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学校锣鼓喧天，捷报频传。每个班都不甘落伍，争先恐后地去学校争功邀赏。原来学校的几副锣鼓不够用了，便每个班买一副，商店里的锣鼓、红纸、红布成了抢手货。不到两天两夜就卖光了。昔日里宁静祥和的校园变成了牛皮大王们的竞技场。
钢铁元帅一马当先，各行各业万马奔腾。尤其是农业战线，更是连放粮食高产卫星。开始是小麦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过几天是五千一百零三斤，再过几天是六千四百九十四斤，最后一颗是亩产八千五百八十五斤六两的卫星雄居榜首。水稻当然不会甘拜下风：从亩产一万斤、五万斤、六万斤到十三万斤，这些高产卫星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但又令人不能不信，因为这些数据是经相当一级的党政干部和科学家们亲自验证的，又是由《人民日报》发布的，具有最高的权威性、科学性。各级报章、杂志更是为此鼓吹呐喊，加油打气。同时，所有的人民公社都建立了公共食堂。
农民的生活社会化，行动军事化，“吃饭不要钱，天天过大年”“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甚至喊出了“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大锅饭万岁”的口号。显然也有人对此吹冷风、泼冷水。政治理论界对“吃饭不要钱会不会出现懒汉”进行了大讨论。理论家们用长篇大块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以生动的事实，历史先哲的语录，革命伟人的指示把怀疑派驳得体无完肤，断然地作出了否定的结论。“大跃进”使人们头脑发热，以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能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奔向共产主义的天堂。从最高领导到普通百姓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再过两年就要超过英国，过三年就进‘人共产主义，．再过七年就超过美国，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了。
然而，现实是严峻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严重失调，交通、能源、电力空前地紧张，连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也空前紧张。学校没有焦炭了，采购部门在南桐煤矿购到的焦炭因为无人搬下山装上车而运不回来。我班听说后主动请战，抢到了这项光荣的任务。除病弱者外，全体同学浩浩荡荡奔向南桐煤矿。到了目的地一看，这个任务比原来估计的难多了。一百多吨焦炭堆放在山顶上，从堆放地到车站有半公里，坡陡路窄，不要说扛焦炭，就是空着手走路也要小心。老天爷又故意捣乱，深秋时节的毛毛细雨下个不停，路上像抹了一层油。面对这些困难，大家情绪仍旧高昂，一个个像小老虎一样，肩挑背扛爬行在羊肠小道上。女同学主要搞后勤送水送点心。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不知道哪里来的那股劲，只要饿了有饭吃，渴了有水喝就不觉得苦，不觉得累。每天从早晨七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除了吃饭和定时歇气外，没有休息时间。经过这样三天的苦干、拼命干，终于把这一百二十多吨焦炭装到了车皮里。回到学校后得到校方的通报嘉奖。
年底学校要进行文艺汇演。班主任熊老师要我将南桐煤矿搬焦炭的先进事迹编成节目。我欣然从命，编了个男女二人表演的快板剧—《搬焦炭》。在全校文艺汇演中一炮打响，得了个优秀奖。后又代表学校参加重庆市大专学校文艺汇演，又得了个创作奖，快板剧刊登在重庆《群众文艺》上。班上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了。不知是褒是贬，有人叫我“小茅盾”。学校成立文艺社，我被推选为社长，常代表学校出去进行文学创作的交流。学校定期出版《学生文艺》，我经常发表一点诗歌、散文之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大跃进”的。当时，我是“大跃进”的小小吹鼓手。人有点名气之后，也有人来关心我的政治进步了。我加入了共青团，摘掉了标志着“只啃书本不求进步”的白专帽子，在同学中，在朋友中，我不再感到难堪了。
