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经济都会番禺城故址所在历来多有争议，本章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否定了今广州旧城区说这一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异说，并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地名遗存、地貌状况、汉墓葬点分布、历史水道交通条件、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并考订两汉新番禺城的具体方位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另外相应还探讨了东汉末年番禺县城迁回旧址的时间、原因和意义。
番禺城作为秦代南海郡尉治所和南越国都，是当时岭南地区最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所在地。西汉和东汉时期的番禺城为南海郡和番禺县的治所，由于地处水道，交通便利，又有通商海外之利，所以虽然不是岭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却依然成为这一地区最著名的经济都会城市。汉番禺城不仅在当时的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广州城市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然而，关于汉番禺城故址，历代文献记载多有歧义，导致今人也有诸多不同意见。传统主流观点认为是在今广州旧城区，最近又有学者相继提出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不同说法。这些说法其实与历史实际情况均不相符合，兹略作评述如下。
（一）广州旧城区说
这是目前在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关于秦、汉番禺县的治所，历来学者多认为在今广州市旧城区。如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即说：番禺为“潘虞二音。今广州”。后来的学者多从其说，如清人汪士铎《汉志释地略》释为“今县”，即当时广州府附郭之番禺县。今人钱穆亦云：“秦、汉南海郡治番禺”，在“今广州市”。《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番禺县”条亦释云：“秦置，治所即今广东广州市。隋开皇十年（590）废。唐长安三年（703）复置，治所在今广州市珠江南岸。大历间移治今广州市。北宋开宝五年（972）又废，皇祐三年（1051）复置。1913年移治今番禺县（市桥镇）。”显然是认定隋开皇十年（590）以前的番禺县都是在今天的广州市旧城区。在历史地名考证及标识方面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将秦、西汉、东汉南海郡治番禺城址均标绘在今广州市旧城区的位置上。
然而，上述看法或判断似乎与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有不小的出入。关于南越国都和秦汉番禺县，唐人李吉甫的名著《元和郡县图志》广州南海县条有所记载：“赵佗故城，在县西二十七里。即尉佗都城也。”其广州番禺县条则说：“本秦旧县，故城在今县西南二里。县有番山、禺山，因以为名。或言置在番山之隅。隋开皇十年改置南海县，即今县是也。长安三年，于江南洲上另置番禺县，取汉名。其洲周回约八十里。”唐时广州及南海县治皆在今广州旧城区，按照《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则赵佗都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以西27里处，秦汉番禺县是在唐番禺县“西南二里”，而唐番禺县是在广州城南的“江南洲上”。关于唐番禺县的具体地点，顾炎武认为“疑即卢循城，在河南村”，如此则其“西南二里”仍当不出旧时广州城南珠江南岸的“河南”地区（今属广州市海珠区）。但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记略有不同：“五羊城，按《续南越志》：旧说有五仙乘五色羊、执六穗秬而至，今呼五羊城是也。按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废番禺县，州南五十里，秦汉旧县，属南海郡。”可见，以乐史看来，赵佗都城是在唐宋广州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与李吉甫之说有异，而秦汉番禺县城则在其南50里处，也较李说稍南一些。然而，《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这两部古代地理总志名著也有共同点，就是都认为汉初尉佗南越国之都城与秦汉番禺县城不在一地，具体说就是秦汉番禺县城在今广州市旧城之南面。
