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1907-1998）
核物理学家。江苏常熟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3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34年至1950年在浙江大学任教，任浙江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教授。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研究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20世纪50年代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使中国的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在11国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领导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超子。20世纪60年代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设想并获得实验证明。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究试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84年4月18日，联邦德国驻华使馆内，柏林自由大学校长黑克尔曼教授称王淦昌是研究基本粒子的卓越科学家，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骄傲，并代表西柏林自由大学庄重地授予王淦昌荣誉证书，以纪念他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这个被德国人称为“金博士”的荣誉，是专门为获学位50年后仍站在科学第一线的科学家们设立的。在浙大物理学系担任了14年教授的王淦昌是惟一享有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王淦昌作为我国“两弹”元勋为大多数中国人民所熟识，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物理学界响当当的人物。由于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于1961年至1978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九院副院长，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然而即使再多有分量的语句和重量级的头衔，都无法准确地描述他一生所取得的功绩。
27岁的“Boy Doctor”王淦昌27岁时就成了物理学博士，被人们称为“Boy Doctor”（孩博士）。在结束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课程并成为该系第一届毕业生后，他于1930年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师从当时号称“柏林大学里的居里夫人”的着名犹太女物理学家L·迈特纳，潜心研究β衰变能谱。
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就在柏林郊外一个名叫达列姆的小镇上。大城市的喧嚣、现代生活的繁华与这个宁静的高等学府几乎毫不相干。当时正是现代物理学史上的黄金时代，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迅速发展。王淦昌每天在那里闭门苦读，潜心于课堂和实验室。1933年，他的博士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此时，希特勒篡夺了德国政权，开始推行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专政，推行排犹政策，迈特纳教授因为是犹太人，不能在柏林大学任教，只许在化学研究所内作研究。王淦昌看到导师的艰难处境，感受到德国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他无法继续沉浸在实验室和书本之中了。
在他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活之时，他又去了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作学术访问，拜会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学家，学习了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技巧。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要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
与浙大“共生”的14年
如果说王淦昌在清华扬帆起航，在柏林充实自己并闪光，成为“两弹一星”专家是他绽放出的最耀眼的光芒，那他在浙大的日子就是一直为这样的光芒积蓄力量。1936至1950年，王淦昌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长达14年，并曾任物理系主任，跟随浙大西迁，对浙大有着深厚的感情。
王淦昌归国后，经人介绍先在国立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教授近代物理学。王淦昌在山东大学任教4年，是当时山东大学最年轻的教授。1936年秋，他应竺可桢校长邀请来到浙江大学物理系，成为浙大最年轻的教授。尽管浙大校舍破旧，物理室的房舍又漏雨，但是教学设备不错，校内和系里的学术氛围也很浓，特别是拥有据说是亚洲仅有的，对开展核物理教学和研究十分重要的一克放射性元素镭。
到浙大任教后，王淦昌一心扑在教学和研究上，仔细阅读外文物理期刊，把核物理和粒子物理有关论文的主要内容摘录下来，以供教学和研究参考。
为了搞宇宙线研究，他通过用破球胆代替橡皮膜，用手工打气筒代替空气压缩机，逐步做出了一个基本可用的云室。然而，好景不长，王淦昌在浙大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宇宙线的安排都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踩得粉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大的师生们和全中国人民一起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救国运动，师生们在课余开展了募捐、救济、义演等各种活动。王淦昌曾和物理系任仲英等一起进行募捐，他们从庆春门一直走到旧法院门口，挨家挨户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募集到了大量用来制造枪炮子弹的废铜铁。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距离杭州120公里的金山卫登陆，杭州告急。