一九五八年寒假，为了让学生们了解农村的大好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学校给每个学生发双程路费回家过春节。我已两年未回家了。虽然重庆离家不到三百公里，来回路费不到二十元，但对我来说仍然是很珍贵很难得的。如果不是有了路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故乡的变化实在很大，原来屋前屋后环绕的树木和竹林被剃了光头，用作炼钢的燃料。门上的锁扣，家里的铁锅、鼎罐、锅铲都搜去当炼钢的材料了。因为我们院子大，周围被拆的小院子里的住户都搬到了大院子挤住在一起，便于行动军事化。周围四处是残墙断壁，满目苍凉。吃饭在公共食堂，据说头一个月在“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下，一天三顿干饭。后来是两干一稀，再后来是两稀一干，现在连两顿稀饭也维持不下去了。秋收时节主要劳动力和领导干部都炼钢去了，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社员们自己去捡就以偷论处，不是挨打就是挨斗。所以大家只有等着挨饿了。
我们院子里除了我婶婶因人少田多是富农外，其余全部是中农、贫农。他们世世代代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当我和他们谈及这些问题时，个个痛心疾首，怒火冲天。关于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农业卫星他们也听说过，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气愤地说：
“吹牛！放屁！算算看，十三万斤谷子堆在一亩田上有三寸多厚哇！我们生产队一百五十亩田，也产不到十三万斤·啊！报纸上也敢登，那些官儿们也相信，难道他们不是吃五谷长大的？”
对于这些“高产卫星”我相信过、鼓吹过。并且把刊登这些新闻的报纸和图片也带回来了，准备向大家宣传“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让闭塞落后的山民们开开眼界，跟上全国“大跃进”的步伐。现在听了乡亲们通俗简单的计算，我才恍然大悟，羞愧不已。我读了那么多书，连这么简单的计算题都不会做，受了蒙骗，许多水平高、有文化的人也同样受到了蒙骗，现在看来这完全是在上演一场闹剧。俗话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是什么神奇的巫术把全国这么多的人弄得如此疯疯狂狂、癫癫傻傻的呢？这真令人深长思之。反倒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山民们表现出少有的冷静、沉着和理智，可是他们没有权力阻止这场闹剧的发生和发展。
家乡耳闻目睹的事实给我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当我从神话回到了现实中以后，我陷入了迷茫、忧虑和自责之中。母亲告诉我：“你是学生，好好地读书吧，别管那么多闲事，社会上的事你知道越多思想越落后。”
回到学校，同学们都沉默寡言，很多人在窃窃私语谈及家乡的所见所闻。春节前那种狂热劲突然消失了，空气中弥漫着消极和沉闷的气氛。这样的局面显然违背了校方原来的希望，为了防止这种气氛继续扩散，学校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进行革命形势教育。报告者对学生中流传的“怀疑论”“得不偿失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且告诫大家：自己所看到的阴暗面是个别的，局部的。目前出现的物资紧缺局面也是暂时的，不应该否定“大跃进”的大好形势，更不应该怀疑党的方针政策。否则会使自己滑落到“右派分子”的队伍中去。听到这里我打了个冷颤，这不是在向我敲警钟吗？
一九五九年是继续“大跃进”的一年。提出的口号很响亮：“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到处都贴满了“三面红旗万岁”的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电台和报刊等舆论工具在继续造势助威，但人们的狂热和冲动已大不如前，怀疑和抵触的情绪在不断地增长。
我们专业的学制原来是四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改为三年，而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又是在闹哄哄、乱哄哄中度过的，根本没有正经上课。现在是最后一个学期，也是这辈子读书的最后机会。一向嗜书如命的我很快地把“窗外事”丢掉，毕业设计、毕业考试占据了整个的身心。
三年的中专生活结束了。整个人生的学生时代结束了。我很伤感、很彷徨，我还年轻啊！我觉得自己很空虚，我多么希望继续学习啊！但另一方面，三年前，我之所以没有选择读高中升大学，不就是因为家里穷，急功近利，想早点参加工作，早点挣钱来改变家里的窘况吗！但是，当这一天真的来到时，我又感到惶恐和茫然了。
