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曲
《神曲》原题名为“喜剧”，后人为了表示对但丁的敬意，在作品前面冠以“神圣”两字，合起来称为“神圣的喜剧”，我国通行的译法是《神曲》。
《神曲》分为三部：《地狱》、《炼狱》和《天堂》，记叙了诗人梦游三界的经历与感受，在“序曲”中，作者自叙在他人生的中途，在耶路撒冷附近幽暗的森林里迷了路。正想往一个洒满阳光的山峰攀登时，突然有三头野兽豹、狮和狼挡住了去路。在这危急关头，古罗马的伟大诗人维吉尔出现了，他是受俾德丽采的委托前来救援但丁的。于是，在维吉尔的引导下，但丁游历了地狱和炼狱，然后由已成为天使的俾德丽采引导他游历了天堂，朝见了万宗之王——上帝。
《神曲》中的“地狱”呈上宽下窄的漏斗形，出口在北半球、底部在地心。这里是生前作恶多端的亡魂和异教徒之所在，主要有买卖圣职的教会头子、卖主求荣的叛徒、以及严重违反教规的人们，地狱共分9层，按亡灵生前罪恶的轻重排列，接受不同的惩罚，罪行愈重者愈居下层。只有名为林菩狱的第一层，属于没有刑罚的“候判室”。
“炼狱”是一座耸立于海面上的孤山，它的主体部分包括7级，加上净界山脚和山顶上的地上乐园，总共9级。这里是生前罪恶较轻的亡灵之所在，本部7级中分别安置有贪色、贪食、贪财、懒惰、动怒、妒忌和欺骗等7种罪行的人。这些亡灵临终前对自己的罪行已进行过忏悔，他们在此经过净火的焚烧，涤尽罪孽，一层层地往上升，一直达到地上乐园，最后可以升入天堂。“天堂”也有9重：月球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阳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水晶天。
此处为生前积德行善者及基督圣徒之所在。九重天上是天府，上帝和众天使之所在。
《神曲》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克思称赞它是“不朽的诗篇”，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它是“中世纪真正的《伊利昂记》”，反映了“自己时代精神生活的全部深度”。
《神曲》对近代欧洲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画家和戏曲家。
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的精华。它是世界上最具生命力、最负盛名，拥有最多读者和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同时，它以民间文学的素朴身份却能跻身于世界古典名著之列，也堪称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
《一千零一夜》的结构令人叫绝，这是一部将散珠用红线串起来的巧妙艺术构思：让山鲁佐德和山鲁亚尔的故事成为总体框架，然后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办法将二三百个故事嵌入。
相传在古代印度和中国之间，有个海岛国家“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因为王后与人私通，便把她杀死，并且产生了对女人的报复心理，每天娶一女子，第二天早上便杀掉。国王残暴的行为引起了老百姓的极大恐慌。青年女子不是被他杀死就是逃往他乡，被迫为国王搜寻年轻女子的宰相虽对国王的暴虐行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一天，宰相正为没能给国王找来女子而发愁，他的大女儿山鲁佐德对父亲说：“把我嫁给国王好啦。我要牺牲自己，拯救千千万万的女子。”父亲不允，他给女儿讲了一个“水牛和毛驴的故事”，警告她固执冒险的后果，但女儿认为目前的事情人命攸关，所以她坚持原意，并恳请父亲送她进宫。父亲无奈，只好送女儿进宫。山鲁佐德进宫后，就哀求国王能让她和妹妹见上一面。国王派人接来了山鲁佐德的妹妹。姐妹见面，分外亲热，妹妹就按照姐姐事先的吩咐，要求姐姐给她讲个故事，好让大家快快活活的消遣一夜。姐姐故意说：“只要德高望重的国王许可，我自己是非常乐意讲的。”国王本无睡意，姐妹俩的谈话，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便欣然应许。于是在这一千零一夜的第一夜，山鲁佐德开始讲《商人和魔鬼的故事》。之后，又讲《第一个老人和羚羊的故事》。当讲到故事关键的时候，天色已亮，不能再讲下去。这时妹妹叹道：“姐姐，你讲的这个故事多么美丽！多么甜蜜！多么有趣啊！”山鲁佐德说：“要是主上开恩，让我活下去，那么来夜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比这个更有趣呢。”国王想，我暂且不杀她，等讲完下面的故事以后再说。白天，国王忙于处理政务，晚上，山鲁佐德又继续讲老人和羚羊的故事。随后几夜，把三位老人挽救商人的故事也都讲完，但每到故事精彩的时候，也正是天亮的时候，这样，山鲁佐德得以继续在夜晚讲下去。
山鲁佐德夜复一夜，讲啊讲，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当她讲完《补鞋匠马尔鲁夫的故事》后，起身对国王说：“英明的君主，我是你的奴婢，在一千零一个夜晚，我向你讲述了古人的美谈和先贤的教训，现在能让我向您提出一个希望吗？”国王道：“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山鲁佐德便让人把她为国王所生的3个男孩带来，说道：“国王啊！这是您的亲骨肉。看在他们的份上请您将我赦免。你若杀了我，他们将变成没娘的孩子，也找不到能很好的地抚养教育他们的妇人了。”国王听后，激动地哭了，他将孩子们搂在怀里，说道：“山鲁佐德，以安拉发誓，在这些孩子到来之前我已赦免了你，因为我早就看出你是位纯洁无瑕的女子。安拉保佑你，赐福你全家。”
喜讯传遍了京城，山鲁亚尔无比兴奋，他召集文武大臣，赏赐宰相，赞扬他把女儿嫁给自己，从而避免了自己更大的无辜杀戮。国王还一一封赐，下令装饰城郡，举国狂欢，开销全由国库支出。人们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那些孤苦无依者都领到了国王的特别恩赏。从此，国运亨通，人民又过上了幸福平安的日子。
十日谈
《十日谈》是意大利乃至欧洲最早的短篇小说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小说家、人文主义者的重要代表薄伽丘的代表作，完成于1353年。它也是意大利和整个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
《十日谈》里有许多故事是赞扬妇女的善良、机智和深情的优秀品质，提倡男女平等的新观念。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塑造了一批聪明、勇敢和机智的市民阶级和下层人民形象，用以表达他理想中的社会平等观念和全面发展的人的概念。