其实，秦、汉两代的番禺县尽管都是南海郡治所，但地理位置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汉书·地理志》明确说汉南海郡是“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番禺，尉佗都”。可见赵佗南越国都城与秦时（包括南越国时期）番禺县是在一地。这也可从相关文献记载中得到证明。据《史记·南越列传》，“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历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元鼎五年（前112）秋，南越国出现内乱，汉武帝兴兵讨伐南越，汉军五路进攻南越，而要“咸会番禺”，可见当时的南越国都与番禺城是在一处。另外，《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记载：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唐蒙出使南越到了番禺城并吃到了来自蜀地的枸酱，显然也说明了当时的南越国都就是番禺城。1983年在广州旧城西北的象岗山发现了南越国文帝墓，为南越国的研究提供了实证。而在此之前的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中山五路市文化局（原禺山书院）距离地面5米下发现了南越王宫砖石走道，砖石走道之下为大型木结构遗迹，从木块的14C年代测定为2190 90年，为越城遗物。1995年和1997年，又先后在广州旧城的中心位置发现了秦汉南越国宫署遗址，为南越国都城及宫署的存在、概貌及确切地点提供了重要物证。经考古研究确定，已发掘的两处宫署遗址均为南越国宫署中的御苑遗址。南越国都在今广州旧城中心区一带，看来应当是了无疑问的。赵佗南越国都既是番禺城，且在今广州市旧城，说明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县治确实是在今广州旧城一带。
然则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是在元鼎五年（前112）秋发兵攻打南越国的，但因路途不近，加以南越国军队的抵抗，一年后，即元鼎六年（前111）冬，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才分兵进至番禺城下，“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楼船力攻烧城”。《汉书》所载略同。楼船将军杨仆烧番禺城一事，已得到考古学证据。越王宫殿遗址正好有火烧过的炭屑和红烧土层堆积在瓦片层之上，厚达10厘米，反映当日火势很大，也说明王宫是毁于火的。当时的番禺城何以易致火焚？曾昭璇认为“番禺城多茅屋而被烧毁，王宫亦焚”，可备一说。王宫既被火焚，整个番禺城大概毁坏殆尽，这可能是当年汉武帝在别处另行改置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此，则《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说的位于唐宋广州城南的秦汉番禺故城就只能仅仅以元鼎六年（前111）新置的汉番禺县城当之，不及于秦与南越国。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两汉时期的番禺城与秦代及南越国时期一样都在今广州旧城区，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如此，则汉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这一主流观点，同样也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
（二）番禺沙湾说
此说为已故历史地理学家徐俊鸣所首倡。徐氏认为“汉武帝平定了南越之后，为了加强中央的统治，把原被赵佗割据的地区划分为九郡（后缩为七郡），广东大部仍属南海郡。由于南海郡所管辖的地区远不及赵佗割据时辽阔，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已他迁，越城又受到战火的破坏，自不免较前衰落”。至于迁徙的具体方位，则认为是“龙湾与古坝之间（今番禺沙湾附近）”。
今按徐氏的番禺沙湾说实本于明清志书之有关记载。关于汉番禺县城的具体方位，自明代开始，地方志书开始有了较多的记载。明嘉靖四十年（1561）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此志后世习惯上多简称为黄佐《广东通志》或黄佐《通志》）就记载说：“番禺县治，汉始建于郡城南五十里，今龙湾、古坝之间，坝乃晋刺史邓岳所筑，刺史并治于此。”黄佐之后，万历二十九年（1601）郭棐等纂的《广东通志》也有类似记载：“汉筑番禺城于郡南五十里，西接牂牁江，为刺史治。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骘开番山之北，广故越城，筑而固之，二十二年复徙治焉。吴分广州刺史，仍治此，而交州徙治龙编。”明末清初顾炎武编撰地理总志《肇域志》时，也引用了黄佐《广东通志》的说法：“汉建（番禺）县于郡南五十里，今龙湾、古灞（按‘灞’为‘壩’即坝字之误）之间，刺史并治于此……秦旧县，在府城南五十里。汉交州、吴广州皆治于此。后迁城东，即盐仓，唐复修建之。”