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这样的意义上再回过头来观照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时，我们不难发现人物性格明显的预成性。也就是说在诉诸作品之前人的性格已在作者的主观意识中先验地预成了，然后以一种固定的性格模式在作品中推出。乔光朴、傅连山、陈抱帖、李向南……莫不是如此。性格的预成性把人物框定在既成的框架中所带来的必定是无法冲破的性格常规：事件的发生，矛盾的展开都必须也都是为了印证人物的某种性格。作品因此而沦为简单的三段论式。事件与人物之间表现为某种单一的线性因果关系，不可逃避地板滞于生活意象的表层。单调、贫乏，乃至于僵死，无可避免地成为这些作品的必然归宿。尽管作家通常用一些曲折离奇的情节、所谓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力图摆脱困境，然而这些都只是一种单向反应格局的简单重复，不可能提供更多的社会和审美的信息量。虽然时常也难免有些善良而富于情感的读者为之动容，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作品与现实的同构性方面的巨大悖谬，于是恍然发现落入了作家的圈套。
我认为要写好一部改革题材的作品，作家首先必须具有一种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眼光，即一种哲学的气度去看待改革的现实。
黑格尔认为作品人物应该是“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性格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这段话实际上包含着人物性格与生活的同构性这一层意思。作为现实复杂矛盾的纠结，性格必然地表现出与现实生活相应的丰富性、复杂性。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改革人物的性格世界也不可能仅仅是某种单一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我想，假如有人要求我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概括出生活的特性，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弹性。生活的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弹性的螺旋式建构体。人的心态和性格应当和生活有着相应的同构性。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我们的民族正在奋力从过去的贫穷落后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走向辉煌的未来。我们正面临着对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的改造和选择，对与现代化建设事业要求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传统的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扬弃……这本身就是一个螺旋式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呈现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是否也在改革者的内心引起相应的感应？对旧方法、旧观念的扬弃，对新方法、新观念的筛选所构成的生活漩涡是否也在改革者内心激起波澜，引起性格的延宕？一部改革题材的作品是否应当表现出与这个过程相应的人物复杂的心态呢？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作家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改革人物，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制高点上去把握性格整体。这个整体不仅要求打破性格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把性格作为不断建构的过程加以表现。
在改革这样一个不断地打破旧有的认知图式，寻求新的认知图式的建构过程。一个真正的改革者的抉择不可能是在主体内部先验地形成的，而是一个对客观现实认知、反思的过程，在他的心灵内部必然经历一场艰难甚至是痛苦的蜕变。这其间包含着多么深广的思想内涵和哲学内涵。因此，我觉得作家不应当把改革人物作为先哲来颂扬，而应当把他们作为先驱——变革社会、战胜自我的先驱——来剖析，把我们民族蜕变的历史进程渗透到人物的心理发生、发展过程中去，从历史—心理的意义上去建构性格。诚如美国作家尤金.奥尼尔所说的：“当人们向自己提出崇高的使命，当个人为了未来和未来的高尚价值而同自己内心和外在的一切敌对势力搏斗时，人才是生活所要达到的精神上的重大意义的范例。”一部改革题材的作品倘若能真实地表现出人物在认知和变革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完成自我的精神裂变，这样的性格将不再表现为与现实的单一线性因果关系，而可能成为一个富有“弹性”的建构体。作品也因此而呈现出人生的悲壮美和崇高感，从而产生一种绵邈的审美持久力，人物也将不再是稍现即逝的过客。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品都去表现改革人物改革意识的产生、发展过程，如果那样就可能陷入新的概念模式中去。我们需要的是表现出人物合理的性格内构，即揭示出在这场伟大变革运动中活动着的人物性格的深层因素，展示其建构过程。
譬如《新星》吧，我想作者是否应当更多地去发现去表现一个与古陵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相适应的真实、合理的人物心理内构？这样的社会关系可能在人物的内心产生怎样的感应？尤其是面对着顾荣这个与李向南在个人感情上多少有些瓜葛的对手，作者是否可以更多地揭示主人公内心的跌宕和犹疑？如果作品不是一开始就将李向南确定为拯救古陵的坚定不移的改革家的性格模式，而是在历史与美学的意义上认识和把握当代生活，理解特定环境中人的复杂心态，把性格作为不断的建构过程，在生活的自然发展中舒展开去。在这个过程中人物不断超越自我，在对“旧我”的不断扬弃中建构一个“新我”。这样，性格主体便可能冲破原有的反应常模，参透这场伟大变革的内涵，把握自己的人生位置，因而显得更为生动丰厚。不仅可以使人们加深对这场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的理解，而且可以以其流动质使人们在性格发展中了解和把握这场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必然，显示出人生的深沉感和历史的凝重感，从而使作品和人物都上升到更高层次。
或许有人要提出质疑：表现改革者的思想矛盾，岂不是削弱了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吗？我认为：首先是性格的主体应当具有某种定性，这种定性当然不是预成的性格模式，而是在不断建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性格的恒常性因素，例如前文所提到的林冲性格，无论是忍耐还是反抗都是强烈的生存需求的表现形式，这与预成性的性格模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只要把握住顺应历史必然要求的总体格局，改革者的思想矛盾只会对形象的思想意义起积极作用。其次，人物的思想矛盾一般来说主要并不是在要不要改革之间的游移，而是对怎样去承担社会的和人生的责任的选择，这是具有相当的认识深度和审美意义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哈姆雷特固然没有决断，但他所犹疑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去做。”第三，实际上，人克服自我的约束，战胜内在的惰力，在某种意义上要比摆脱环境的压迫，战胜外界的敌对力量更为艰辛也更显得崇高。
