词集校理，疏于词史与词学理论的系统研究，因此历代词学着述虽然繁富，研究的方法却不免逼仄，难得融会贯通的要旨。夏承焘承晚清词学复兴的余绪，借鉴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理念，又结合了深厚的传统学养与扎实的考订功夫，锲而不舍，以毕生之力，在词人年谱、词论、词史、词乐、词律、词韵以及词籍笺校诸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且构筑起了超越前人的一个严整的词学体系，也拓展了词学研究的疆域，提高了词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其中，他的《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龙川词校笺》、《词学论札》、《瞿髯论词绝句》、《唐宋词欣赏》（后集为《夏承焘集》）都是承先启后并卓有建树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20世纪优秀的文化学术成果。因此，曾与夏承焘有过诗交的胡乔木曾多次赞誉他是“一代词宗”、“词学宗师”。
夏承焘在《唐宋词人年谱》的后记中曾综述了中国词学的发展概貌，他说：“词学原先是诗学的一个旁支。嗣后与诗学并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专门之学。”至于他本人，可说是一位集大成的学者，即进行“总结性的论述以推动这门学科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一代宗师。在他的视野里，词学还是“需要继续革新与开拓”的，并且他也“为此而尽了自己的努力”，“举例来说，谈论词的起源，不少学者注重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词与音乐的因缘入手考察词的起源，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是光从这一点着眼，现在看来就显得不够。许多事实表明，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我们应该开拓视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仅仅通过这一窗口，我们大略就可以认知一位“一代词宗”阔大的气象了。
“教我如何不想他”
夏承焘从教半个世纪，晚年他有一篇《教书乐》，他说：“曾经有几位朋友好奇地问过我，你为啥坐不厌冷板凳？虽然我很惭愧，我的教学对同学们没有多大益处，但我对教学工作，却始终感觉快乐，因为我体验得它对我有许多好处。”这诸多的“好处”，他举了“治学”、“交友”、“制行”（如“你在课堂所讲的话，会使你自己的行为多一个限制，不敢肆无忌惮”）等等。如后者，“在一切职业里，若论得友之广和得益之大，我以为莫如任教。我们任教一年，可以多交数十位青年朋友；朋友增加，就等于自己的生命的扩大，这是不能以金钱计算的报酬。解放以后，在高等学校里，学生的思想大都比教师前进，只要你肯虚心下问，那好处是说不尽的。我从前对同学说：现在是我教你，十年以后，你若不能教我，你不是我的好学生。”作为教师，“因鼓励同学，自己也勉自振拔，或和他们同工作，受他们青年朝气的影响，也跟着向上，这种积极奋发精神，得自师生观摩之同，自然更可珍贵，是人生极难得的快事。”这是他的真切感受，也是十分感人的体会。
“教我如何不想他”。这样一位视教书为其生命、且不断以教学相长为己任的师长，理所当然，他的学生是不会忘记他的。于是，说到夏承焘，就有一段他与台湾着名女作家琦君（即潘希真，着有《橘子红了》等作品，生前曾任台湾中央大学和台湾大学教授）的师生之情。
曾是之江大学学生的琦君，后来在她的散文集《千里怀人月在峰》、《青灯有味似儿时》等集子中，经常会有缅怀当年她的老师夏承焘的作品，在她的笔下，夏承焘是可敬复又可爱的。
在课堂里，“他授课时总是笑容可掬，使满室散布温煦的阳光。讲解任何文字篇章，都和人生哲理、生活情趣融成一片”，如“他说读书要乐读而非苦读，故极力培养我们‘乐’的心境”。
他“虽然以轻松洒脱的态度教学，而自己治学，却非常认真严谨的”，而且“瞿禅师除了对宋词的研究以外，于佛学及西洋哲学，也极有兴趣。他一面读佛经，一面读西塞罗、康德、歌德的着作，每有特别会心或喜爱之处，必手抄数则，分赠诸同学作为座右铭”。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明白：所谓有其师必有其学生，琦君的成长一定是与夏承焘的教诲不无关系的了。此后，琦君虽然与夏承焘天各一方，但两人不断有书信往还，琦君说：“他对我读书为人为学，启迪实多。”这样的师生感情，着实是让人羡慕又感叹的。
夏承焘去了。晚年的琦君听说她的恩师在病剧之时，经常嘱师母为其低声吟唱他早年所作的一阕《浪淘沙·过浙江七里泷》，“此词是他少年时代的得意之作，曾多次为弟子们吟诵过，我们都耳熟能详：‘万象挂空明，秋顾三更。
短篷摇梦过江城。可惜层楼无铁笛，负我诗成。杯酒劝长庚，高咏谁听。当头河汉却相迎。一雁不飞钟未动，只有滩声。’”“只有滩声”。或者还有那永远不会忘却的月轮山下的“江声帆影”、龙泉的“古榻深灯”，以及西子湖畔的“江南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