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扯了半天，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后革命的文学，当这个社会已经经过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达到了革命的人民夺取政权这样的一个目标，宣称人民已经把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里了。这时候对文学怎么走？这个文学怎么办？也都不错。比如说苏联有法揵耶夫等等占主流的作家，还有肖洛霍夫……苏联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他的代表团的成员里面就包括肖洛霍夫，而且肖洛霍夫走到哪儿都是这种口气，这是苏维埃的作家肖洛霍夫。在苏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发言，他说西方世界攻击我们苏联的作家是按照党的命令来写作的，这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良心属于苏联共产党（笑），我一听这觉悟真高，真会说，真招人疼（笑），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也会发出批评、责备，就是认为苏维埃时期的状况还赶不上法揵耶夫那个时期，这个问题也麻烦，苏维埃如果不是最好的文学的环境的话，那么现在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这20年也没听说又出了，都解体了嘛，解体了是不是又该出来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二号，也没见，更没戏了。1989以后，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出了一个萨卡什维利，也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中国也有，尤其是到现在，现在我们发展什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今天要全面小康，所以我每天一讲话，人家给我提条子，问得我直翻眼，问我：王蒙先生，您认为文学还能够存活多久？什么时候将要灭亡？（笑）一些夸张其词的一些说法，这些比较多。
革命后的，后革命那个时候文学发达，而且孤注一掷的勇气，拼了，为了正义，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但是在革命以后呢？会是怎么样呢？怎么发展呢？我不但看到了中国会面对革命以后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惑，而且我还看到比如说大家知道南非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叫拿丁·戈迪墨，我还见过她，她讲话的时候的自信，那种使命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为黑人的权利和种族主义者做斗争，她本身是白人，但是她坐过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监狱，但是种族主义它垮台了，南非胜利了，她达到了她毕生所追求的目的，但是她的声音慢慢小了起来，07、08年还出了这么一件事，有几个抢匪——也是她毕生为之奋斗的人——进了她的家，抢她的东西，让她把她的结婚戒指扒下来，她拒绝了，结果她挨了打，这确实是一个事，就是这些热情的呼唤革命、迎接革命的作家们，在革命胜利以后怎么样继续歌唱。咱们中国还有一些说法，我完全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对他做出特别明细的判断，比如前五、六年就曾经有人回忆，说是在50年代，就是57年的时候，有人问毛主席，说如果鲁迅活着，现在会是什么情况？说毛主席回答说，也可能他在监狱里吧！也可能他不再写作了吧！当然也有很多鲁迅研究所的所谓鲁学的专家，对这种说法深恶痛绝，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也是不符合史实，这说明在这中间也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我在两年多以前我曾经提出一个议题，就是雄辩的文学和“轻薄”的文学，我们的文学不可能仅仅是雄辩，也不可能时时都找一个对立面来进行辩论，有些时候呢需要更好的表现人性。
关于市场经济和文学。
第三个话题谈谈市场经济和文学，市场经济和文学这是两回事，其实这不是一回事。我记得当年有记者采访一位老作家，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他的回答是我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无动于衷。你写你的东西，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无动于衷，我没有做到，但是我也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来决定我写作或者不写作，市场经济当然有动于衷，它影响我的衣食住行、生活需要、子女教育、父母赡养以及消费的水平，从这些方面来考虑，但是它和文学这是两码事。但是我们国家呢？一直也有很强烈的反映，就是认为市场经济毁掉了文学，认为市场经济摧毁了文学，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老作家，老的革命作家，我不打算提他的名字，我最近听说，这位大师已经，他说过去我们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现在要冒着敌人的钞票前进。这我也不明白，因为过去我举的例子，就是说在革命成功了以后，有一些历史人物那种浪漫性就降低，比如说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唱起来非常悲壮，但是我提改革呢你就不能唱，冒着赔钱的危险改革，冒着闹事的危险下岗，这些都不能唱，可是我没想到呢，我所敬爱的一位老作家提出了，说冒着敌人的钞票前进。敌人的钞票来了，你收回来交给革命不就完了嘛！那钞票能把人打死吗？砸在脑袋上一摞，50万元捆成一包，从四层楼上往下照人脑袋上砸，那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如果砸昏了以后，一看旁边有50万元，也许脸上会显出苦笑兼甜笑，这个我不太明白。有一个地方举行诗歌节，有一个诗人就讲，红旗都倒了，诗还有什么用？某杂志曾经说过，现在文学状况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坏，比沦陷区坏，比白区坏，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现在据说是为了迎合市场，有了什么下半身写作或者其他一些涉嫌不雅的一些写作的内容出现，我们和从前处境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文化革命前1949年到1966年是17年，这17年一共出了200本长篇小说，平均一年能出11、12本，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700至1000种，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这一年都出了一些什么长篇小说，哪怕他的专业比如说在北大当代文学研究中心长篇小说课，好像没有这么一个课，他也说不清楚，好像就是有了更多的选择的可能，可以满足更多的个性化需要，这是一个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把有些因为有歧义，而不能顺利出版的一些内容也都出版了，一个东西，100个人，99个人否定，1个人的肯定他也出版了。但是坏处也有，好的作品也淹没在上千种的新书里面。我现在上西单图书大厦，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书以后，我就叹息，再不要写书了，到处都是书啊，你想到的他也出，你想不到的他也出，现在没有出的书了。所以有些人回忆起来，现在60年，有些人回忆起来就觉得，从59年到66年，尤其是59年到62年、63年，因为后来越来越紧了，那个期间的长篇小说最成功，举个例子《保卫延安》1959年，《三红两厂》（音），文学出版社还出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60年代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写到《游击队》、《苦菜花》等等，有一批现在的人们都还记得，或者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你要是拿两本书，一本比如说是2008年出版的，还有一本是1968年出版的，68年就不要说了，1962年出版的，你要放在一块儿看看，你不能说现在的书越写越差，反正有不同的文学环境下面，在一种不同的文学生态下面，在一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期下面，人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心态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北大这样，但是我看到了，说余华有一次跟学生们交流，谈到当代文学，就不断的有同学提问，说你看五四时期作家写得多么好，现在作家写的多么差，把余华说急了，他说我实话告诉你们吧！五四时期的那些，我不说名字了，要不我说了也没关系，说什么《河塘月色》什么的，现在是个高中生作文都可以做成那样，说你们看我的作品比他们写得好多了，说我唯一的弱点就是我还没死啊，我要死了以后，你们不说我的作品好才怪呢。这也是一种说法，一个作品的被接受，被抬高或者说被重视，当然和作品的质量有关，也和许许多多的情况有关。
我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个社会，文学事业，高潮化是所期望的，但是高潮化是未必能够持久的，许许多多的高潮都要向正常移动和过渡。老子早说过，飓风刮一早上就不刮了，太阳一出来就不刮了，当然这是老子说的，把可能没有赶上那个大风口，大的雨也不会下一天，八个小时，十个小时，1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即使再下，也要停一会儿。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逐渐走向正常的这样一个社会和文学生活，所以现在我们谈不到什么特别激烈的文学运动或者那种文学高潮或者文学口号，写出什么什么来，谈不到这种口号。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处在一个相对正常的阅读专门，那是不是现在的文学就没有好作品了呢？我不这样看，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淘洗，目前就说什么作品就是好，什么作品就是不好，什么作品是不如什么时代好，都为时过早了。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