由于人物性格的预成性和模式化，以往改革题材作品的矛盾冲突，总是被框定为改革者与反改革者之间的斗争而成为一种观念。如乔光朴和冀申、李向南与顾荣等等。尽管作者的主观愿望是力图表现出代表改革潮流的进步力量与传统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但由于对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仅从政治态度和道德面貌的意义上进行断然的分野，这场伟大的变革运动的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就为政见不合和道德冲突的表象所掩盖。这种用主观的局限解释客观的制约，以对个人的批判代替历史认识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是作品无法正确地确定和把握人物在这场伟大变革中的历史位置和人生位置，实际上是造成一种性格位移现象——改革人物不过是穿着改革外衣的“清官”。作家的改革要求也就局限于对多出现几个“青天”的呼唤和这些道德高尚的“清官”能战胜道德卑下的“贪官”的希冀，让改革的成败为少数人的主观意志所主宰。因而，作品通过人物之间冲突所表现出来的改革意识也就羁留于较低的文化层次上。当然，从改革的大业需要好的领导者，需要转变领导作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从这场伟大变革运动的历史发生、必然途径、宏伟蓝图的整体来看，这些作品不仅明显地板滞于生活意象的表层，而且显然地模糊了改革的历史必然和历史的进程。
要想摆脱这种困境，仍然必须在历史与美学的意义上用建构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并表现我们民族所进行的这场伟大变革，揭示在这场伟大变革运动中活动着的人物性格的深层因素。
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即我们的改革事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几个方面同步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明范畴中。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意识必须获得自己新的生命形式，与中国现代化的要求取得一致。而在农业文明环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由于没有经过历史的严格选择和现实生活的彻底改造，其中的消极因素以历史沉淀的方式在现代化洪流中重新泛起的时候，必然地要和现代化的文化意识和思想构成尖锐的冲突。于是这两种文明的冲突便成了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然而对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的选择和改造，对与现代化建设事业要求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对旧的生活和习惯、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扬弃，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文明史的民族来说该是个多么艰难的蜕变过程。这样的历史认识诉诸我们的不仅是这场伟大变革运动的客观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而且决定改革运动的整个过程必将是一个流淌着艰辛感的曲折甚至是痛苦的历史过程。我们的民族也因此将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辉煌，然而又是悲壮的一章！其间包含的复杂、深刻的内涵毕竟不是改革与反改革这样显然比较抽象、肤浅的观念所能包含得了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上用历史的眼光透视和观照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表现这场伟大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的进程。
由于缺少这样一种哲学的眼光，在中国作家中还没有形成清醒、自觉、成熟的改革意识，改革题材的作品一直无法获得突破性的升华。作家和作品的这种局限实际上是我们民族心理机制的一种反映。当初蒋子龙率先把“乔厂长”这个理想的改革家形象推向社会的时候，人们是怀着怎样近乎迎接“救世主”降临般的虔诚和狂热欢呼他的诞生；后来李向南的出现同样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喧哗与骚动。虽然这些现象都是人们强烈要求改革的普遍社会心理的反映，但是，倘若我们用冷静的眼光去窥探这种社会心理的深层时，难道我们不可以从中洞见我们民族心理的某种局限吗？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文化对人的创造力的禁锢、扼杀的历史积淀，使我们的民族性格中产生一定程度的盲从、依赖有余而自强、自立、自为不足的缺陷。这一点从民主革命直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未能得到彻底地改造，这就很容易造成人们对这场改革运动的模糊认识，即作为社会的主人却不曾意识到自己在这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历史地位，而是将自身的理想、前途、命运维系于像乔光朴、李向南这样的“改革家”身上，以为多出现一些这样的“改革家”并让他们取得胜利，我们的改革事业就可以大功告成。对“救世主”的依赖，寻求某种精神上的主宰——这种封建文化的积淀所造成的历史惰力，不正是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应当革除的消极意识吗？然而对于这种消极因素作家不仅缺乏正确的引导，相反还在客观上助长它。究其根源，就在于对改革的认识，作家的思想还停留在“清官意识”这样的封建文化传统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层是多么的深厚！每当我们看到像《新星》等作品所描绘的民众对“青天”虔诚地求助，而李向南们又以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姿态俯视他们的时候，我们在情感上产生的不是欣喜，而是悲哀：我们国家赖以强盛，我们的民族赖以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社会变革运动是否就是这样的呢？“把成功狭隘地理解为享有——这是绝路！”我想这对于我们的作家、对作品的主人公、对我们的读者都是有警戒意味的。
因此，我们的作家应当能够站在历史与美学的高度上俯瞰纷繁复杂的当代生活，认识到我们的改革事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须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运动，于是用建构主义的眼光看待观念日益更新、变化的人们，彻底打破那种预成性的性格模式，在从全民族意识的范畴内去革除那些与改革事业不相适应的思想方法、传统观念、传统习惯的意义上建构人物性格。总之，通过人物性格的建构过程表现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共有情绪，进一步从人的内源因素上去展示改革的社会现实——这就是我们提出在历史与美学意义上建构性格的主要意义。
1987年9月
悲剧精神催化的艺术张力
——评铁雪“水上部落”系列小说
初识林德发（铁雪）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其时他在一所中专当工友，听说他写小说，有点惊讶。然而真正的惊讶是在读了他的《打渔人家》和《舟泛春溪》之后——不想这个看上去有点憨乎乎的“火头军”还真能写出有点味道的小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