《十日谈》中也存在一些糟粕，有些故事内容是消极的、不健康的。在批判禁欲主义的同时，宣扬了放纵情欲、有些描写低级庸俗。在颂扬进取精神时，有些故事庸俗地突出损人利己、不择手段的恶劣习气。人文主义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它提倡的“人性”是资产阶级的，只有一定局限性。
《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它塑造了从国王到农民、从僧侣到骑士，社会全体人物的群像，展现了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社会全貌，宣传了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树立起反封建、反教会的旗帜。它的结构完美、语言新鲜生动活泼，叙事写人状物微妙尽致，开创了短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方法上，都堪称一部杰作，是通俗文学的经典之作。它一直被人们与《神曲》并列称之为《人曲》。
《十日谈》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之后，对16、17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法国纳瓦尔《七日谈》都是从《十日谈》的艺术构思上得到启发。
许多作家从《十日谈》里寻找到创作题材。莎士比亚的喜剧、莫里哀的喜剧、莱辛的诗剧、维加的喜剧等莫不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部不朽的著作遭到反动派的憎恨，天主教会多次对它进行围剿、焚烧毁版或者篡改内容。薄伽丘死后因这部作品遭到教会掘墓毁碑的侮辱。但这一切丝毫无损巨著的辉煌，反而更证明了它的反封建和反教会的威力。
坎特伯雷故事集
《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诗人乔叟写的诗体故事集，写于1387～1400年，由总引和24篇故事组成。
4月的一天，一群香客去坎特伯雷朝圣，投宿在泰巴旅店。次日，店主、香客与在此住宿的作者一起出发。店主提议在坎特伯雷的路上每人讲2个故事，回来时再讲2个，被大家公认为最佳的讲故事者可以在回来时白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乔叟只完成计划中120个故事中的24个，其中22个为诗体，2个散文体。每个故事前均有开场语，全书有一个总序。
作者用这种方式把各个零散故事连成一体。故事集里的故事有：骑士讲的关于派拉蒙和阿色提爱上艾米里亚的爱情悲剧故事；卖赎罪券者讲的关于死神降临贪财者身上的劝世寓言故事；教士讲的关于狡猾的狐狸和虚荣的公鸡的动物寓言故事；商人讲的关于老夫少妻的家庭纠纷故事；自由农民讲的关于忠诚爱情和慷慨行为的故事等。
作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反映了14世纪英国现实生活，表现出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
巨人传
《巨人传》是法国作家拉伯雷所写的长篇小说，写于1532～1564年之间，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讽刺作品，是反映16世纪上半叶法国封建社会的巨幅画卷，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呐喊的一部新型小说。
故事从2个巨人国王卡冈都亚及其儿子庞大固埃的神奇事迹写起。
第1部叙述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部亚不同凡响的出生，他先受经院教育，后受人文主义教育，并游学巴黎。这时邻国国王毕可肖利用边境的一次斗殴大举入侵、卡冈都亚及时赶回，在若望修士协助下，打败敌人。为了酬谢若望修士，卡冈都亚为他建造了德廉美修道院。
第2部从庞大固埃“四十四天也讲不完”的家谱说起。他到巴黎求学，卡冈都亚写信给他，叮嘱他要研究各种学问。他遇到巴汝奇，巴汝奇给他介绍自己，并协助他征服了迪普索德国。
第3部写巴汝奇为了解决婚姻问题遍访女巫、诗人、神学家、哲学家、医生和疯子，仍一无所获，为此，庞大固埃和卡冈都亚也探讨了这个问题。
第4部写庞大固埃在巴汝奇和若望修士陪同下，远渡重洋，寻访“神瓶”。路上遇到羊商，途经“联姻岛”，希卡努人居住的地方。一场风暴之后，遇上斋戒者和“香肠国”人，并到达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居住的地方。
第5部写他们到“钟鸣岛”的见闻，见到“穿皮袍的猫”、“财政压榨机”，游历了“胖子国”、“无粮岛”、“五元素国”、“灯国”等地，可说是阅遍人间罪恶，终于找到了“智慧源泉”——“神瓶”。
拉伯雷在第一部的开场白中明确地说，通过他的作品，可以显示出“在我们的宗教方面以及在政治状况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可怕的秘密”。拉伯雷把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斗争作为《巨人传》的首要任务，使这部小说带上强烈的政治色彩。
拉伯雷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法国封建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16世纪上半叶法国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度过。弗朗索瓦一世因国力渐强，野心勃勃地同查理五世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同时对意大利进行多次掠夺。在他30余年的统治期间，最长的休战只有6年。因而国库空虚，债务如山，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致使民心思变，暴动频繁。这些在《巨人传》中都有鲜明的反映。
首先是关于战争的描写。拉伯雷反对穷兵黩武和掠夺战争。他通过反面和正面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反面人物毕可肖是一个野心极大的国王，他妄图建立“世界帝国”，对邻国进行掠夺性战争，“所过之处，劫掠一空”。毕可肖的形象中既有查理五世也有弗朗索瓦一世的影子。针对连年战祸的现实，拉伯雷希望有一位贤明君主。
他笔下的格朗古杰就是这样一个国王。面对敌人的入侵，他马上调兵遣将，进行自卫，保护他的臣民，“理智要求这样做，因为我靠他们的劳动而得以维持，我靠他们的汗水而得以温饱，不光我，还有我的孩子们和我的王室。”他从不进行战争挑衅或侵略别国，他派出使者去劝说毕可肖：“现在不是靠征服来获得王国的时代了。”拉伯雷让侵略者遭到惨败，也可说是对穷兵黩武的弗朗索瓦一世的劝谏。
