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特纳
2009年6月1日
我很高兴今天能再次来到中国，并在这个伟大的学校与你们见面。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和北京大学是在1981年的夏天，那时，我还是一名学习普通话的大学生。我与一些来自美国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这里。次年夏天，我又回到了北京师范大学。
我们学习相当努力，并有幸与许多优秀教授一起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也在这里。我们走遍这座城市并在中国的华东地区旅行，我们不仅有机会了解你们的历史和你们的抱负，还开始通过你们的眼睛看美国。
几十年来，我们看到历史上最不寻常的经济转型的开始。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经济改革带来了收入的极快和持续提高。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经济力量的崛起和更充分地融入世界经济，给美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由于认识到积极、合作和全面的关系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4月同意建立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克林顿国务卿和我将于下个月在华盛顿主持我们与王（岐山）副总理和戴（秉国）国务委员的第一次会议。今天和明天，我将荣幸地出席在北京的一系列会见，为这次经济讨论作准备。
这些会见将使我们有机会讨论经济领域的风险和挑战，审视我们在为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的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长期挑战，并探讨我们共同关心的国际金融改革。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多年来最具挑战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将出现60多年来的首次萎缩。世界贸易的衰退很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与正常年份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相比，产出损失可达到3至4万亿美元。
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和美国共同努力，帮助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全球战略，遏制危机，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这些努力，以及中国、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强有力政策行动的综合效应，已帮助减缓增长的恶化速度，修复金融系统和提升信心。
事实上，当前危机与以往的区别，不仅在于其全球规模及严重程度，还在于全球反应的范围和速度。
在4月份的20国集团领导人伦敦会议上，我们商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协调的政策行动计划，以支持经济增长，稳定和修复金融体系，恢复对贸易和投资至关重要的信贷流动，通过国际金融机构来为新兴市场经济体调动财政资源，并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的开放。
这项针对经济复苏战略的历史性协定之所以达成，部分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已经出台的政策行动。
在危机加剧时，中国迅速出台了强有力的增强国内需求的投资和金融措施计划。
在美国，新政府上任的第一周，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税收优惠和投资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平时期最大的恢复努力，以帮助遏制私人需求的急剧下降。除了这些财政措施，我们还采取行动减轻住房危机。我们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使更多的资金进入银行系统，并重新启动信贷市场。
这些举措在世界各国采取类似举措之后得到了加强。与30年代的全球危机以及战后各个主要经济危机相比，世界各国领导人这次采取了联合行动。他们行动相对迅速。他们采取措施向最脆弱的经济体提供援助，尽管他们自身的国家也面临着特殊的金融需求。他们致力于继续开放市场，而不是退回到自我击败的歧视和保护措施中去。
他们承诺确保这一会议计划维持到复苏基础的牢固确立，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密切监测此承诺，这样我们将能够在20国集团领导人今年秋天在美国再次会晤时一起来评估。
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改善的初步迹象。全球经济衰退似乎失去力量。在美国，经济活动下跌步伐已经放缓。家庭节省更多，但消费者信心有所改善，消费已开始恢复。房屋价格的下降正在放缓，未售出房屋的库存已经大幅下降。商品和服务的订单有所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恶化速度已经放缓，新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已开始有所下降。
金融体系已开始恢复。我们对美国主要银行的资本评估报告中所提供的澄清和披露信息，帮助提振信心，使需要资本的银行可以向私人投资者融资，借款时无需担保。证券市场，包括去年年底已基本停止运转的资产抵押证券市场已经开始恢复。企业和家庭的信贷成本已大幅度下降，因为利差和风险溢价已经缩小。
这些都是重要的稳定迹象，对我们将成功避免金融崩溃和全球性通货紧缩的保证，但它们只是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的第一步。修复和调整的过程还需时日。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有你们自己的明显挑战，但你们处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强势地位。而在世界大多数经济体中，经济衰退仍然严峻而危险。美国与许多国家一样，企业和家庭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具挑战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
金融系统的损害程度导致了重大的风险，以至信贷供应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限制。许多主要经济体对银行的限制将使他们很难完全补偿基本的证券化市场机制所遭受的损害，包括对信贷评级丧失信心。在经历了漫长的时期金融机构承担太多风险后，我们仍然面临的可能是，即使根本经济条件开始改善，银行和投资者可能只愿承担太少风险。
经过长期的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储蓄下降和家庭借贷大幅度增长，美国的消费者支出，相对于经济复苏时期来说，将在一段时间内受到限制。
这些都是必要的调整。他们将需要更长的、较慢的复苏过程，在各国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未来增长模式。
在我们继续处理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同时，我们还要在恢复一旦确定时，重视为未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更加均衡奠定基础。
成功地过渡到一个更加平衡和稳定的全球经济，将需要对世界各地的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进行非常重大的变革。但是，这些变革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部分将不得不在美国和中国进行。我们在华盛顿和北京的成功程度，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命运至关重要。美国政策的成效将部分取决于中国的，反之亦然。
虽然美国和中国从不同的位置开始，我们的许多国内改革的挑战是相似的。我们正在努力改革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提高教育质量，重建我们的基础设施，并提高能源效率。我们认为这些改革对提高我们经济的生产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挑战也是你们改革的重中之重。
我们双方都在对我们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在美国，我们的挑战是创建一个更稳定、更具弹性的金融系统，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更强有力的保护。当我们努力加强和重新设计规范以实现这些目标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维护我们金融体系的核心优势，也就是在适应、创新以及使资本流向新技术和创新公司方面的特殊能力。你们可以从学习我们的被当前的危机证明具有如此破坏性的缺陷和我们的优势中获益。
我们共同的挑战是要认识到一个更加均衡的、可持续的全球复苏将要求我们两个经济体经济增长构成的变化。因此，我们的政策必须针对非常不同的结果。
在美国，储蓄率将不得不上升，同时美国消费者的购买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中国，正如你们的领导已经意识到的，可持续的增长将要求一个非常重大的从外部需求到国内需求、从投资和出口密集型增长到消费导向型增长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