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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说吧!记忆(5)

这个在今天当然是错误的说,但当时是对的。就连在华主席时代,我从文盲儿童变成半文盲一年级学生之后,刘少奇还是“大工贼大……大……刘少奇”。我有一个1979年全国美展的画册(或什么别的画册吧,现在没有保存,上小学用来做书皮儿包课本了),里面基本上都是北朝鲜式宣传画,当然都是骂四人帮大坏蛋和林彪大坏蛋的,也有骂刘少奇的。好像他的鼻子特别大,就把他画成一只人首狗身的畜生,对着太阳狂吠……那大工贼什么的字眼儿,都让我努力地辨识出了。现在明白了,那寓意,该叫“狂犬吠日”吧!

这个记忆比较原初,没有被日后的政治正确所抹去。

等到上了小学,“拨乱反正”以后,刘少奇就“平反昭雪”了。当然林彪和“王张江姚”仍然是大坏蛋。(天哪,这么多名词术语,现在的小朋友会不会认为是暗语?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则如同“小明”和“小红”一样家喻户晓,只有傻瓜才不知道。)

“周总理逝世”

这当然是1976年了。百度上说是1月8日。靠谱。确实感觉是在冬天。反正这一年有一系列的逝世,我四、五岁,反正有记忆了。黑纱白花和大人们哭什么的,印象特别深刻哇。主要是看幼儿园老师哭吧,她们绝对是真心实意的说。需要说的是,回想起来,大众传媒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广播不用说了,幼儿园电视里面也播放追悼会、遗体告别、十里长街送总理什么的。如果没有看到图像,我和我的小伙伴儿们也不会模仿并玩儿毛主席逝世的。

日后打倒四人帮直到今天,十里长街送总理什么的,电视里也有,课本里(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有,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些是覆盖上去的“次生”记忆,或photoshop图像覆盖层?

“四五事件”百度上说:

四五运动,即“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指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否定“文革”的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该事件在当时被错误的定为反革命性质,两年后被平反,四五运动成为了具有历史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和象征的事件……4月5日,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提出抗议,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并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烧。当晚7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九时半,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并逮捕了一些人。

在我的印象里,我有一天随家长去了天安门,人山人海哇,白花的海洋,花圈的海洋,还有文字的海洋。当然我不认字。我们没碰上民兵打人的。回家后,我画了画儿,把这人山人海和花圈海洋给画了下来,是证据。

“朱德逝世”百度上说:

7月6日。那就是说,也是在地震之前。我们小朋友当然知道朱总司令啦。反正又是戴黑纱白花。现在的孩子们不懂。我的意思是说,所有人,包括小朋友,家里都做了黑纱白花。也就是说我是戴着黑纱白花去上幼儿园的说。

“毛主席逝世”百度上说:

9月9日,那就是说是在大地震之后,伟人才逝世的。

伟人逝世了,幼儿园里那哭得可叫惨哇!唯一可比的就是金正日逝世了。幼儿园电视里在哭,老师们都在哭,有的小朋友也跟着哭——估计是条件反射吧?有的小朋友是看到所有大人都哭了,纯粹给吓的,或给影响的。

我清楚地记得,有老师哭得晕过去了。于是别的老师一边哭,一边抢救她——用牙签扎其人中……

所以,在我们的“玩儿毛主席逝世”游戏中,大家不仅仅是哼着哀乐,学着一边哭一边对小床里的遗体“默哀”,而且一个小朋友也会“晕过去”,然后大家用小棍儿去把他捅醒……

“粉碎四人帮”不解释了。那时我还在上幼儿园。似乎一下子大家又喜洋洋了。宣传画们很能丑化人:江青是大板牙,姚文元大圆秃头眼冒凶光,张春桥极瘦,戴眼镜,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似乎王洪文不太好把握其特点所以记不清了。对我来说,他们就是和大灰狼、菜青虫、掐死刘文学的地主一样的坏蛋。回想起来,国家机器不断地叠加对他们的外貌的美学上的丑化,我那本华主席时代的画册里面就很显然。

电视里公审四人帮,又是好长时间以后的事了,就不表了。

“华国锋主席”不解释了。小时候,大街上也能看到“你办事我放心”和“莫招急慢慢来”(真的,不是“莫着急”)的大幅宣传画,华主席真是慈祥的胖叔叔呀。(噢,看来我认字以后,又强化了一下记忆)我们家是在1979花400元天价买了飞跃牌黑白电视的罢。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不用解释了吧?百度上说,是1978年12月之后了)。电视里的中央电视台或北京电视台几个字,还是华国锋的书法。但后来就变成印刷体了……

这时,我已经是小学生了。我在1978年9月1日入学府学小学,当时学的字里面有现在说的不规范简化字——后来第三批简化字方案又被废除了,我们就又纠正那些错字……在学过上中下人口手之后,语文课显著的一课是“水有源,树有根,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紧接着的是“你办事,我放心,华主席是我们的带路人”……

好了,什么红宝书、像章之类的大众传媒脸谱化历史的常见元素,咱才不去说呢!

咱只说非常个人化的,别人根本凭空想象不出来的这些……

最后只说童年结束时的一次三观崩坏事件。那时电视里面都已经在演《聪明的一休》了吧?因为我已经很有推理和思考能力,知道不少历史故事了,所以问爸爸:为什么把江青比做吕后和武则天?