其次，《巨人传》抨击了司法和捐税制度。当时，封建司法机关的腐败是随着司法制度的加强而愈益显露出来的。诉讼程序繁复拖宕，费用浩大，法官徇私舞弊，这就是封建法庭的真实状况。甚至连国王也不得不在1536、1539和1540年接连3次下令缩短审案期限和减少审判费用。拉伯雷挖苦法官是靠掷骰子来定案的，揭露他们巧取豪夺，滥用特权，描写希卡努人“挨打之后可富裕地过4个月”。
第5部关于“穿皮袍的猫”的描绘明显地影射了当时司法机构的黑幕。法官们都被描写成“穿皮袍的猫”，它们身上挂着一个大口袋，“靠贿赂为生”。它们的法律好比蜘蛛网，专捕捉小苍蝇小蝴蝶，不敢惹大牛蝇，就是说，专门糟害老百姓。“它们攫取一切，吞噬一切，它们不分好坏地分尸、砍头、杀戮、关禁、毁灭和破坏一切。因为对它们来说，邪恶被叫做德行，恶毒称之为善良，叛逆取名忠诚，窃盗说成馈赠，抢夺是它们的箴言。”拉伯雷把苛捐杂税形容为“财政压榨机”：“把葡萄压得这样干净，连一点儿汁水也没有剩下。”
由此更进一步，《巨人传》反映了人民不堪压迫起来反抗的景象。
第4部的开场白写到天神在上界聚会，而下界却闹得很凶，其中有这样一件事：“加斯孔人要求重建他们的大钟。”加斯孔人指的是吉叶纳的农民，他们于1548年爆发了反对盐税的起义。镇压者把他们发出起义信号的大钟拆下来砸碎了。一年以后当局同起义者议和时，起义者要求重建这些钟，起义者取得了胜利。拉伯雷随即把这件事写到小说里，说明了他对农民起义的重视。农民生活贫困化一直是拉伯雷注意的问题。
《巨人传》写到大批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只得到葡萄园去工作，有的则成了流浪者，到处乞食。一个樵夫丢了斧头，没钱买第二把，几乎濒于死亡。而“胖子国”大腹便便的富人却吃得胀破肚皮。“无粮岛”上所呈现的是农民身受封建地主的盘剥和资本主义的吞并景象，更有天灾人祸的威胁。拉伯雷把人民所受的深重苦难和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在书中一一表现出来，这是他作为进步的人文主义作家的可贵之处。
《巨人传》也反映了16世纪上半叶经济领域的新旧斗争。拉伯雷站在新兴资产阶级一边，通过巴汝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巴汝奇的形象在全书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一出场实际上就成了中心人物。他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产生的人物形象。他名字的意思是“无所不为的人”，这的确可以概括他的特点。拉伯雷借他的口摈斥古代的奴仆殉葬制度，认为保留他们的生命还可让他们为主人干活。他援引古代神话，说明财神受到尊重，美神则因无钱借给别人而不受尊敬。他指责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把“信任、希望、仁慈都排斥了”。他最喜爱的是金钱：“没有金钱，就是无比的痛苦。”他有63种找到钱的办法，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他具有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他的乐观性格则反映了这个阶级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他在寻访“神瓶”的过程中起着主将的作用，他在同封建势力——警察、上流社会、恶魔的斗争中，总是取得胜利。这一点足以说明作者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
《巨人传》从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抨击了教会及其意识形态。教会是封建社会的支柱。恩格斯指出，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拉伯雷对天主教会深恶痛绝。他批判天主教关于世界起源于“诺亚方舟”等“神圣传说”，他反对禁欲主义、宗教独身、节食斋戒，认为这是“违反自然”的。他用斋戒节的名字杜撰了一个地方，这里的人是“香肠国”的死敌。他同情受迫害的新教徒，他把执行宗教裁判所酷刑任务的多米尼克教徒和耶稣会士刻画成“可怕的猛禽”。第5部的“钟鸣岛”指的是罗马，作者通过对钟鸣岛的描写，批判教会的封建教阶制。上层僧侣是特权阶层，又紧紧依附于封建王权，他们搜括人民的血汗，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拉伯雷嘲笑教皇的《教令集》，反对教皇向各国勒索巨款。第4部写到天主教徒问巴汝奇等人是否见过“独一无二的人”即教皇时，巴汝奇说他见过3个，天主教徒说，教规里“赞颂永远只有一个”。通过这三言两语的对话，这个“地上的上帝”受到无情的嘲弄。
拉伯雷特别痛斥了天主教用以毒害人民的经院教育、经院哲学。第1部中，格朗古杰请了一个神学家来当卡冈都亚的教师，这个神学家让卡冈都亚化了五十几年功夫把各种课文读得可以倒背出来。卡口都亚越读越蠢。他每天除了吃喝睡，就是上教堂，做弥撒，因此读书时“眼光落在书本上，但脑子却想着厨房”。作者十分形象地表明了这种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愚昧无知的。
对经院哲学的讽刺也很辛辣。如第一部写酒鬼对话，说什么“酒改变了身体的形状，因为它把一个不喝酒的人变为一个喝酒的人”。经院哲学家要学生讨论“山羊的毛是否是羊毛”。这种空洞无物、思想混乱的诡辩式议论，就是经院哲学的特征。第5部的“五元素王国”的女王不吃不喝，“抽象”对她来说就是一切。拉伯雷指出这是“无用的科学”，一针见血地点出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拉伯雷给他的主人公取名庞大固埃，意即“十分窒息”，目的是要通过这个形象，启发人们挣脱经院教育、经院哲学的束缚，从窒息精神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拉伯雷不仅以高屋建瓴的姿态，痛快淋漓地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而且正面提出了人文主义的理想。
德廉美修道院是作者人文主义理想的体现。它表现了拉伯雷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宗教主张。这个修道院无论男女随时都可进入，也随时可以退出，里面没有繁琐的宗教仪式，没有任何束缚人的清规戒律，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愿喝酒就喝酒，愿散步就散步。修道院的唯一院规就是：“做你所愿做的事”。这正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个性解放的口号，在当时具有无可置疑的进步意义。
