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他有全球眼光。他知道做生意不能局限于一个小地方，而要不断走出去，走向世界，参与到国际角逐中去，创造世界品牌。这就是一种世界眼光。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计，成长为华人首富，把生意做到全球，李嘉诚靠的就是这种全球眼光。
其二，他有长远眼光。李嘉诚认为，经商一定要有预见力，要能够看到未来的商业趋势、消费需求。如果看不到这些，只看得到眼前的蝇头小利，是不可能把生意做大的，是不可能赚到大钱的。他一向善于瞄准未来，不会只做今天的生意。因此，有时候他会选择吃亏，为的就是获得大客户的信赖，为长远的生意做铺垫。有时候他会投资别人不看好的生意，为的就是等待有一天，那个行业成为热门行业时，大大地赚一笔。
性格决定命运，习惯决定高度
华人首富李嘉诚曾经被人神化，他的性格被外界关注。人们非常好奇，如此成功的商人，他的性格是怎样的呢？他是性格急躁的人，还是性格温和的人？他是否有过脆弱或失去自控能力的时候？
与李嘉诚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性情温和、平易近人的商人，他是一个善于自我控制的人。对此，一个最恰当的阐释是：在参与地皮招标时，他不停地举手出价，但当价格高出市场的规律时，他会很好地控制自己。当他的左手想举起，他的右手会“制止”左手。
李嘉诚说：“性格是命运的决定因素。就好像一条船，船身很重要，因为机器及其他设备都是依附在这条船里面。”10岁那年，李嘉诚升入初中，在没有任何人提醒他时，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从此，他一改往日的贪玩，开始发奋学习，每天主动背书、默写。
12岁时，由于父亲患肺病，李嘉诚阅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希望能找到医治的方法，结果他发现自己有着肺病的一切症状。当时，他不仅要负担家庭的经济，还要疗养肺病。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将工作处理得很妥当，同时还攒钱买书自学。回想起那段往事，李嘉诚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困难的阶段。
22岁时，李嘉诚创立公司，又一次完成了质变。他告诉自己，凡事不能一味地忍，一味地任劳任怨，而要懂得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停地反思自问：“我有什么心愿？我有宏伟的梦想，我懂不懂得什么是节制的热情？我有拼战命运的决心，我有没有面对恐惧的勇气？我有信息有机会，有没有实用智慧的心思？我自信能力天赋过人，有没有面对顺流逆流时懂得恰如其分处理的心力？”
29岁时，一天晚上，李嘉诚坐在露天的石头上回顾过往的7年：22岁创业，28岁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他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将成为富有人士，但他并不知道富贵从何而来，于是他有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疑问：富有后，我如果感觉不到快乐怎么办？他意识到，更重要的是内心知足，所赚的钱足够家人生活使用外，其他的钱应该用在正确的途径上，帮助别人，这样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
李嘉诚说：“我内心已有非常好的保障，若一个人不知足，即使拥有很多财产也不会感到安心。举例来讲，如果看着比尔·盖茨的财富和你自己的距离那么大，那么你永远不会快乐。人重要的是内心的安静，表面看来很忙，但内心其实没有波动，因为自知做着什么工作。我知足，但不表示没有上进心。”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是这样评价李嘉诚的：“李嘉诚明显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他不会公司没做好就去忙慈善，但当他想做慈善的时候，又是很大的手笔。除了务实，他没有只局限在香港的地产业务上，也证明了他的视野超越了许多同辈企业家。”
其实，在李嘉诚的性格里，除了责任、务实、上进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善于自我反省、善于独处思考人生。正是因为他经常自我反省，才能促使内心不断成熟，性格变得沉稳。这种性格决定了他有一个不断壮大的事业，决定了他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白手起家创下庞大的商业帝国之后，李嘉诚俨然变成了财富的代言人。在选择接班人和财产分配上，他坚持从“性格”出发，去选择最适合的人选。
2012年5月26日，李嘉诚将旗下超过40%的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股份、超过35%的赫斯基能源权益全部交给大儿子李泽钜管理。对于小儿子李泽楷，李嘉诚笑着说：“我会全力帮助他收购心仪的公司、拓展新业务，资助金额会是他所拥有的资产的数倍。”
李泽钜负责打理实业，李泽楷负责打理资金；李泽钜得股票，李泽楷得现金。这一分配结果表明，李泽钜是李嘉诚的实际接班人，而李泽楷则继续走自己的创业之路。这一分家模式展现了李嘉诚的智慧，那就是承认下一代的性格差异，根据性格来选择接班人。
李泽楷被外界称为“小超人”，他个性张扬，很早就自立门户。如果按照李嘉诚的安排，他应该攻读法律等综合科目，以便和哥哥李泽钜优势互补。但是李泽楷没有接受李嘉诚的安排，而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电脑工程系。
与生性叛逆的弟弟相比，哥哥李泽钜从小就遵从李嘉诚的意愿：7岁旁听家族董事会，一板一眼；15岁就前往美国读书，拿下了多个名校的学位；22岁回到长江实业集团工作，他为人谨慎寡言，凡事请教李嘉诚……
李嘉诚把整个集团传位给长子李泽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李泽钜为人稳重，自小就受李嘉诚的喜爱。相比之下，李泽楷看似传承了李嘉诚的商业头脑，自己的事业也做得比较好，但性格决定命运，他的个性张扬，并非是守住李氏帝国的辉煌业绩的最佳人选。
透过李嘉诚选择继承人这件事，可以看出李嘉诚十分认同“性格决定命运”这一道理。他不仅自己深信性格决定命运，还通过考量两个儿子的性格来选择继承人。因此，这就更加坚定了“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真理。
