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沧（1892-1979）原名宗海，浙江海宁人。教育家、教育史专家。我国教育界的一代宗师。
1912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4年6月，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1918年5月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南京高师教授、杭女中校长、第四中山大学（即东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29年起，在浙江大学任教授，创办教育系，任系主任，后任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研究院院长和代理校长等职。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育系教授。1957年任浙江教育学会会长，196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1964年任杭州大学顾问。后期主要研究外国教育史和浙江地方教育史。在文史和诗词以及西洋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一个教育家的一生
1992年，恰逢教育家郑晓沧诞辰100周年，在杭州南山公墓的一座墓碑前，有一个花篮格外醒目，这是海峡对岸的一对夫妇敬献的，他们就是郑晓沧的长女郑美瑛和长婿蒋彦士。这一天，浙江大学教育系还举行了纪念郑晓沧诞辰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
1905年，郑晓沧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科举的最后一次秀才考试，而他当时正是全县最年幼的一个“幼童”，结果“府榜”名列第七。他在家乡的达材学堂毕业后，随即被保送至省城杭州的浙江高等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郑晓沧断然剪掉发辫，表示对革命的支持。其时正值行将毕业，他赴上海应试，被录取为清华学校高等文科二年级。当时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郑晓沧所以投考清华，是为了出洋留学，以便有朝一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当时他准备以文学为业，但民国初年“教育救国论”盛行，郑晓沧从“救亡”的意识出发，以为文学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而“教育则是根本要图”，于是毅然决定投身教育学。1914年，郑晓沧乘船赴美学习教育，当时同行者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着名教育家的陶行知。
郑晓沧先后在威斯康星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1918年5月获教育硕士学位，随即回国，此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以及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长、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等职。从1929年起，郑晓沧在浙江大学任教授，期间创办了教育系，并先后担任过浙江大学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研究院院长和代理校长等职务。
郑晓沧从事教育工作凡60余年，可谓毕生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是中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其学生遍布五湖四海，桃李满天下。在教育学研究领域，郑晓沧以学识渊博、治学谨严闻名，他在教育学和教育史领域曾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洋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先后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英文作品，晚年则倾力于浙江地方教育史和中外古代教育史等的研究。
郑晓沧对中国教育史情有独钟，甚至对古代插图本教科书也有深入研究，曾着有《中国插图本教科书溯源》等，他还发现中国插图本教科书较夸美纽斯《世界图解》的历史更为悠久。他还曾写有《中国具有教育意义书籍附用绘图之历史的研究》一文，刊登在捷克《东方杂志》上，为国际教育史学者所重视。
浙大栋梁
当年郑晓沧初到浙大，就着手创办教育系，并亲任系主任，聘请了着名教育学专家孟宪承、俞子夷、庄泽宣、沈有乾、黄翼等担任教职。这几位学者，几乎组成了当时中国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领域里最强的师资阵容。此外，浙大教育系成立后，在郑晓沧的办学方针中，除了教育学专业之外，他还非常注重加强学生文理基础的课程，如一年级开设中文、英语、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并由有关各系的教授任课。经过一番努力，浙大教育系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在全国各大学的教育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郑晓沧也是一位受过良好民主训练，并具有民主思想的正直的知识分子。
1935年年底，在“一二·九”运动中，当时的浙大校长郭任远压制校园里的抗日救亡运动，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当时郑晓沧已是浙大的教务长，但他同情并支持师生的爱国行动，后来郭任远被迫离校，而竺可桢尚未接任，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由他代理校长，使得浙大的校务工作得以维持不辍，为竺可桢顺利接任做好了铺垫工作。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浙大慷慨悲歌，一路西迁，在这一过程中，郑晓沧始终尽心尽力协助竺可桢，在办学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使浙大坚持教学，并且继续发展。如1938年，浙大迁至江西泰和、吉安，学校在维持原有系科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师范学院，并由郑晓沧兼任院长。同年10月，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在重庆举行，郑晓沧在会上提出浙大师范学院的办院宗旨：当兹国难加深之际，凡事宜踏实去做；要充分利用浙大文理学院人才与课程的资源，增加浙大教育专业必需的实际设施，等等，为全国各高校所瞩目。