同时拉伯雷的人文主义理想也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德廉美修道院只接受那种“出身清白、举止高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吃穿讲究，从不为生活奔忙，人人称心如意地发财致富，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可见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在抨击封建特权时，虽也多少反映一些被压迫人民的愿望，而一谈及他们的正面理想，就只能表达资产阶级的愿望了。
创立德廉美修道院的若望修士是体现拉伯雷人文主义理想的人物。他不禁欲，敢于大胆瞧着姑娘们；他不节食，吃喝抵得上四个人；他保护受压迫者；他不怯敌，对敌人十分无情，他战斗时撩起僧袍，挽起袖子，结果把入侵之敌打得落花流水，而别的僧侣却在那里“以唱赞美诗和做祷告来抵抗敌人”。他同中世纪的精神贵族——僧侣阶级迥然不同，是拉伯雷理想的僧侣形象，即符合人文主义者的“人情”标准的形象。
拉伯雷还在《巨人传》中提出了人文主义者的教育思想。拉伯雷主张培养“全知全能的人”，办法是有效地利用每一个小时，课程包罗万象，身体和精神的发展同时并重，进行军事训练，还学习生产和商业技能，拉伯雷认为有了全面的知识，就可以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
《巨人传》的主人公们历尽千难万险，去寻找真理，“神瓶”给他们的答案是：“喝呀”，联系到卡冈都亚一生出来便嚷嚷“要喝、要喝、要喝！”前后呼应，构成贯穿全书情节的中心思想：即新兴资产阶级渴求知识和开创新世界的愿望。和历史上一切先进的阶级一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上升时期，也是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的。
16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是一支新生的进取的力量，它对前途充满幻想和信心，并且是大喊大叫登上历史舞台的，因而人文主义者拉伯雷能够提出自己乌托邦式的理想，为新兴资产阶级鸣锣开道。
在第五部的开场白中，拉伯雷谈到为谁写作时说，他要“伺候石工，替石工烧火煮饭。”《巨人传》的对象显然是城市中的市民阶层。为此，作者有意识地从民间流传的题材和形式中汲取养料。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拉伯雷善于以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形象为蓝本，进行加工创造。以巨人的形象为例。巨人故事本是从农村公社的农事节日中产生的。在求神护佑的喜庆活动中，人们扮演关于巨人的神话。巨人最初代表人力所不及的自然力量。稍后，民歌中刻画了狩猎和战争的英雄巨人。卡冈都亚在民歌中是个农民英雄。由于农村公社在法国保留的时间很长，所以巨人的传说也流传得十分久远。这种类型的巨人具有农民特点，气质淳朴。但是，拉伯雷笔下的巨人已经不是中世纪的民歌、民间故事、笑剧和神秘剧中出现的同名巨人了。他们身上已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他们的身份已起了变化，不是普通农民或者魔鬼，而是国王。巨人国王成了拉伯雷寄托人文主义理想的新创造。
拉伯雷擅长于讽刺艺术。他继承了《列那狐故事》等民间讽刺故事的传统。他的讽刺尖锐、犀利、泼辣，富有特色。有时他运用夸张的手法，把批判对象的弊病加以夸大，象放在显微镜下一样，使人一目了然；有时他运用冷嘲的笔法，表面看来象在夸赞，实际隐含抨击；有时他用热骂的写法，痛斥他憎恶的事物，例如为了贬斥讽刺对象，他一连举了一百多种毒虫的名字，与之类比；有时他故意摆出“玩世不恭”的姿态，对“神圣”的东西大胆地加以亵渎，使之威信扫地；他还善用对比来揭露反动势力的罪恶本质……拉伯雷敢于指摘时弊，机锋所向，直指封建统治阶级，他的讽刺艺术的意义正在这里。
《巨人传》的语言是从生活中来的。拉伯雷运用了各行各业的语言和各种方言土语，因而语言生动、诙谐、丰富而有表现力。拉伯雷善于运用民间创作中的寓意词手法，他不但给人物，而且给地方和事物取上寓意的名字，以寄托作者的爱憎。这种手法往往能抓住描写对象的特征，使其具有象征和典型的意义，同时使他的作品带上哲理意味。《巨人传》中穿插着不少民间故事，很能说明它同民间创作的密切关系。
拉伯雷想象力丰富，作品带着浓厚的浪漫色彩。如他笔下的巨人卡冈都亚，生下来要喝1.7万多匹母牛的奶，他的衣帽穿戴要用几万尺布；他伸出舌头可以为整支军队挡住雨云；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只能做他的马铃铛。这种夸张浪漫的手法也是《巨人传》的艺术特色之一。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讽刺巨著，《巨人传》也深深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拉伯雷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在批判封建主义和教会的同时，也正面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剥削、掠夺、欺骗的阶级本性。对巴汝奇的描写就是如此，这个人物无赖、贪财、狡猾，却被拉伯雷说成“世界上最好的孩子。”
通过巴汝奇的口，拉伯雷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毫不掩饰地加以肯定：“我平生把借债看成……人类世代的唯一维系。”拉伯雷把商业投机、竞争、尔虞我诈看成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我认为冒险是宇宙的灵魂，……一切东西都因此而欣欣向荣。”拉伯雷以肯定的口吻描绘巴汝奇的高利贷者的心理：“当每天早上在我周围看到这些债务人异常低三下四、恭顺听命和点头哈腰的时候，我何等自在啊。”拉伯雷描写巴汝奇同羊商的争吵原本是要表现人物的机智，实际上却反映了巴汝奇心狠手辣的剥削者本质。羊商因为不肯卖给他一头羊，他便存心报复，把带头羊引到海里去，羊群跟着带头羊走，急得羊商和他手下人也跟着下海。可是，巴汝奇在船上拿起橹，把那些想上船的人都打落到海里去，让他们一个个都淹死。
