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1902－2004）
中国现代心理学家。字卓如。湖南省平江县人。1928年获上海沪江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30年公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理科心理学博士学位。1939年起任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957年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1979年任杭州大学校长，并筹建心理学系。
曾兼任浙江省科普协会主席、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陈立是中国最早从事工业心理研究的着名工业心理学家。1935年出版的《工业心理概观》是中国第一本工业心理学专着。他的博士论文《在感觉阈限上和智力活动中的起伏》以及《一套智力测验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因素研究》，是在中国最早采用因素分析方法研究的代表作。
一位心理学家的诞生
1902年，几乎与20世纪同龄的陈立出生于湖南平江的一个贫民家庭里。
平江，好一个熟悉的地名——那是彭德怀当年揭竿而起、掀起“平江起义”的地方！一如当年无数的穷苦孩子，陈立的早年也曾饱尝穷困的生活，为了挣钱糊口，他过早地失去了求学的机会，而是去学习手艺：他刻过字，也做过皮匠，但读书的心愿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他。于是，在一位小学教师的支持下，他得以免去学膳费而走进学堂“复读”了。
小学毕业后，陈立参加了当时的“七省联考”，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汉博文中学，在这所学校，他可以享受学杂费、生活费全免的待遇。然而，对于陈立来说，在这所学校，更重要的是他碰到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的口号——民主、科学，如春雷一般滚动在中华大地上，少年陈立也受到了强烈的感染，他随即投入运动中，写文章、办壁报、贴标语。不久，因思想进步和才华出众，他被武汉《大汉报》聘为兼职的副刊主编，后又担任长沙《湘报》的特约通讯员，在该报连载《科学概论》的译稿，这也许是陈立一生献身于科学事业的起步。经过“五四”的洗礼，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理想也成了陈立终生信守的信条，成为他的座右铭，在其一生中始终贯穿着维护民主、科学的道德正义和真诚。
1927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竟以国民党的叛变而告终，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屠杀的惨剧。当时陈立在上海沪江大学求学，恰好遇到了小学同学吴溉之，而吴溉之正在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工作，此后不久，吴就被国民党关进了龙华监狱。好在吴的党员身份没有暴露，因而在押未判。当陈立获知吴的处境后，他竟不顾危险，拿了一张沪江大学的学生名片去找龙华监狱的执法官，并终于说服对方同意将吴取保释放。
陈立做人如此，做学问也一样真诚和朴实。他在沪江大学读书时，除了学习物理学、化学等必修课外，还选修了不少生物学课程，如普通生物学、遗传学、细菌学等，每周有时竟有7个半天的实验室实验，这为他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28年毕业后，他回到武昌博文书院任教并兼教务主任，当时除一般教学工作外，他还利用晚间给学生系统介绍进化论，结果竟引起该校英国教士的极大不满，给他以警告处分。
20世纪30年代初，陈立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省公费，留学英国，攻读心理学。当时他在伦敦大学师从世界着名心理学家斯丕尔曼教授，并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英国工业心理研究所、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最终获得了心理学博士的学位。
陈立选择心理学作为自己的一生事业，是他当年深思熟虑的一个选择。
心理学是当时西方刚兴起的一门学问，其应用范围十分广阔，但在20世纪初，它还是刚刚起步。陈立知道：中国社会复杂，人口众多，因此开展心理学的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不可缺少。当他学成回国后，就受聘于清华大学和中央心理研究所，一边教学，一边担任工业心理研究员，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版《工业心理概况》一书，这本书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工业心理学的专着，填补了中国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空白。随即，他还不辞辛苦，南来北往，调查了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许多工厂，着重研究劳动环境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他还为此专门设计了纺织工操作测验，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对中国新兴的民族工业产生一定的作用。也是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当时国内的心理学研究已有许多成就，例如浙大前校长郭任远的鸟类胚胎行为研究、浙大学者黄翼的儿童绘画心理研究、孙国华的新生儿行为研究、陆志韦和萧孝嵘等人的心理测验研究、卢于道和汪敬熙等人的生理心理学研究以及陈立和周先庚等人的工业心理学研究等。不过，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期间，陈立在工业心理学领域更有了长足的进步。
战火中的教育家
1939年，陈立来浙江大学教育系任心理学教授（后为教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当时浙江大学正处于战时“流亡大学”的处境之中，陈立随浙大共同度过了那难以让人忘怀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最能考验人的时候，陈立不失时机，利用能从最底层接触整个社会的机会，开始系统地考察中国教育的现状。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有关教育改革的论文数十篇，同时，为了能使心理学研究更快地得到开展与普及，他还曾先后多次去当时国内最好的心理学研究基地——中山大学研究院讲学，帮助开展心理测验工作，并应教育部的要求，为编撰《教育大全书》写下了数十篇心理学专题的文献，其内容涉及因素分析、测验统计、工业心理学及心理学流派等。
当时陈立不仅积极倡导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心理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他还创建了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基地。此外，他在教育学方面，也有让人为之瞩目的成就。在战争时期中，经过调查和研究，他提出一种所谓“全人教育”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即“整个人的教育”，那就是要顾及并协调受教育者个体身心各方面的教育，使之得到和谐的发展，乃至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全人教育”的思想，最早见之于陈立于1943年发表的《大学与大学生》一文，当时这篇文章发表于浙大主持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后来，为了实现他的这一教育理想，几十年来，陈立一直关心着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的发展。同时，与大学教育的改革相呼应，陈立还主张在中小学教育方面进行相应改革。他认为中小学教育必须顾及个体的差异等。他还主张“废除大学入学考试而采取中学成绩审查办法”，即通过所谓“成绩累记法”来作为升学的依据，以此作为招收新生的标准。也就是说，当学生进入中学之后，学校即应对每一个中学生其各方面的表现加以一种标准记载，大学入学时，以此记载作为其择录的标准。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学家，后来陈立有机会以校长的身份将其教育思想加以实践，如他为了进一步完善大学的管理机制，曾提出四个基本问题，即用人应有远见、重视实验室和图书馆建设、废除教研室制度、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等等。至于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之中，即使是在当年物价飞涨、月薪微薄、生活艰苦的条件下，他依然严守岗位。如他当年的学生回忆说：“我们到他家去，总看到他孜孜不倦地在看书。”