清人顾祖禹于此也详有考说：“汉平南越，改筑番禺县城于郡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今龙湾、古霸（按‘霸’亦为‘壩’字之误）之间是也，号佗故城曰越城。后汉建安十五年，步骘为交州刺史，以越城就圮，乃廓番山之北为番禺城，后又迁州治于此，自是不改。”其说既出，景从者颇众，清人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即引用了《读史方舆纪要》的说法以补班固之书。道光《广东通志》、同治《番禺县志》、光绪《广州府志》等亦皆引用了《读史方舆纪要》，同时也多兼采黄佐《通志》之说。清人修纂地方志书，杂采罗列前说，鲜加认真考订，不仅将城南六十里、城南五十里之说并置于一书，而且混唐番禺县与清番禺县为一地，治丝愈芬，让人无从取信，这可能是今人论著多不采用汉初改迁番禺城之说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则黄佐《广东通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龙湾、古坝之间”说确实也有不足取信之处。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考证说：“越城自前196年被烧毁后，汉于郡南五十里，西江东岸，再建一南海郡城。《汉书》只说：‘筑番禺城于郡南五十里，西接牂牁。沮洳难居。’明黄佐据此定在今龙湾、古坝间。黄佐《广东通志》（1561）称：‘在广州城南五十里，汉建安末交州移治于此。吴分交州为广州，亦治于此。《汉书》所谓浮牂牁，下漓津，盖乘斯水入粤者也。今之沙湾、紫泥港是矣。’”“番禺城迁徙于沙湾、紫泥（即龙湾、古坝间），似不确。今人叶汇在‘文革’前，吴壮达于1976年去考察，据说没有结果。作者去两次亦无所得。当地为江边小村，开村在宋代，沙洲众多。江岸常变，不易成大聚落。沙湾亦唐代以后才成聚落。显然是按里数求得。”按曾氏所说“越城自前196年被烧毁”以及所引《汉书》、黄佐《广东通志》之语多有疏误之处，但判断沙湾、紫泥诸地形成聚落的时间不早于唐代却是不争的事实。考古学家麦英豪亦考证说：“至于南海郡治南迁60里于改筑的番禺县城内，此说未见于《读史方舆纪要》之前的史籍记载，不知所据何自。如依顾说，则南海郡的政治中心有328年不在今广州城了。按照郡南60里的方位推算，南迁地点相当于今日番禺县市桥镇的位置。笔者曾两次到当地调查，在市桥和相邻的沙湾这一带，正是笔者老家毗邻的村镇。这一带为珠江三角洲较晚形成的冲积地，当地族谱记载是宋代才开村的。这里未见一座汉墓，也没有发现汉代遗物，甚至宋以前的墓葬也未见。但在广州近郊，由西汉前期到东汉末年的汉墓分布以及年代衔接都无间断或突然衰落的现象出现。这种延续不断的情况，为当时岭南地区各郡县的治地（如贵县、梧州、合浦等）所无。因此，汉平南越后，番禺（今广州市）应仍为南海郡治所，‘番禺南迁说’纯属误传。”麦氏所谓“此说未见于《读史方舆纪要》之前的史籍记载”、“‘番禺南迁说’纯属误传”云云虽然失之武断，但所说今市桥、沙湾一带开村较晚，却与曾昭璇的见解略同。从古墓葬、村落历史调查等方面的情况来看，黄佐《广东通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龙湾、古坝之间”说未必可成定论。或许正因如此，徐俊鸣在据之提出“番禺沙湾说”之时，也说“按龙湾、古霸在今番禺县沙湾附近。但访问该地父老，已无知有古城。而广州市郊则发现了不少汉代墓葬，是则汉代的番禺是否他迁，尚待进一步研究”。这就显得信心不足，其说不被同行学者所认同，也是情理中事。
（三）顺德简岸说
此说由曾昭璇所提出。曾氏在否定黄佐《广东通志》“龙湾、古坝之间”说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新说。据史料记载，南汉时曾析南海县为常康、咸宁两县，北宋开宝六年（973）与番禺县一道并入南海县。其中关于咸宁县所在，同治《广东通志》只提到：“咸宁废县，南汉置，在南海西。”曾昭璇先生又进一步考证说是在今广东顺德简岸一带，因为据说“在顺德简岸村侧（西侧），细海南岸（细海是当地一条小河的名称），是在河岸地势较高一处的瓦砾场所。笔者考察时还是一片砾堆荒地（1978），瓦砾厚达1米以上，混有唐、南汉瓦片甚多，随手已捡出唐末‘六出碗’残片不少……石桥头有古桥一座，还有咸宁社设在桥头，社坛已毁，但村民仍称为‘咸宁社’”。这段考证，有文献记载与野外调查所得相参证，或有一些道理。但曾氏考订南汉咸宁县故址的目的乃在于寻求汉番禺城的所在，所以他又进一步推论说：“咸宁县废址即汉初番禺城所在”，其提出的具体理由有如下几条：①咸宁四周地方在汉代已有广大平原可以建县城；②简岸也可说在广州南“五十里”；③简岸合乎“西接牂牁”地理位置；④咸宁为汉县合乎“沮洳难居”环境，简岸位置是在乐从河下游汊河区。曾氏的上述考证成果，已为部分学者所征引。但依笔者的意见，“咸宁县废址即汉初番禺城所在”之说立足不稳，因为类似的地理形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比较容易找到的，而曾氏的论证在历史文献和考古上的依据方面却有些不够，所以其说既出，学界响应者不多。所以现在看来，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灭南越后改迁南海郡治及番禺县治一事虽然可成定论，但这个新番禺城的地理方位究竟在何处，仍然需要再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