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诗集的编选，让我首先想到了我写诗的初心。我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后来，我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成了一个校园诗人。
当时，武汉地区的高校诗歌活动非常热闹，武汉大学就有出诗人的传统，像王家新、高伐林、林白、华姿、洪烛、李少君、吴晓、方书华等，都是在我之前出名的诗人。
我是从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写诗的。除去唐诗宋词，对我最早产生影响的现代汉语诗人，应该是“新边塞诗群”的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张子选们。
我当时还在新疆上中学，能够读到的《绿风》诗刊，是我的最爱。这家诗刊出版了一册《西部诗人十六家》，是我翻烂了的书。我正好上高中，每天面对遥远的天山雪峰的身影，读着西部诗人的作品，感觉他们距离我很近，比唐诗宋词近，于是我就开始写一些新的西部边塞诗。不过，这本集子没有收录我早期学艺阶段的那些诗。因为那些诗现在读起来，有些虚假的浪漫和豪情。
接着，我读到了“朦胧诗群”诗人们的作品，对北岛、杨炼、顾城、舒婷非常喜欢。上了大学之后，我广泛阅读现代汉语白话诗人们的作品，对胡适、卞之琳、冯至、闻一多、郭沫若、朱湘、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穆旦、王独清、艾青等诗人的诗都有研读，因为大学开的课程，就有关于他们的研究。
在大学里，我开始接触到更多的翻译诗，读来读去，最喜欢的诗歌流派，还是“超现实主义”诗歌。
“超现实主义”诗歌从法国发端，后来在世界各国都有杰出诗人出现。这一流派或者说有点儿这一流派风格痕迹、受到这一流派影响的诗人很多，数不胜数。几乎每个诗人，我都喜欢。在此我便不再列举那些群星灿烂的名字了，太多了。
我还广泛搜集了各类翻译诗集。翻译过来的诗当然也是诗，“诗是不能被翻译的东西”这句话，我觉得是错误的。假如你有诗心，读翻译诗，你甚至还可以还原到原诗的原本表达中。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与此同时，我大学毕业之后当编辑，自然对与我共时空的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随时关注。这一点，在我的写作中也能看到各种影响和呼应。我觉得当今的确是一个能够写出好诗的年代，因为参照系非常丰富，从古到今，从中到外，那些开放的诗歌体系，你都是可以学习的，也都是可以激发出自己的状态的。所以，诗人不要埋怨别人，写不出来好诗，就怪你自己。
我这三十年的诗歌写作，从未停止过。只是后来我主要写小说了，诗歌很少发表和出版了。我出版过两三本薄薄的诗集，《从火到水》《花朵与岩石》等，收录了早年的诗歌。还有后来出版的《光之变》《光谱》，流布的范围都不大。
但我为什么还在写诗呢？
首先在于，写诗、读诗，能够保持对语言的敏感。人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语言的魔力。诗就是这样。我开始接触文学就是从诗歌开始的，因为，诗歌是语言中的黄金。诗的特殊性在于浓缩，浓缩到无法稀释的文字就是诗。
我收藏了两千多部中外诗集，装满了三个书柜。我总是在早晨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读诗，以保持我对语言的敏感。我希望我的小说有诗歌语言的精微、锋利、雄浑和穿透力。诗歌和小说的关系是这样的：伟大的诗篇和伟大的小说，只要都是足够好，最终会在一个高点上相遇。
对于我来说，写作诗歌是我保持语言鲜活度的唯一手段。199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工作，开始感到日常生活和现实生活对我的诗歌表达的巨大压力，我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写诗，就写得少了。但是，我到今天也从未间断写诗，只是写作量少了。最少的一年，也写了两首。后来我对小说的写作投入的精力更多。
所以，出版这本自选诗集，对于我很有意义，那就是，检视一下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历程和道路，收获和缺失，更重要的是我的生命的自我成长的路径。因为我的大部分诗篇，都带有自身生活的影子。有时候，有的诗就是写给自己一个人看的。
这本诗集的编选，最终还是以风格作为杠杆。一共分为三辑，每一辑的时间代表一个时段。第一辑收录了1985年到1989年的作品，作为一个留影。第二辑是一辑命题作文，是我于2012年在克拉玛依为油田写下的。第三辑是2016年应蒋一谈兄的邀请，所写的截句集。因此，三辑作品的美学反差、时间跨度都很大。大部分诗都载明了写作的年、月、日。个别的到月，没有具体的日期。我觉得，标明创作时间也很重要，因为诗就是个人和时代、时间与环境的不断协商和邀约。
这本诗集还收了李少君和霍俊明的两篇评论。少君是我们珞珈诗社的前任社长，我的师兄，他对我也非常熟悉。霍俊明是多年前唯一给我当时出版的诗集写了评论的批评家。我自然再一次收录了他对我的诗歌作品的分析文章。
“我梦见黄金在天上舞蹈”，这是多么好的一句诗，我拿来作为我这本诗集自序的题目，表达我写诗时的那种追求自我超越和探寻语言黄金的高蹈心境。
邱华栋
2018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