至于“他的教学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点是新，有创见。他善于吸收新知识。在交通阻塞、运输困难的情况下，他仍千方百计地搜集新资料，并能融会贯通，结合自己的创见，讲解给学生听，学生感到深受启发，颇有收益。第二个特点是思想进步，能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融合在课程内容中进行教学。他写的普通心理学讲稿，就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阐述的”。此外，陈立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他将实验室比作工厂，科研成果比作新产品。他认为教学必须密切结合实验研究。大学如果没有实验研究，就无法进行有些课程的讲授。
他还认为，实验除了密切配合教学完成学习任务外，还有研究新知识的任务。
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也要发现新的真理，使科学能赶上时代而不故步自封。
在遵义，他和黄翼教授一道，在困难的条件下，为实验室的创建花了不少心血和精力。“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陈先生在这时期还是取得了卓越的科研成果。”
新时代的新篇章
陈立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科学家，他从来都强调和看重“科学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他还多次为呼吁改变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而撰写文章。早在1945年，由中共地下党主持组建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成立时，他与竺可桢校长都是参加者。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感到自己第一次有了充足的社会条件去实现从事研究的理想了，自然，他是满心喜悦的。不久，陈立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点名，奉调赴京，在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等的领导下，具体负责筹建新中国的第一个心理学研究所。
此后，陈立又奉命返回杭州，继续从事他的教育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从1950年起，陈立开始指导研究生对万余名儿童的学习心理测量，对他们的身体发展（共24个项目）进行了广泛的数据采集、测量研究工作，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儿童生长发育现状的第一手资料。这一研究规模之大，当时在国内还是第一次，也是后来国内这一方面研究的先导。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工业生产的需要，他还继续领导开展工业心理学研究，并亲自下工厂蹲点，使研究结合生产实际，受到了工人和工厂领导的欢迎。1960年代初，根据全国心理学会的科研规划，他又带头开展了认识过程发展规律的心理学研究。
然而，正当陈立潜心于儿童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时，他却遭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和挑战，这就是曾在中国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葛陈辩论”。
原来，当时陈立根据教育改革的需要，将当时流行于美国的程序教学向国内同行作了介绍，并选择了部分学校加以试验。同时，他又根据全国心理学会的科研规划，开展了对儿童认识过程发展规律的心理学研究，并在《心理学报》上发表了三篇探索性的论文，却遭到了姚文元的批评。当时姚文元自诩为“革命人”，于是在写批评文章（《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时，就用了一个所谓“革命人”的谐音“葛铭人”署名。他的文章于1965年底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向陈立发难，批评陈立的实验研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研究”，把这一项重量级的“政治帽子”压在陈立头上。陈立不服气，遂据理力争，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对心理学中实验法的估价问题》，也刊登在《光明日报》。于是，一场涉及中国教育界和心理学界的大辩论就此爆发，当时姚文元已是名声显赫的人物，他气焰嚣张，欲把自己的“辩论对手”拉到全国各地去亮相，此举虽在临出发前被突然取消，但陈立却已做好了准备，他不惜“应命赴陪斗”。当时他的这种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气概，至今还令他的同事们钦佩不已。
晚霞红满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经被迫停止的心理学研究又得到了恢复。虽然陈立此时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但他仍然怀着激动与喜悦的心情，老当益壮，一心扑在事业上。记得当年着名女作家张洁在其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中，就曾描写了陈立力图重振工业心理学的豪情。
那是陈立又一度的学术“青春”时期。当时，作为中国心理学会的副理事长，陈立十分重视心理学队伍的建设与提高，他提出了举办高校实验心理学师资进修班的倡议，并主动承担了在杭州大学心理学系举办第一届进修班的任务。他还十分重视提高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影响，1980年7月，陈立任中国心理学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了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第22届国际心理学会议，也是在会议期间，中国心理学会正式加入了国际心理学联合会（IUPS）。回国后，陈立又着手创办《外国心理学》杂志，沟通中外心理学研究的信息，并亲任主编。1983年，陈立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组团去美国、英国考察工业心理学。又自1990年代开始，陈立把目光转向学校心理学这一应用领域。
1980年，他建立了与工业部门直接挂钩的面向实际应用的工业心理学专业，而杭州大学工业心理学专业因此也成为中国首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并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点。近十余年来，该专业不但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工业心理学人才，而且也为各个行业的厂长、经理举办了数十期的管理心理学培训班，并于1990年荣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
此外，他还组建了工业心理学实验室，积极承担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以及其他部门资助的大量工业心理学研究课题（如管理决策心理模式、人-计算机界面特征与开发工具、显示与控制设计、汉字设计参数及显示工效、企业组织激励机制、新技术应用策略、企业改革与组织发展等）。
至1990年，这一工业心理学实验室被国家计委批准为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
工业心理学之外，陈立在组织管理心理学方面也有许多创新，这集中体现在他强调整体论和宏观工效学的思想，以及他注重工业心理学理论与中国企业组织改革以及新技术应用的密切结合上。陈立不愧是一位学到老、创新到老的典范。
2004年3月18日，陈立在杭州逝世，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