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了上个世纪大多数改革运动的平等主义方针的议事日程，即现代主义的议事日程，是以实物再分配为基础的。而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所强调的分析并不是货币收入的分配，也不是食品、房屋、或者耐用消费品的分配。尽管实物商品的分配仍然存在着的不得不令人强调的明显的不均等，但是在富裕国家中，例如美国，最难以处理的是精神方面或者非实物资产方面的分配不公。这些正是自我实现的斗争中的关键性资产。
苏格拉底的问题“怎样才算是好的生活？”，是我们思考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的内容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个问题不但对于那些富裕的雅典人子孙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整个历史中拥有土地的富人的子孙而言也是同等重要的。从为了满足物质需要所必须的工作解放出来，这些人在公共服务、军事冒险、慈善事业、艺术、神学、伦理学、以及道德哲学中寻求自我实现。他们对于非实物商品是如此的全新投入，一直于亚当·斯密认为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忽视了他们的资产，而且缺乏改进耕种方法的兴趣。他写到，“这样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很自然地使他倾向于去美化那些满足他的想像的东西，而不是为了那些他几乎没有理由去做的事情努力。”
在一个大部分人缺乏充分营养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世界里，自我实现可能确实看起来像是纯粹的装饰，但是在一个即使连穷人也富裕的国家中就不是这样了，这里我们采用了过去的或者第三世界的标准来判断何谓富裕。这正是美国现在的状况，因为其贫困线所处的真实收入水平在一个世纪以前只有在收入分布中位于前10%的人才能取得。技术机能进化已经将寻求自我实现从整个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扩展到了几乎全部人口。
一些平等主义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当今美国穷人的实物水平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他们把现在和过去的生活条件混淆了。如果未能认识到上个世纪中即使对穷人而言其物质财富也有相当巨大的增加，这就会阻碍而不是促进在富裕国家中针对持续性贫困的斗争，因为这里贫困的主要特征是同社会主流的精神上的疏远。尽管实物援助在克服精神疏远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人们想当然的以实物环境的改善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精神上的改善的话，那么实物援助也很难发挥作用。
个人潜能的实现并不能被国家立法规定，也不能由富人提供给穷人。政府并不能把那些拥有优秀品质的人身上的美德转移给那些并不具备这些美德的人，富人也不可能开出以优点为面值的支票。自我实现必须由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宣传来逐渐发展。这里对于个人选择的强调并不以为着其他个体或者组织没有任何的作用。恰恰相反的是，个人选择的质量和可能的机遇与这个人多大程度上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精神上的资源密切相关。
对于精神上的公平的要求别不是那么的需要金钱作为一种获得非实物资产的手段，因为这里的非实物资产大多数是通过私人的转移发展起来的，并没有通过市场。此外一些最为关键的精神上的资产，例如坚定的意志、自尊、遵守纪律、对机遇的洞察力、以及对知识的渴望，都是一个人非常年轻的时候从别人那里转移而来的。
虽然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精神上贫乏的人，但是在被疏远的年轻人和年纪渐老的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都是单亲家庭中的子女，他们的母亲大多数精神上贫乏的人，所以根本无法转移至关重要的精神上的资产给他们。另外一个比较集中的群体是年纪渐老的人。在美国超过65岁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因为他们与通常的社会网络的联系被切断了。
要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疏远的问题需要各种各样的新型教育项目和教育体系来指导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这些项目紧紧依靠政府或者主要依靠政府都是无法完成的，还需要动员大批的精神上丰裕并且准备提供帮助的人。在我最近的一本书《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中，我大略描述了一个动员这些精神资源的计划，其中包括了对现存教会组织的更加系统的利用，而这种利用同已有的政教分离的传统系一致的。
经济增长变革的第三个方面是耐用品和高科技服务的全球市场所在地的迅速和彻底的转移。这已经很难说是什么新现象了。过去的十年中出现了数千篇文章描述了形成中的东南亚市场。然而，我们并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些进展对于下一个时代中全球经济增长的演变的充分含义。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将集中讨论八个经济体，它们都位于通常被称作新工业化国家的地区。其中包括了已经侵入所谓富国的黄金集团的“亚洲四小虎”：新加坡、香港、台湾和南韩。还包括的仍未达到这一目标的四个国家，它们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仍然把这四个国家当作贫困国家。作为一个团体，在从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中，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八个国家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为10.7%。不考虑金融因素诱发的不稳定性，这八个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恢复为6%到8%水平。结论是，它们的DGP的总量在1999年达到了6.5万亿美元，这大约等同于五个最大的西欧经济体的GDP的总量，还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五分之四。
那么2030年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假设欧洲和法国继续以每年的4%的速度增长（采用传统的GDP衡量方法），这是它们近期的最高纪录。我们同样假设新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仅仅达到其在过去的二十年终增长速度的年均水平的四分之三（包含金融危机时期）。在这些假设下，新工业化国家的GDP总量将达到大约60万亿美元，或者说超过欧洲和法国的经济总和的15%。
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的话，而且我们相信这是完全可能的。东亚和东南亚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市场，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跨国公司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并且规定新产品的标准。谨记，亚洲小虎们已经实现的我这里所说的这种类型的增长达一个时代之久，日本也差不多做到这点。
前面的这些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巨型跨国公司愿意冒着的风险来中国和东南亚投资，甚至不顾许多仍摆在投资面前的困难。刚才林教授已经提到，我是1999年第一次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对汽车工业做出了预测，我当时的预测对中国汽车的预测可能是低估了。从2002年到2004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年增长率达到了35%，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超过现在全世界的年产量，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汽车年产量将达到1600万辆。
我最后用一个问题作为结尾。假设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以每年6%或者7%的速度继续增长一个时代。这是否意味着技术领先地位将从西方转移到东亚或者东南亚呢？我的答案是，并不一定。因为信息、生物化学、基因工程、以及能源工业等领域中的新技术是由基础科学知识的水平推动的，所以关键问题并不仅仅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以多大的速度培养出一大批高级科学家，还要取决于这些科学家能够多么迅速地发现科学研究最优前途的新领域。
美国的经验表明达到这样的高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美国同西欧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竞争始于美国国内开始设立研究生科研项目的时候，大约在1875年。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美国把一些最优前途的年轻科学家送入欧洲、师从德国、法国、大不列颠的一些大师级人物。这项政策的一定的成功，从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在物理和化学这样的领域中，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一直保持着统治地位。直到欧洲的一些大师级的科学家被纳粹赶出欧洲移民到美国，才使得美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获得了科学的统治地位。
我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到的结论是，科学训练仍然是一项需要老师和学生之间长期持续互动机能，紧紧依靠几年时间接触是不够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新兴工业化国家不可能比美国做得更好。有可能对于西方那些上了年纪的大师们而言，他们愿意接纳的问题以及为后辈提供新突破口的范围太过狭窄。无论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新千年中对科学领先地位的角逐，这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非常感谢大家。
◎说明提示：
2004年6月21日，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赴北大演讲，祝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演讲主题为“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教授于1926年出生于纽约，1948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60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1963年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1981年至今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华尔格林美国机构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人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教员和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