此外，《巨人传》关于庞大固埃远渡重洋的描述同当时法国远征加拿大的事件是有一定联系的。庞大因埃在巴汝奇协助下征服了迪普索德国，进行了大规模移民。这种殖民主义的军事行动却被拉伯雷写成赫赫战功，如此等等，都充分说明拉伯雷丝毫也不能突破自己的阶级局限，他为之大喊大叫的正义事业，归根结底只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拉伯雷在作品中同样也表现出资产阶级初期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君主是封建统治的最高表现形式，拉伯雷对弗朗索瓦一世却一直怀有幻想，因而他在头几部作品中赋予笔下的巨人国王以人文主义思想，塑造成开明君主的形象。这种可悲的误解，实际上是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由于当时资产阶级还不够强大，王权又往往被解释成超越一切社会集团的民族国家的象征，所以受到贵族和教会排斥的资产者总希望国王为他们创造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然而现实情况却一再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国王只希图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金钱，借款的胃口越来越大。1547年国王死后欠里昂银行200万巨款，这数目还不包括王室所欠的债款。资产阶级和国王的关系终于变得越来越坏。
事实证明，开明君主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幻想实际上表明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软弱性。同样，拉伯雷提出的改革社会的方案，即他的人文主义理想，也带有浓厚的空想和改良性质，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如他强调“知识万能”，认为改革了教育就能改革社会，即是一例。此外拉伯雷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虽然抨击了教会，却不能彻底批判宗教，相反，他让若望修士陪同庞大固埃寻访“神瓶”，承认宗教还具有一定的作用。
应该指出，《巨人传》有不少地方写得过于粗鄙，流于庸俗，尽管作者着眼于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却也反映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固有的庸俗和腐朽。
罗密欧和朱丽叶
《罗密欧和朱丽叶》是英国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写于1595年。
凯普莱特家族的朱丽叶违背家庭的意志，和蒙太古家族的罗密欧秘密结了婚。后罗密欧为了复仇，杀死凯普莱特的侄儿泰保尔，被维洛那亲王放逐。与之同时，凯普莱特要把女儿嫁给帕里斯伯爵。朱丽叶求救神父，神父一面给她吃安眠药装死，一面派人通知罗密欧返回。不巧送信人因碰上鼠疫而误了行程。罗密欧听说朱丽叶已死，急忙赶到她身边，痛不欲生，他悲切地亲吻妻子朱丽叶后也服毒自杀。朱丽叶苏醒后发觉罗密欧手里捏着杯子倒在自己身边，知道他是为了自己服毒身亡的，于是当即拔剑自刎而死。悲剧发生后，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从悲痛中觉醒，两家表示要捐弃前嫌，言归于好，并要为死去的这对苦命鸳鸯铸造2座金像作为纪念。
全剧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和对爱情的理想与追求，充满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商人》是英国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所写的讽刺喜剧，约写于1597年。
《威尼斯商人》包含2个平行的情节。主要情节是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和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之间围绕割一磅肉的诉讼而展开的冲突，次要情节是富家小姐鲍西娅遵父命三匣选亲的故事。此外还穿插进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同罗兰佐携款私奔的故事。
通过这些相互联系的情节冲突，莎士比亚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两种生活观的斗争，他肯定并赞美安东尼奥、鲍西娅等人以友谊、爱情等为重的人文主义生活理想，否定并谴责以夏洛克为代表的唯利是图的生活态度，最后以夏洛克的败诉和三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结局，歌颂了人文主义生活理想的胜利。
安东尼奥是威尼斯的一个巨商大贾，他有一艘商船开到特里坡利斯，另外一艘开到西印度群岛，……他有第3艘船在墨西哥，第4艘到英国去了，此外还有遍布在海外各国的买卖。他仗义疏财，把财富看作一种获得幸福生活的手段。他非常看重友情，为了朋友的幸福，正如他对好友巴萨尼奥真诚表示的：
只要您的计划跟您向来的立身行事一样光明正大，那么我的钱囊可以让您任意取用，我自己也可以供您驱使；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力量，帮助您达到目的。
相反，夏洛克却是一个贪婪狠毒的高利贷者，把聚敛财富本身看作生活的目的。安东尼奥瞧不起夏洛克，夏洛克更对安东尼奥恨之入骨。在第1幕第3场，夏洛克有一段旁白，把他痛恨安东尼奥的原因说得非常明白：
我恨他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可是尤其因为他是个傻子，借钱给人不取利钱，把咱们在威尼斯城里干放债这一行的利息都压低了。要是我有一天抓住他的把柄，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向他报复我的深仇宿怨。
正好，巴萨尼奥要去贝尔蒙特向鲍西娅求婚，来向安东尼奥请求帮助。安东尼奥自己因一时缺少现款，无法帮助好友，不得不向夏洛克借债时，夏洛克便趁机报复，提出苛酷的借款条件：如到期不还，就要割掉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不久，债款到期，安东尼奥因自己的货船失事无法偿还，夏洛克依据威尼斯的法律向公爵提出控告，一定要安东尼奥履行条件，公爵的调解也无济于事。这时巴萨尼奥求婚成功，聪明机智的鲍西娅得知原委，心生妙计，便乔装扮成一个法官，赶来威尼斯法庭相救。她向夏洛克提出：割肉不能带出一滴血，而且既不能多割也不能少割。结果夏洛克败诉，不但没有报仇成功，反而失去了自己的财产。
通过“一磅肉”的故事，莎士比亚在安东尼奥和夏洛克这两个人物身上，主要表现出对待财富的两种对立观点。同是资产阶级，安东尼奥慷慨大方，夏洛克则嗜财如命。他们的矛盾客观上反映出当时新兴的商业资本同旧式的高利贷资本之间的矛盾，前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后者起着阻碍生产发展的作用。
