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我们寻找一家不错的茶馆，小芳的英语说得真是很不错了，她其实完全可以克服语言上的问题跟外国人交流了，我想她应该是很努力地学习了英文。
北京的茶馆还真不少，我带他们在一个很安静的胡同里找到一家。房间里面是日式的装潢，大的落地窗户用一个竹帘遮挡着外面的喧哗，我们的窗外是一个很大的池塘，有小船，有三三两两散落的游客，我想，对于外国人来说，这里应该算作一个不错的地方了。
瑞士人看起来很喜欢小芳，我们坐下的时候，他可意是选择挨近小芳的位置。
我们坐下，一边品着香茗一边自由地做着交谈，我心里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边享受着传统的中国荼道，一边用英文交谈，好像这大北京里某些人的婚姻。
我跟英国记者介绍一些中国人目前的经济状况，我听见小芳跟她所谓的上司娇媚地说：“我现在一个人住，我的房子太大太空了。”这具有特殊意义的暗示，我想任何一个傻瓜男人也会明了，果然，我们只在这个环境幽雅的茶室里停留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个瑞士人就急着要离开，我知道他的去处必定是小芳的家。
小芳的做法虽然叫我多少有些不舒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她宽容了许多，她于是跟她的上司离开了，那个中国名字叫做戴卡的英国记者还饶有兴致地听我讲述关于中国的民情，我们继续留在那里。
戴卡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他对中国的人文和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有着所有英国人的绅士作风，有着所有西方人一样区别于东方人的蓝色的迷人的眼睛，他的脸略微的有些偏瘦，但是他的五官的棱角很分明，他跟我说话时有些腼腆，但是很真诚。我们谈论了许多关于东西方文化上的不同，比如饮食和许多其他的问题。
戴卡很忽然地问我说为什么中国女人现在可以一直单身地生活到三十岁，比如我。
我很惊讶地看着他，并且问他为什么他觉得我是一个单身的女人。
他很简单地说，是小芳告诉他的，因为戴卡希望找到一个中国女孩结婚，所以小芳说一定介绍一个自己最好的单身的朋友给他认识，所以她才会极力地邀请我来。
我听戴卡这么说，发现也许小芳是出于好意，她跟那个瑞士人的离开也许是想给我跟戴卡提供一些所谓的发展的机会，不过小芳这样一厢情愿的做法实在叫我接受不了。
我很轻松地告诉了戴卡，其实我是一个离婚了的女人，并且我现在肯定，我自己不合适跟西方人在一起。
戴卡好像没有多少失望的情绪，始终保持着他的优雅，我看看表，已经过了凌晨一点，我含蓄地问他要不要我送他回家，他领会了我的意思，笑着说他完全可以生活自理。
他的汉语还仅停留在说“你好”的阶段，他跟我说，他十分渴望能找一家不错的学校来学习，并且请求我帮助他，有时间的时候帮助他找学校，并且在没有找到学校之前要教他一些生活当中最经常用的语言。我没有理由拒绝他的小小要求，一边答应着，一边穿上外套，准备向外面走。
他们进来的时候，我的外衣刚刚穿上了一个袖子我不得不有些尴尬地看着他们，并用穿好了我的外衣。
“身份证”警察态度非常粗暴。
我明白这种检查的时候证件的重要性，于是也告诉戴卡拿出他的护照。戴卡向我摊开他的双手表示他没带。
我也从口袋里翻出钱包拿我的证件，糟糕！我忘记了我的有证件的一个钱包在办公室，因为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穿了工作装，跟同事到外面去吃饭，吃饭以后就把那个钱包装在口袋里，下班以后我换了衣服就去找罗伯特，忘了把钱包换回来。
我之所以准备两个钱包就是因为从前的时候常常把钱包忘记了，有时候装在工作装口袋里，有时候在平常的衣服口袋里，不是跟同事出去的时候没带钱就是下班以后发现钱包还在办公室里，常常叫我很尴尬，没想到，今天又是一次的尴尬。
警察在冷冷地看着我。
“对不起，警察先生，我是一个美国人，我跟朋友在这里喝茶有什么问题吗？”
那警察轻蔑地看了我一眼，鼻子里冷冷地哼了一声：“你跟这个老外什么关系？”
“我的朋友的朋友，今天第一次认识的。”我老实地回答道。
“第一次见面？朋友的朋友？”警察的口气里充满了不信任，“他是哪国人？叫什么？干什么的，你都知道吗？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我们见多了，你老实点说啊，别以为没把你当场拿下就拿你没办法了。跟老外一起干是不是感觉比国产的好啊？我们中国人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另外的一个胖胖的警察非常不客气地对我说，他语气里带着轻蔑，带着嘲讽，带着对我的鄙夷。