这一届毕业生的分配是多姿多彩的。有留校的，有分到大学的，还有分到国防部和中科院的。明明知道一个中专生到这些单位没有好岗位，但虚荣心驱使着每一个年轻人的心：能到上述单位自己觉得无上光荣，洋洋得意，别人看了也非常羡慕。大多数人都分到大城市的大兵工厂里。我被分配去的地方是湖南西部的一个兵工厂，在地图上找了许久，才在湘黔交界处找到这个小县城，我感到委屈、不公平，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小李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两家相距五里路。我俩关系向来很密切。他满面春风地告诉我，他留校了，他的女友也留校了。我为他高兴，我向他表示祝贺。他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向来比较好，为我感到愤愤不平，但他对我爱莫能助。他是另一个班的班长，是学校第一批学生党员，与班主任关系极好，所以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心想事成。我呢？我是刚摘掉白专帽子的书呆子，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小李总想帮我一把，想通过他的班主任与我的班主任拉拉关系，说说情，重新分配到好点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做太曲折复杂，不一定有好效果，我婉言谢绝了。我说：“老同学，谢谢你的好意，事已至此就不必费心了，好男儿志在四方，走出四川走出三峡，出去闯一闯不一定是坏事。”
我们学校有七个人分配到这个厂，有关部门已为我们订好了九月一日到武汉的船票。我们从未出过远门，不知道船上有没有饭吃，临上船的头天晚上，买了够三天的干粮。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起，四月｝省内所有粮食制品都要粮票，这标志着中国的物资紧缺时代开始了。起初，我们以为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对一九五八年大吹牛大疯狂的惩罚，谁知道这个惩罚仅仅才开始，更加困难、更加严酷的日子还在后面。
学校指定由我带队，我们一行七人顺长江而下，第三天下午才到武汉，上岸后，马上去找住的地方。武汉的旅店不好找，走了几条街才找到一家小旅店。安排妥当后立即去逛街：一边看风景，一边想找个地方吃饭。凡是吃饭的地方都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最后大家提议干脆回旅店去啃从重庆带来的干粮。因为船上有饭吃，这些干粮基本上未动用，今日晚餐正好派上用场。大家合起来买了点辣酱、咸菜和午餐肉罐头，又在旅店泡了一壶浓浓的茶，美美地吃了一顿经济实惠的晚餐。
晚上十点多钟，我们正准备睡觉时，突然听到旅店里闹哄哄的，原来是一个女人昏倒了。我们立即跑去看热闹。据服务员说，这个女人从农村来找她的丈夫，找了几天未找到，身上的钱用光了，不但交不起住宿费，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已有一天多未吃一口饭了，现饿昏倒在走廊里。服务员正在给她喂糖水。我听说后立即把余下的干粮都送给她，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其他同学也跟着这么做，我们每人又捐了一元钱，我把钱交给她时，她跪在地上直磕头。
我说：“大嫂，你这样待下去不是办法，明天买车票回去吧。”旅店经理看到我们几个穷学生这样做非常感动，他对那女人说：“看在这帮学生的面子上，你欠的住宿费不用交了。明天你就回去吧。”
我们几个高兴得鼓起掌来。我们几个人都为做了一件好事而感到欣慰。
睡觉前我照例写日记，下船后的所见所闻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脑海里。在轮船码头、在街道上，讨钱的、要饭的、卖唱的，脏兮兮的脸，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你，向你乞讨，向你求助。这样的场面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革命先烈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曾描写了旧中国穷苦百姓的惨状，为他们悲鸣，为他们呐喊，曾鼓舞着千千万万个热血青年走向革命，走向战场，推翻了万恶的旧社会，废除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解放十年了，这十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啊！我们曾狂热地宣布，我们快要到共产主义了。而眼前这严酷的现实与方志敏笔下的旧社会有什么区别？我在日记中狂妄地发誓：“实现革命烈士的崇高理想，让天下受苦人都过上好日子，正是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的历史使命。我要为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