剧本肯定前者而批判后者。因而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但是，莎士比亚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作家，他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只是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对于安东尼奥的“互通有无，从来不讲利息”的做法，对于他为了帮助朋友得到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生活，而不惜倾囊相助甚至签订危及生命的契约的行为表示热情赞颂，而对于夏洛克的贪鄙狠毒、极端自私则予以无情揭露，如此而已。
同“一磅肉”的故事交错进行的，还有一个鲍西娅三匣选亲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莎士比亚主要想说明一点：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财富来衡量的。鲍西娅的父亲临终时，给她定下一个择婚的办法：求婚的人中，谁能够在金、银、铅三匣之中选中藏有她的画像的一个，便可以跟她匹配成亲。
鲍西娅是个聪明而又具有新思想的少女，对于这样一个父母之命的择婚办法，显然是不满的。她说：“唉，说什么选择！我既不能选择我所中意的人，又不能拒绝我所憎厌的人；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思想，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钳制。”但是，由于她所处的时代还是资本主义关系刚刚萌芽的封建社会，又受到出身于名门富家的阶级局限，因而只得遵循亡父的遗命。但选择的结果表明，摩洛哥亲王希望得到“众人所希求的东西”也好，阿拉贡亲王希望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也好，他们看重的都只是外表，各自选择了金匣和银匣而遭到了失败的命运。
只有巴萨尼奥，为了爱情本身的价值，“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毅然决然选择了铅匣而赢得了爱情的胜利。莎士比亚在这里宣扬的显然是爱情自由的人文主义生活理想。
“一磅肉”和“三匣择亲”两条情节到了鲍西娅出席法庭一场而结合在一起。由于鲍西娅的聪明机智，战胜了夏洛克，解脱了安东尼奥的困境。但喜剧并没有就此结束，莎士比亚在法庭一场的高潮之后，又写出充满音乐、月光和爱情的第5幕。在满布皎洁的月光和柔和的音乐的贝尔蒙特，巴萨尼奥和鲍西娅、葛莱西安诺和尼莉莎，罗兰佐和杰西卡这三对有情人都得到了皆成眷属的美满结局。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威尼斯商人》虽然最富于社会讽刺色彩，但基本上仍然属于抒情性的喜剧。它包含着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些反面现象的揭露和批判，而主要的还是肯定和歌颂人文主义的生活理想和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代新人。
全剧从巴萨尼奥准备去贝尔蒙特向鲍西娅求婚开始，到3对恋人的欢聚一堂结束，爱情和友谊构成了这出喜剧的思想基础。它肯定安东尼奥的慷慨大方和鲍西娅的多情机智，赞美他们所体现的无私的友谊，坚贞的爱情，幸福的生活等等人文主义思想，并拿这些来同以夏洛克为代表的自私冷酷的纯粹的金钱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是全剧的中心思想。
《威尼斯商人》成功地塑造出高利贷者夏洛克这样一个鲜明生动而又复杂矛盾的典型形象，通过他自私狠毒的行径，揭露批判了金钱对于人的腐朽作用。夏洛克同哈姆雷特、福斯塔夫一起，被评论家认为是莎士比亚戏剧人物中最为复杂的3大典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多次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过这一形象。他的性格是复杂的。
首先，他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个高利贷者。他的哲学是：“只要不是偷窃，会打算盘总是好事。”他追求的是“象母羊生小羊一样地快快生利息”。因为安东尼奥借钱给人不取利钱，影响他放债的收入，所以他恨安东尼奥。当安东尼奥无法偿还他的借款时，夏洛克一定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来。公爵的劝告也好，葛莱西安诺的怒斥也好，都丝毫动摇不了夏洛克的决心：“我一定要照约实行。”他必欲致安东尼奥于死地而后快。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威尼斯没有他，生意买卖全凭我一句话了”。他的仆人受不了他的虐待，要另找新的主人；他的女儿因为他贪心狠毒，以致不愿呆在她那个地狱似的家里，跟着情人私奔了。
在第三幕第一场中，杜伯尔去热诺亚打听他女儿的下落，回来向他报告时，使夏洛克痛心的，主要不是因为他失去了女儿，而是他的女儿带走了他的钱财珠宝，还要为寻访她而花费更多的钱财。为了致安东尼奥于死地，惜财如命的夏洛克不惜花钱去买通官府，原因正如他所说：“只要威尼斯没有他，生意买卖全凭我一句话了。”对于刻画夏洛克的性格来说，这短短的一句话简直是画龙点睛之笔！
后来，当夏洛克败了诉，法庭判决要把他的财产一半归公，一半交给安东尼奥处理时，他说：“不，把我的生命连着财产一起拿了去吧，我不要你们的宽恕。……你们夺去了我的养家活命的根本，就是活活要了我的命。”对于夏洛克来说，钱财就是生命，就是一切。
但是，莎士比亚并没有把夏洛克写成一个简单的恶棍。夏洛克不仅是一个重利盘剥，损人利己的高利贷者，他也是个在基督教社会里受欺负的犹太人。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大批的犹太人在从事银钱事业。根据基督教会的宣传，犹太人又是基督教的死敌。从中世纪到近代初期，不少的民间传说和歌谣中，流传着犹太人暗中杀害基督徒小孩的故事。
因此，基于经济的和宗教的原因，犹太人成了当时欧洲社会歧视和迫害的对象。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对待夏洛克这样一个犹太人高利贷者，既谴责他的残酷的剥削行为，又同情他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剧中，当夏洛克说到他对安东尼奥的仇恨时，这两方面的原因总是交织在一起。
在第一幕第三场中，夏洛克在向安东尼奥提出签订那荒唐的割一磅肉的契约之前，先后两次说到安东尼奥对他的侮辱和他的愤恨，当他看见安东尼奥在向他走来时，他在一段旁白里这样说：……他憎恶我们神圣的民族，甚至在商人会集的地方当众辱骂我，辱骂我的交易，辱骂我辛辛苦苦赚下来的钱，说那些都是盘剥得来的肮脏钱。要是我饶过了他，让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