爸爸的回答让我顿时天崩地裂:因为江青和毛主席是夫妻。

我这才明白,原来江青和毛主席的关系,就如同妈妈和爸爸是一样的一家人……

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在电视里,在宣传画里,告诉我这个?英明的毛主席,怎么没有发现这个大坏蛋,为什么不尽早和江青作斗争?看来所有的大人,和广播电视,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瞒着我!

我真的不明白,并如同北岛那首诗一样,想说:“我——不——相——信!”(当然,知道北岛,又是后话了,我们要认真对待私人记忆,一层层地分清楚。)

我不是开玩笑。这是一次严重的崩坏事件,就如同发现,吃菜青虫的好啄木鸟和偷鸡的坏黄鼠狼私下是好朋友一样地让人无法理解……

而江青和毛主席,远比啄木鸟和黄鼠狼重要得多呀!但,这个晴空霹雳却是事实,伴随了我日后的所有人生。

父母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在中山大学的非教学区,每天早上有杂乱的人群,其中包括赶往附小或附属幼儿园的大量的家长和孩子。——奔波辛劳的人生啊!我的常规运行路线,与他们重合了不少。

有一天在台风的急雨中,见到一对儿疾步走向附属幼儿园的母女。那妈妈显然是人生苦难的辛苦派、体验派、表达派和传授派,对女儿大声教诲道:“你这么慢怎么行?干什么都这么慢!妈妈每天就够辛苦的了,没时间不停地等你。你以为妈妈会一直活下去伺候你么?妈妈是一定会死的!今天就是要让你懂得,妈妈是会死的!妈妈死了以后,你要是还这么拖拖拉拉,你怎么办?谁来给你做饭?以后没人伺候你睡觉、起床。你要是还像现在这样,到时候就得饿死!你知道不?妈妈以后是会死的,你要是老是这样,不改,到时候就得饿死!”

在这整个儿的重章叠唱的教育过程中,那孩子从一开始就在小声哀求:“妈妈……”而到了后来,听到了妈妈死了以后的情形的惨状,则彻底崩溃了,哇哇大哭起来,理智和情绪均完全失控,只会说一句仿佛面临生离死别的肺腑之言:“妈妈求求你你不要死!”

是的,幼儿园的儿童,头脑中还没有建立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抽象坐标,把一切时间维度都理解为当下的事情。所以该儿童的反应是正常的,如同顷刻之间就要面临生死永隔一样。她自然会把妈妈说的几十年后的虚拟惨状,理解为迫在眉睫的现实惨状。对处于“前逻辑阶段”的她来说,情况只能完全是:妈妈要饿死她,并且妈妈马上就要去以死来实现之——好狠心啊!

那个妈妈也没辙了,只好先安慰说妈妈不是现在就死,是好几十年以后才会死,但发现完全起不到安慰作用,最后彻底翻盘,变成了“妈妈永远不会死,妈妈伺候你一辈子,你放心吧!”在一遍又一遍保证妈妈永远不会死的承诺中,那妈妈的教育已经完全失效了,她现在只想解决目前的 panic,彻底废掉了先前自己说的话了。于是整个场景变成了比电视剧还煽情的狗血剧,在台风的急雨中的情绪失控和抚慰,而教育价值几乎为零了。(估计那孩子还会继续心安理得地拖拉下去,因为已经得到了“妈妈永远不会死,妈妈伺候你一辈子”的包票了。)

这是一个母亲以教育为借口来发泄自己的焦虑,而焦虑传导在孩子身上,得到了不可控制的放大,从而让教育者也狼狈不堪、草草收场的全过程。这就回到了题目:来自父母的不安全感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Erik Erikson 比我说的要好。我翻译了他的一段话如下: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儿童、婴儿,甚至可能包括胎儿,都敏感地在他们的成长中反映着他们所经历的环境。儿童感受着父母的紧张、不安全感甚至狂暴,即便他们还无从知道父母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还未曾领略父母更极端的情绪宣泄。因此可以说,你什么也蒙蔽不了儿童。然而对父母来说,快速变化的生活环境确实常常让人在心态上难于应付,让人不知道是该横下心来拒斥变动的周遭,还是应该找个机会,自己想办法来改善或稳固外部条件。这确实很难,特别是因为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我们依然在尝试着——我们必须要去尝试——新的办法……

为了根除世界上的专制、剥削与不平等,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人生中最初的不平等就发生在儿童与成人之间。人类的童年是漫长的。惟其如此,家长和学校更应该耐心并真诚地接受孩子的天性,用迄今对我们成人本身来说最好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养成兼备自我约束力与同情心的个性。人类个体的漫长童年,使得儿童直接暴露在成人沉重并漫长的焦虑与不安全感之中。这样的情绪影响,如果不当地变得过度严重,就会使得儿童长大成人后依然承续了那一份无名的焦虑。这样的心理焦虑,又会扩大范围,依次引发个人生活、政治乃至国际关系的不适。幼小者漫长的童年也把成年人暴露在诱惑之下——使得我们成年人不假思索地并且常常是残酷地利用了儿童的依赖性。我们让儿童来替我们偿还我们自己心理上亏欠他人的债务;我们让他们成为我们心理不适的替罪羊,哪怕我们自己从来不愿、也不敢,从自己和自己的周遭来下手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已经学会了不要雇用童工来摧残儿童成长中的身体。我们务必也该懂得,不要破坏孩子的心理成长,不要使得他们成为我们心理焦虑的牺牲品。

哪怕我们仅仅学会了去让儿童自由发展,我们等于已经学会了养育之道的全部。

——《个性塑造与人生的诸阶段》,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