紧跟政府风向，政策就是机遇
自古以来，政治与经济就是一对紧密相关的孪生兄弟。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的重大政治决策，或政治上发生了重大事件，都会对商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也不例外，比如，改革开放的政策，加速了中国与国外的贸易联系；政府出台房产税政策，房地产业就会受到影响。
对一般人而言，政府出台新政策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但对优秀的经商者而言，这些政策中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商机。有些商人善于从政府政策中嗅到商机，快人一步抢占市场，大赚特赚。在他们眼里，政策犹如一根播撒财富的魔棒，谁能紧跟政府风向，把握政策中的商机，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罗忠福是福海事业集团的老总，他曾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1995年度中国十大富豪之首。当人们问起他发家致富的秘诀时，他说：“领先政策赚钱。”他表示，如果说他有什么过人之处，那就是他比别人会利用政策。其实，李嘉诚也是这样的人，他做投资决策时，总是紧跟政府风向，顺应政府政策。
李嘉诚认为，要想把握经济命脉，就必须关注政局。如何了解政治局势呢？李嘉诚表示，看新闻、报纸、杂志等，都是了解政府政策的一种方式。他年轻时就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看半个小时的书。第二天早上五点半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看当天的新闻早报。通过阅读报纸，他很好地把握了政府的脉搏，从而为企业决策做好充分的信息准备。
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曾说：“政治是企业的天，天气好，出太阳了，被子才可以拿出来晒。如果外面刮风下雨，你却把被子拿出去晒，肯定不合时宜。企业要想做强，就必须顺应政治环境，千万不要逆风而行。”
在总结集团发展的历程时，南存辉表示，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因素缺一不可。什么是天时呢？南存辉说：“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是天时，这是企业最大的政治。”正是有这样的认识，南存辉在经营企业时，才对政策非常敏感。他一直强调，企业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南存辉决定在柳市建造正泰集团的总部大楼。事实上，在此之前，南存辉也有建造总部大楼的实力，也有建造总部大楼的想法。但是他没有勇气去做，因为这种做法在当时显得太招摇。他甚至不敢向别人提及自己赚了多少钱。直到邓小平南方讲话，南存辉才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很快，正泰的大楼就盖起来了。虽然不高，但在当时，是当地最气派的移动大楼。
其实，不仅是南存辉对政府政策有着独特的敏感，很多商人也善于从时局中捕捉商机。比如，当年中国恢复高考、香港回归、江泽民访问美国等事件发生之后，一般人觉得只是一则新闻，但一些商人则从中看到了商机，迅速制定了商业策略。
1979年，一家五金厂的老板李先生，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国内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立即意识到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李先生马上决定生产各个学校的校徽，并主动与各高校联系，没过多久，那些高校就寄来了订单。李先生通过生产铝制校徽标识发了一笔大财。
后来，李先生的徽标生意越做越大，甚至做到了联合国，做到了五角大楼。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李先生通过当地的华侨，将江泽民访美的纪念币带回来，然后生产纪念币，又大赚了一笔。
在犹太人的商法中，有这样一个观点：“政治影响商业，政治家的活动也影响商业，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商人往往能从中得到很多好处。”很多中国商人也信奉这种观点，因为政治中确实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营企业关心政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有关心政治，关心政府政策，才能清楚并准确地理解政策，从而把握企业发展的方向。
当政府做出政策调整或出台新政策时，往往会影响到经济局势。如果经营者只知道埋头苦干，对政策充耳不闻，不顾天气变化，或反应迟钝，势必会遭遇“滑铁卢”般的覆灭。就像股市一样，股市行情已经明显有了下跌趋势，股民却反应迟钝，依然持有甚至大力买进，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聪明的话，就赶紧抛出股票，最大限度地止损，这才是股民最应该做的事情。
在这方面，浙江人表现得一枝独秀。有人曾研究过浙商的发展轨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逢国内经济形势出现波动时，浙江的经济往往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而且发展得比其他地方好。比如，无论是当年的“泡沫经济”和“软着陆”，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和“SARS”危机等，全国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浙江经济却能相对平稳地发展。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主要得益于浙江商人比较关心政治，能够快人一步从政策和时局中嗅出危机。这种敏锐的嗅觉和判断力，很好地帮助浙江人在波涛汹涌的经济浪潮中稳稳开船，“呛水”的几率很小。所以，像浙商和李嘉诚那样关注时局、关注政策变化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