然后，当安东尼奥向他提出借3000块钱时，他更遏制不住地当面说出：安东尼奥先生，好多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说我盘剥取利，我总是忍气吞声，耸耸肩膀，没有跟您争辩，因为忍受迫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特色。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只因为我用我自己的钱博取几个利息。这样，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的报复，就有了合理而又复杂的动机。观众或读者对于夏洛克，既鄙夷他的贪婪，憎恨他的残酷，也多少同情他所受的屈辱。
第三幕第一场中夏洛克的那一段有名的台词：“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蚀，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辱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这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种族所发出的无可遏制的悲愤的呼声。
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在塑造夏洛克这样一个犹太族的高利贷者时，既着重刻画他的残酷剥削的行为，又没有忽视他所遭受的种族歧视，这正是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艺术的成就。忽视了任何一面，都会造成对夏洛克形象的片面理解。只看到夏洛克受到的种族歧视，而对他产生不应有的同情，如海涅那样，固然是对形象的一种误解；而完全看不到他所受的种族歧视，对他的报复行为，也就缺少一个全面的合理的解释。
当事件进展到法庭一场时，矛盾尖锐化并带上了新的性质。在本来只是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不同生活观之间的矛盾上又加上了一种新的矛盾，即在偿付债务的问题上，法律的原则和人道的原则之间的矛盾。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夏洛克要求照约赔偿是完全合法的，安东尼奥也好，公爵也好，都不能否认这点。因此，夏洛克坚持要求“法律的裁判”是合法的，然而，割一磅肉的要求又是违反人道或慈悲原则的，是无情的。这里出现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作为一个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认为人道的原则是高于法律的原则之上的。
直到鲍西娅利用契约中的唯一漏洞，要他割一磅肉，却不能多割少割和流一滴血时，才算解决了这一矛盾。这一解决办法既符合法律的要求，也不违反人道的原则。观众紧张的心放松了下来，作为一个残酷无情的高利贷者，夏洛克也得到了他应得的惩罚。这正是莎士比亚所要着重表现的。
莎士比亚毕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作家，他的作品必然会带上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他在《威尼斯商人》中热情歌颂安东尼奥与巴萨尼奥之间的无私友谊，巴萨尼奥与鲍西娅之间的真诚爱情以及贝尔蒙特的幸福生活；他特别赞赏安东尼奥和鲍西娅，用他们来体现他的人文主义生活理想。但是，安东尼奥本人是一个富商巨贾，鲍西娅也是一个富家小姐，他们的友谊、爱情和生活都离不开金钱，也超不出资产阶级道德的范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莎士比亚肯定这些资产阶级新人和他们的反封建斗争，具有历史的进步作用。到了今天，则需要批判地对待。
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这部喜剧的价值主要在于莎士比亚以他的生花妙笔塑造出夏洛克这一高利贷资产者的典型形象，通过他的活动，深刻地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唯利是图的剥削本质。
亨利四世
《亨利四世》是英国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所著历史剧的作品，分上、下篇，写于1597～1598年。
15世纪初，英格兰在亨利四世统治下，国家多故，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争战不休。诺森伯兰伯爵曾扶助亨利四世登上王位，他居功自傲，对国王使出君主的威严大为不满。他和华斯特勾结摩提默和葛兰道厄，阴谋策划反亨利四世的叛乱。与此同时，太子哈利好像不求上进，行为放荡，整日鬼混。叛乱爆发，亨利四世的王军与诺森伯兰伯爵的爱子潘西的叛军在索鲁斯伯雷相遇，结果国王的人马彻底击溃了叛军。接着又平定了一场叛乱。接二连三传来胜利的消息，这时亨利四世却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对太子的品格深感不安，但太子表示一定要洗心革面，用超乎一切的努力保住王冠。亨利四世驾崩，亨利五世一改年轻时的荒唐，变成了一个圣明的君王，太平盛世亨利五世王朝即将开始了。
作品既赞扬了亨利四世维护国家统一的业绩，又揭露了他非法篡夺王位的罪过。而且还将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的生动画面。作者刻画人物性格形象、生动。
第十二夜
《第十二夜》是英国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所著的喜剧作品，写于1600年。
罗马帝国有一对孪生兄妹西巴斯辛和薇奥拉公主，在海上航行遇难，彼此分离，先后都流落到伊利里亚。薇奥拉得知这儿的统治者是高贵年轻的奥西诺公爵。公爵正在向一位品德很好的奥丽维娅伯爵小姐求爱，但被小姐拒绝。薇奥拉公主决心女扮男装，化名西萨里奥，给奥西诺公爵做侍从，但这时公主却爱上了公爵。她就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奔跑于公爵和奥丽维娅之间，促成他们的结合，可是女扮男装年轻貌美的薇奥拉却赢得了奥丽维娅的爱情。这时薇奥拉的弟弟西巴斯辛也由船主安东尼奥救上岸，奥丽维娅在街上错把西巴斯辛当成薇奥拉，向他表示了少女的爱情，并成了婚。薇奥拉也和奥西诺伯爵结成良缘。
作品讴歌了幸福、爱情和欢乐的人生。还通过托比爵士、侍女玛莉亚、小丑等人身上所体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乐观精神，对清教徒的虚伪无聊大加讽刺。
全剧情节错综复杂，洋溢着浓郁的抒情色彩。
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最主要的作品，大约作于1600年。