浙大西迁时设在浙南的龙泉分校是当年浙大的重要一部分，它地处穷乡僻壤的浙南山村——“坊下”，后来任龙泉分校主任的郑晓沧将之易名为“芳野”，寓以桃李遍野之意，这也充分表达了当时广大师生的理想和信念，至今许多校友仍对它缅怀不忘。龙泉分校当时设有大学一、二两个年级，学生读完两年之后，即可转至贵州总校去学习。抗战胜利后，分校师生也迁回了杭州。
1943年夏，郑晓沧离开龙泉，赴贵州湄潭担任浙大研究院院长一职。原来，早在浙大创办之初，主持者就根据着名教育家和乡贤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蔡元培虽然没有在浙大担任过职务，但参与过浙大的创办，并对浙大的办学宗旨影响很大），在致力于教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后来，浙大也一直有注重研究的风气，并保持到战争期间。1944年10月，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第二次到遵义和湄潭参观，当时郑晓沧为李约瑟作翻译，并向客人介绍了浙大研究院的情况。
夙有文名
郑晓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教育行政领导，而且是一位文史兼备的人文学者。其实，郑晓沧在早年已有了响亮的“文名”。郑晓沧的同乡金庸曾回忆说：“我上的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我记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给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以上三部翻译小说，分别是美国作家奥尔珂德写的着名教育小说，当年均由郑晓沧介绍到国内，此后因作品脍炙人口而不断再版，与浙江人夏丏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德·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共同在读者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1942年，为纪念科学家伽里略逝世和牛顿诞生300周年，他还用英文撰写了《新时代的黎明》一书，并应英国剑桥大学校长鲍尔温之请，将之交剑桥大学图书馆予以收藏。此外，郑晓沧还有英文着作《英国文学史纲要》（1943年写于龙泉）等。
郑晓沧也是一位诗人，有诗集《流离集》（1943年印于江西泰和）、《粟庐诗集》等传世。他的诗作，尤以五律的精严奇警着称，如：“敝车驰峻坂，崩石咽危滩。万树堆层翠，千流涌激湍。”（《返龙泉芳野途中》）可谓朴健苍老，真力弥满。当时浙大众诗友成立“风雨龙吟社”，由他出任社长。当时郑晓沧还赋诗为贺，其云：“高士爱幽林，宁嫌云屐深？虬松能折节，空谷有知音。伫目山河靖，长歌天地心。斯文风雨会，不绝听龙吟。”这首诗，不仅写出了诗人忧国抱道之志，也传达了嘤鸣求友之心。在湄潭，与郑晓沧共同爱好诗词的教授，还有钱宝琮、江问渔、苏步青、祝廉先、王季梁等。他们还组织有“湄江诗社”，彼此唱和。如郑晓沧有“湄潭茶场夜月”的写景诗：“藤榻凉生几倾杯，娟娟修竹出湄隈。嫦娥亦有娇羞态，故绕疏林缓缓来。一种清幽画不成，霞长如带蓝如染。天边暝重映长庚，上缀明珠分外明。”
郑晓沧对音乐也有研究，他曾着有《大作曲家列传》共2卷（上海万叶书店1951年出版），并译有《巴赫及古典乐派》、《贝多芬及浪漫乐派》、《布拉姆斯及现代乐派》等。
教育家的襟怀
郑晓沧最为着称的，是他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教育救国”思潮的一位典型的教育家而载入史册。
郑晓沧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曾直接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教授。
当时杜威的教育思想风靡世界，令胡适等许多中国学者为之倾倒。郑晓沧回国后就成为杜威教育学派的重要人物，在中国教育界颇有影响。1919年，杜威来华访问、考察和演讲，即由郑晓沧全程担任翻译。后来在郑晓沧所翻译的教育学专着中，如《予之教育信条》、《儿童与教材》、《杜威氏之教育主义》、《杜威教育哲学》等，都是杜威原着的精彩译作。此外，他着译的《教育概论》、《教育原理》、《英美教育书报指南》、《修学指导》、《初级中学之职能》以及密勒的《人生教育》、庞锡儿的《设计组织小学课程论》、吉德的《教育之科学的研究》、韦百尔的《修学效能增进法》等，都是曾影响于中国高等教育或中小学教育的文献，在今天这些都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和继承。
与此同时，更难能可贵的是，郑晓沧作为一位着名的老教育家，从他学成归国，到因病逝世，整整60年间，一直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期间，他除了曾在“杭州女中”担任过校长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高等学校任教及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凡是熟悉这位教育界前辈的人，都会不由从心底里仰慕他的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胸怀坦荡、以身作则，以及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风采。如郑晓沧在浙大任职期间，曾多次对学生发表演讲，1936年9月29日，郑晓沧在《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的演讲中指出：有两种理想，“一为君子，一为学者”，“君子”重品行，“学者”重学问，而大学教育就是要培养既有品行又有学问的人才。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自始至终把理想贯穿在教育实践之中，真正做到为人师表。
郑晓沧在任浙大龙泉分校主任时，也曾作过《知识之伟力》的演讲，他说：“知识即力量”，而“大学为专门知识之传授地，抑且为专门知识之推进所，储才以为世用，研究以期精进。……大学不但为知识之府库，抑且为新知识之策源地，斯所以有学府之称也。”接着，他又对传统概念的“士”的涵义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一则士者，多识夫前往行，并谙悉夫政治文学。凭其较丰富之知识，劳其心思，以为民牧，以为民望者也。一则士贵尚志，士者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不计较个人之功利。”他还说：“我今愿为之下一定义，则士者乃曾饱受知识训练，从事于有益人群社会之业务，而不屑计较个人之权利禄位也。”这与当时竺可桢校长的讲演不谋而合，都是砥砺师生不忘传统“士大夫”的使命、同时又以现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为己任，为国家、民族、人民献身的号召。到了今天，我们更加感觉到：知识可以造福于人类，同时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破坏和灾难，那么，当年郑晓沧的疾呼更是“余音绕梁”了——“故知识本身原无恶意，要在教育人类善用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