浙江大学决定迁往杭州西南约240公里的建德，11月15日，浙大全体师生员工和图书仪器全部到达建德县城，17日开始上课。在这里，王淦昌夫人吴月琴女士生下了二儿子，王淦昌给儿子起名德基，以纪念他在建德出生。仅上了4周课，杭州失守，建德遭到空袭，浙大不得不向江西迁移。王淦昌带着夫人、大女儿和小儿子，和浙大同仁、学生一起西迁。西迁途中，每当遇到警报响起，王淦昌必然把那个装有一克镭的小铅盒带上，放到安全的地方。有人笑着说，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通灵宝玉，王淦昌的命根子则是那克镭。
1939年，哈恩关于重荷裂变的发现和麦特内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相继发表，麦特内还估算出一个铀核裂变时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等量煤燃烧所产生能量的几百万倍。王淦昌在宜山看到国外杂志的简要报道后，兴奋不已，在7月份物理系“物理讨论乙”课上作了“fission uranium”（铀裂变）的报告，介绍了这个发现。他还吸收钱人元做他的助手，试图用照相底片法寻找裂变产生的径迹，但由于当时实验条件太差，未能有所发现。王淦昌还设想用中子袭击镭酸镉来引起爆炸，因为镉有很大的中子吸收截面。
王淦昌的授课别具风格，深受学生喜欢。他注意引进国外最新的学术观点，及时介绍给学生。上课时，声情并茂，时不时表现出对物理的热爱之情。
他在讲解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天真的喜悦之情，不住地说“哎，有趣极了！”在讲授物理专业知识时，还经常插入一些小故事和比喻。
王淦昌还经常身体力行，带领学生翻晒实验设备，然后带领学生做试验。
西迁期间王淦昌一直关注中微子检测的进展。在他床头总是放着几本最新的物理学期刊，有一天，他翻开刚刚收到的一期杂志，读到哈尔彭有关探测中微子实验的文章，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他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要害，禁不住喊了起来：“不，不应该是这样的！”就在那一刻，王淦昌的灵感如岩浆一样喷薄而出，多年来的思考突然清晰起来，一个伟大的设想在胸中成熟。于是，《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横空出世。1941年10月13日，论文寄往美国，《物理评论》以最快的速度，在1942年1月刊出，那时王淦昌在写作单位一栏中写的是国立浙江大学。仅仅过了5个月，美国物理学家艾伦就在1942年6月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一个中微子存在实验证据》的实验报告。在报告的引言中，艾伦明确表示，他是按照王淦昌的论文所提出的建议完成这一实验的。后来，由王淦昌首先提出、艾伦实验室最先开展实验的这一探测中微子的方法，就被物理学界称为“王淦昌－艾伦实验”。艾伦实验很快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注意，认为该实验“也许还没有一个完全确定性的方法检测单个中微子，但中微子是能够将众多已知事实关联起来的惟一假说”，是寻找中微子的努力中“最接近决定性的”成果。王淦昌又走在了世界中微子研究的前沿。
为祖国隐名的17年
1945年，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做出中国前途与命运决策的时候，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进行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从此那里被称为“死亡地带”。当美国将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投到了广岛和长崎时，灾难顷刻间降临，建筑物在闪光中燃烧，在冲击波下倒塌，两座城市瞬间化为废墟。
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认识核武器这个可怕的怪物，是从这场灾难开始的。当时巨大的杀伤武器原子弹是怎么回事？国人不清楚，浙江大学的学生们也都不清楚。王淦昌教授应邀作了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就在19年之后，他和他的学生们参与研制的原子弹在祖国大地上也同样爆炸成功了。
那是他永远难忘的日子，1961年4月1日，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杰紧急约见王淦昌，要求他即刻进城“有要事相商”，这时王淦昌已经猜到八九分是什么事了。这的确是一次重要的会面，美国人编撰的百年科学大事记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将王淦昌列入其中的国内外久已闻名的核物理学家，从此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祖国的国防工业，成为研究中国核弹的开拓者。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王淦昌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也十分明白，自己以身许国在当时意味着什么。
所有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人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为这是国家当时的最高机密。王淦昌已是一位国内外着名的科学家，在某些领域他创造了世界第一，然而他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将决定他在未来若干年中，不能在世界的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去交流学术成果，将要失去许多名利双收的好机会。但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些条件，并改名为“王京”。
为中国的“两弹”，王淦昌心甘情愿隐名17年之久，从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他失踪了，许多国外的科学家都在猜测，王淦昌究竟在研究什么？从那时起，他的足迹从北京走到青海高原，又伴着大漠的驼踪，走向罗布泊蘑菇烟云腾起的地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轰轰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然而当人们称他为“核弹先驱”时，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王淦昌，这位数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科学家，他的科研成果在祖国的科学园地里开花结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他却永不满足。他常常引用牛顿的话：我只是一个在科学大海边上捡贝壳的小孩，“牛顿尚且如此，我充其量是海水中的小水花而已”。所以，他常常念叨要抓紧时间多做些事情。他把每天的内容都安排得很满，在他的客厅里，寝室的书桌上，到处都堆满了科学文献、资料、着作，小本上记满了他要处理的事情，许多想要实现的新想法。王淦昌对科研上的成就就是这样永远不感到满足，对科学的探索永远不断地向新的高峰攀登。他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