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2010年8月1日
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中国梦吗？”
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儿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作“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诵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份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像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像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台北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来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得当年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教导，把自己看成“士”，“士农工商”的“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的就是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嘛。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13岁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19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真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知道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雨落在屏东的西瓜田里
甜甜的西瓜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海岸 一大张河床孵出
多少西瓜，多少圆浑的希望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19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