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境遇悲剧：生存的困顿与窘迫
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还有一类发生在社会主义的特定历史时期，即“反右”扩大化、“浮夸风”、“文化大革命”时期内的普通人的悲剧。它通过一些善良的或具有正面素质的普通人不应有的遭遇，来反映这些历史时期内的某些悲剧性的现实。由于这类悲剧所表现的主要是个人的一些合理要求和生活理想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悲剧主人公的受挫、痛苦，乃至毁灭，并非哪一种社会恶势力所造成，而是由于当时的不良环境所致，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境遇悲剧”。较为典型的如《赞歌》中外号“第一书记”的县委书记方豫山，他原可以以他杰出的领导才能为人民做更多的好事，这也是他的生活要求和理想，可是偏偏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环境，他的才能得不到充分地施展，他的愿望也不能得以实现，在他被“解放”重新工作以后，为了解决当地缺水问题，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到一项引水工程——沙河分水工程上，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谁知这项工程竟然是“极左路线”、“瞎指挥”的产物，一项无效的劳动，随着“四人帮”的粉碎而报废。方豫山虽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是不能不饮恨九泉。每当我们如同作者一样听到他那“这不是我的错”的痛苦呼喊时，难道我们能不诅咒那该诅咒的社会环境吗？《赞歌》中的另外一个县委书记遆辑王的悲剧则是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的，他的生活要求很简单——共产党的干部应该为人民做点好事。从这点出发他组织当地人民修了一座桥，可是为了这座桥他吃尽了苦头：时而被当成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关进了学习班，时而又糊里糊涂地成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挂了号”的“英雄”，时而又莫名其妙地成了“四人帮”的帮派分子被关了两年半，最后成了“呆滞、茫然不知所措”的闲人。这样的悲剧，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这样的特殊环境，在其他环境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再如《笨人王老大》中的善良、诚实的王老大，他仅仅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使孩子不至于冻死，冒险进山砍柴而死于非命，这已经是很可悲的了，可是更可悲的是他偏偏背着“贪财”二字，死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狂热十年”里，所以死后还被“掘坟鞭尸”——开了现场批判会。环境造成了他死于非命的悲剧，更造成了他死不得安宁的悲剧。此外，还有因为养几只鸡，被工作队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砍，最后被逼得跳水库自杀的月兰的悲剧（《月兰》）；因为反对“浮夸风”，要求等梨子成熟再砍梨树而被当成“右倾”分子，到被留党察看，终成痴呆的老寿的悲剧（《剪辑错了的故事》）；奋斗几十年，想造一座房屋而因历次政治运动屡遭失败的李顺大的悲剧（《李顺大造屋》），都是由于特殊的环境造成的。虽然这类悲剧中有时候和悲剧主人公发生矛盾冲突的是一些具体的人物，像“工作队”（《月兰》）、“老甘”（《剪辑错的故事》）、“胡书记”（《赞歌》）、“王书记”（《笨人王老大》）这样的具体人物，但这些人物既不代表他们个人，也很难作为哪一种社会恶势力的代表，他们只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具体化身。从这类悲剧的社会意义来看，它是对过去历史的沉痛的追忆，它对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环境以及形成这种环境的原因的揭露和批判是尖锐、深刻的。然而社会在前进，文学也在发展，这一悲剧不能始终停留在批判、揭露的水平上，它需要创新，需要有新的突破。前不久出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就是这一类悲剧发展到新的阶段的标志。这篇小说也是反映主人公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悲剧遭遇，但作品融时代背景（极“左”思潮猖獗的动乱十年）、自然环境（危机四伏的鬼沼）、人物性格（李晓燕等人的盲动、冒进）于一炉，寄豪壮于悲剧之中，在盲动冒进的性格中又显出崇高的理想、不懈的追求，以其表现生活矛盾的丰富复杂和富有立体感的结构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读之会令人回肠荡气，不忍释卷。
由于1957、1958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独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很深重的，所以“境遇悲剧”是有着很广阔的社会基础的，这类作品写得好，教育意义是深刻的，在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近几年来已经出现了不少这类作品，今后必定还会不断地出现，而且继《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之后，它们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将不断加强。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不能一味地沉湎于过去，它应当追忆历史，却更应当直面现实，着眼未来，这就决定了这一类悲剧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悲剧艺术的主要类型。
四、社会问题悲剧：生活的宽广与深刻
那么，社会主义悲剧艺术的主要类型是什么呢？随着“四人帮”被粉碎，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新时期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形式已经结束，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具体表现为代表新的社会思潮的进步力量与落后的守旧势力、人性中善与恶以及社会实践中的真理与谬误等对立面的矛盾冲突。社会主义悲剧艺术的主要类型应当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冲突为中心，反映现代生活。因此，我认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悲剧艺术的主要类型应为社会问题悲剧。这一类悲剧具有与以往任何时代的悲剧所不同的特点：悲剧的形成主要的不是敌对矛盾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的结果，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斗争，即上文所说的新与旧、善与恶、真理与谬误的冲突在一定的条件下，反面力量占了上风的结果；悲剧的对象不一定是什么伟大的人物或英雄，而一般是能代表进步思想的或具有正面素质的普通人；悲剧的结局大多并非死亡，而是使悲剧人物受到挫折，遭受痛苦，在心灵上留下创伤。它通过善良的人们不应有的遭遇，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各类矛盾，揭露人生中丑恶阴暗的一面；通过人性善与恶的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从而收到扬善惩恶、净化人的灵魂的效果。