戴卡问我是怎么一回事，并且把他的记者证件拿了出来，递到警察面前。
“没这老外什么事，你跟他说他现在可以走了。”警察粗暴地用命令的口吻跟我说道。
“这个是我的朋友，我们要一起走。”我的口气也变得强硬起来，因为警察讲话的口气实在让我不能接受。
“你得跟我们回分局！”胖胖的警察又发话了，说着上来拉我的衣服。
“我说，我是美国人，请你对我客气一点。”我实在不想这么说，但是我也实在不能容忍警察无视我的感觉。
“少废话，走！”胖警察比刚才的态度更强硬，上前又要拉我跟他们走，偏瘦的一个警察拦住他以后问我“么我们要你出示证件，如果你没有证件的话，只有把你先带回我们分局里。”他语言虽然没有胖警察那么蛮横但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是另外一种轻蔑。
我知道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小朋友”。我从皮包里找到了我的工作牌，上面有我的照片和英文介绍，递到胖警察眼前：“我现在只有这个，明天你们可以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或者我可以在明天把证件送到你们那里，但是，我要你们现在向我道歉。”
胖警察不再说话了，他很仔细地打量着我的穿着，最后似乎从我的衣着上得到了一些肯定，他的同伴口气很客气地跟我道歉，并且说是因为今天是警察对娱乐场所统一的大行动，而且有人举报这里有非法的卖淫活动所以他们才来的。
尽管我的心情很不愉快，但还是最快地离开了那间茶屋。戴卡非常莫名其妙地跟在我的身后，满脸的疑惑，当我笑着把刚才警察对我们的怀疑讲给他听的时候，戴卡哈哈大笑，并且说中国真的很适合外国人生活，即使是真的，那么他也没事了，可以回家。
我心里有一些苦涩。
第二天的时候，小芳给我打来的电话里，我跟她讲述了我昨晚的遭遇，她哈哈大笑，用她自己习惯的语言谩骂了一通那些警察。我觉得她性格里面有很多可爱的成分。电话里，她还跟我问了东子的电话，她想为她的外国朋友们弄几张音乐会的票，我想，这对东子来说完全不成问题。
冬天里总是觉得黑夜的时间太长了，尤其这个冬天，二十几年以来罕见的寒冷，下雪的时候比往年都多，那些融化了的雪在寒冷的空气里又结成了冰，在马路边或者没有阳光的角落里安详地等待着春天。
这个冬天自从嘟嘟跟万宇的婚礼举行了以后好像大家都开始了冬眠似的，是的，冬眠，我像一只青蛙似的把自己埋藏在泥土里，害怕寒冷，害怕被冻死在冬天里，害怕看不见春天的阳光，可是我总是看不到一条可以远离孤独和寒冷的路，通向春天的路。
因为接近了年终，我的工作格外的繁忙，我顾不上再陪罗伯特的妈妈去看医生，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罗伯特曾经告诉我，他的妈妈的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已经影响到了老太太的生命，我对这个曾经是我的婆婆的老太太怀着深深的同情，虽然我很忙，但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打电话给她，跟她聊许多她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我跟罗伯特的关系，老太太变得非常不像一个美国妈妈，她非常关心我跟罗伯特之间现在的感情状况，并且她在电话里像个孩子似的窃喜着跟我说，她发现她的儿子还在爱着我。
我也深得我对罗伯特的感情还是很强烈，很烦恼，加之工作上的繁忙，让我感觉到十分的劳累。对我来说，缓解劳累的办法除了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就是抽烟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抽很多很多的烟，常常都是同事找我谈事情都非常不情愿地进我的办公室。小芳还经常给我打电话，她得知我的情况之后给我拿来了两条万宝路，尽管我从来不抽这个牌子的香烟，我还是很感激小芳。我常常想，不管我以前对她做了什么，她又是如何地让我感到痛苦，我们都将开始新的路途去正视彼此，并且珍贵着彼此的曾经和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