从现阶段的文艺实践来看，这类悲剧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以反映现阶段社会变革进程中，代表着社会发展必然趋向的改革潮流与安于现状的守旧意识发生冲突的重大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内，虽然以适应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了，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干部制度终身制，“吃大锅饭”、“铁饭碗”已经造成了很深的积弊，因此改革力量所遇到的阻力往往是巨大的，改革者与守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是相当尖锐的。在许多时候，由于反改革势力的强大，就会使改革者遭受不应有的挫折、失败。这种挫折、失败尽管只是暂时的，但本质上却往往有着深刻的悲剧意义。例如水运宽同志的中篇小说《祸起萧墙》，就是一出动人心魄的改革者的悲剧。作品的主人公傅连山是一个立志改革的猛将，性格刚强，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在电力工业的体制改革中，为了不拖全省和全国的后腿，他挑头闯进了“独立王国”——佳津地区进行改革，这样就使他一下子置身于尖锐复杂的矛盾之中，他遇到了以地委郭书记为首的强大而顽固的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挡，于是以改革和反改革为中心，在傅连山和郭书记等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要求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的进步力量与封建残余——地方主义势力的矛盾冲突，由于反改革力量的顽固、强大，并且利用职权处处掣肘、非难傅连山，最后逼得他走上了绝路，以承担法律责任的自我毁灭来震醒对方，国家和他本人都因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悲剧虽是发生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但其中的矛盾冲突之激烈、尖锐是相当扣人心弦的。还有一些作品，虽然作为改革者的主人公，不是像傅连山那样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他们的改革愿望和行动遭到不应有的失败、挫折，自身在精神上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富有悲剧意义。如柯云路的短篇小说《三千万》的主人公丁猛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力图改变“现状”。但反对改革的各方势力联成一张严密的网，使他变革现实的宏愿处处受挫，无法实现；最后被“提升为省工会第十一副主任”了事。此外像大力呼吁改革，并以全部精力致力于改革，在与各种反对改革的力量的斗争中终因心力交瘁住进医院的郑子云（《沉重的翅膀》），为了改革最后被迫在调离与离休之间作出选择的车蓬宽（《开拓者》），他们的遭遇是可以划入这一类悲剧的范围的。
从上述几个作品来看，虽然其中的矛盾冲突是尖锐的，但并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在为同一事业工作的同志之间，由于对事业的态度不同，对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方向的认识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因此这类悲剧在揭露社会问题方面是深刻的，往往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的观念的变化，这类悲剧将逐步减少直至消亡。
社会问题悲剧的第二种情况是：反映人与人相处中的新与旧的思想、善与恶的欲念之间的矛盾冲突，以丰富而又复杂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这类悲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是在家庭内部和日常生活中展开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日常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不能不在其中得到反映，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都离不开日常生活，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这类悲剧更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深刻的意义，“也更能引起我们内在真实自我的共鸣”和反省。例如韩少功同志的短篇小说《风吹唢呐声》，这是一篇令人不忍卒读的悲剧作品，主人公哑巴德琪和他的嫂嫂二香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但他们却不见容于个人私欲恶性膨胀的德成（德琪的同胞哥哥）；在德成一再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虐待下，二香终于含愤离去，德琪在精神上遭受了巨大打击之后带病出工、翻车身亡。这一悲剧的矛盾冲突是在家庭内部，在兄弟、夫妻之间展开的，但它的内涵却是相当深刻的，这种人性中善与恶的对立导致了骨肉之间形同仇敌的现实，难道不使我们感到惊心动魄吗？再如影片《潜网》中的陈志平与罗弦的爱情悲剧，这一对真诚相爱的男女青年，由于传统的习惯势力的种种干扰，一个被迫另行择偶，一个草率结婚，造成了遗恨千古的爱情悲剧，这一悲剧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在女主角罗弦和他的父亲之间展开的，是追求爱情婚姻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一代与传统的习惯势力之间的社会矛盾在家庭中的具体反映。而那传统的习惯势力代表——罗弦的父亲，又恰恰是一个“妇女与人权问题”的研究者，他一方面到处鼓吹妇女解放，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地扼杀女儿争取婚姻自主的思想，这就使这一悲剧的效果更为强烈，它所揭露的社会问题就更能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悲剧因素，但有些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因素并不是那样明显地表露出来，它渗透到了人们的灵魂深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地起作用，使我们时常在可悲地扮演着悲剧制造者的角色而不能自知。短篇小说《心祭》正是以凄婉的笔调、深沉的忏悔，揭示了这个问题：母亲以她一生的辛劳换取了女儿们的成长，她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女儿们，而这些女儿们对她所表现出的对爱情的追求却缺乏起码的理解、尊重和照顾，轻率、粗暴而残酷地熄灭了她那种纯真的感情，还以为是对她的敬重和爱护。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封建传统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在女儿们的“血液和骨髓中”，寡妇再嫁的合理要求在她们看来是“太过分了”，而老年妇女守节这封建主义的糟粕却被当成“传统的美德”。这是何其可悲，又何其耐人寻味！此外还有如《哦，十五岁的哈丽黛》、《爬满青藤的小木屋》等，都各自以其反映家庭、爱情、婚姻中的矛盾冲突的不同特色显示了这类作品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