说此剧本是莎士比亚的最主要的作品是有原因的：1.它是作者戏剧艺术达到了最成熟期的作品；2.它最能代表作者的思想，表现人文主义者在危机时期的思想状态；3.作者在这个剧本里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表现出了比较明确的主观态度。
它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哈姆雷特是一个丹麦王子，在德国威登堡大学受人文主义的教育。因为父王突然死去，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祖国。不久，母后又和新王——他的叔父结婚，使他更加难堪。新王声言老王是在花园里睡觉时被毒蛇咬死的，王子正在疑惑时，老王的鬼魂向他显现，告诉他，“毒蛇”就是新王，要他为父复仇。
王子是人文主义者，认为这个复仇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他说自己有重整乾坤的责任。他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既怕泄密，又怕鬼魂是假的，怕落入坏人的圈套，心烦意乱，忧郁不欢，只好装疯卖傻。同时，奸王也怀疑他，派人到处侦察他的言行，甚至利用王子的2个老同学和他的情人。王子趁戏班子进宫演出的机会，改编一出阴谋杀兄的旧戏文叫他们去演出，来试探叔父。戏未演完，叔父坐立不安，便仓皇退席。
这样，奸王的做贼心虚完全暴露，他更加害怕隐私被揭发。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献计，让母后叫王子到她私房谈话，自己躲在帷幕后边偷听，王子在谈话中发现幕后有人，以为是奸王，便一剑把他刺死。奸王便用借刀杀人法，派他去英国，并叫监视他去的2个同学带去密信一封，要英王在王子上岸时就杀死他。但王子警觉，半路上调换了密信，反叫英王杀掉那两个同学，他自己跳上海盗船，脱险回来。回来后，知道情人奥菲利娅发疯落水溺死。奸王利用雷欧提斯，密谋在比剑中用毒剑、毒酒置王子于死地。
结果，哈、雷二人都中了毒剑，母后误饮了毒酒，奸王也被刺而死。王子嘱托好友把他的行事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被葬以军人礼式。
这个情节是借用丹麦8世纪的历史事件来反映英国16～17世纪之交的政治形势的。正如作者借主角的口所说的“是这一个时代的缩影”。他说：“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说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这里说的是丹麦，指的是英国。因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原始积累最典型的国家，全国到处是乞丐、流浪人，朝廷还颁发血腥法令，禁止乞讨、流浪，使他们走投无路，除受饥挨冻之外，还要遭到鞭打、割耳、打烙印、绞死，简直是人间地狱！
《哈姆雷特》这出悲剧用丰富、生动的情节，隐蔽地表露一个重要的思想：文艺复兴的后期，中央政权稳定了，转而形成君主专制的政体。国王摔开资产阶级，独裁独断，独吞利益；在政治上违背了进步的措施，让旧封建势力卷土重来，尔虞我诈，搞得国内乌烟瘴气。在这种颠倒混乱的时代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一般劳动人民更不堪封建和原始积累的剥削、压榨，于流离失所中，有一种“穷则思变”的倾向，但又感到忧虑彷徨。在这样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就是16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人文主义者的代表哈姆雷特觉得“黑云压城城欲摧”，虽有志奋起除灭奸王，重整乾坤；又觉得重任难当，踌躇莫决，在苦思熟虑中，心情沉痛而陷入忧郁。
由此看来，这出悲剧的冲突正合于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中所指出的：“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主角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末期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他一向认为人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经极大的变故之后，便使他对人世不发生兴趣。
他生在一个开明君主的宫廷，从小学到大学都受人文主义的教育，抱有远大理想，成了国内有新思想的模范青年，进步人士所瞩望的新时代的代表。但经过这一巨大的打击，一时找不到重整乾坤的办法，暂且佯狂，以免打草惊蛇。他的爱情对象奥菲利娅在他佯狂之后便叹息道：“啊，一颗多么高贵的心是这样陨落了！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这样无可挽回地陨落了！”
哈姆雷特的性格特点是忧郁，优柔寡断，但这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本来无忧无虑，明朗、爽快、进取、生气蓬勃，犹如夏日清晨的空气。到了父死母嫁，坏人当权，全国成了牢狱之后，他痛恨嗜血的、荒淫的恶贼，狠心的、奸诈的、悖逆的恶贼。他一心想除灭奸王和整个恶势力，重整乾坤而又一时不得重整的方案和条件，沉入苦思焦虑，才变成忧郁。
第1、2幕描写他由苦思到忧郁的经过；从第3幕起，写他逐步克服忧郁的心情，他觉悟到“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行动的意义”。
审慎的思维是应该的，但不可以畏首畏尾，失去行动，便会逆流而退，消沉下去。他决心起来行动，排演戏中戏，证实奸王的罪行，他的性格也便由优柔寡断，转变为果断，由忧郁转变为明快。刺杀御前大臣于幕后，改写密信，跳上海盗船，决斗，刺死奸王等一系列的行动，再也不见忧郁了。临死时重托密友宣传他的故事和心愿，遗嘱让福丁布拉斯继立为王，也是因为他有雷厉风行的性格。
哈姆雷特是有群众的，被流放到英国去时，海盗们去救他，一般人民都向着他，这是奸王克劳狄斯说的。哈姆雷特对农民和城市平民的不满情绪是有所了解的，他对霍拉旭说：“这3年来，我觉得时代越变越尖锐，庄稼汉的脚趾头已经挨近朝廷贵人的脚后跟，可以擦破那上面的冻疮了。”
事实上正是如此，雷欧提斯为报私仇，登高一呼，便群起响应，潮水一般地涌到宫门。但哈姆雷特不能这样做，一则因为他审慎，不能如雷欧提斯那样轻率鲁莽从事；二则因为他还只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只从事于思想、文化的改革。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正是乌云压城之时，哈姆雷特从忧郁中惊醒过来，他看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而实际上还不能实现的悲剧。
正是在这一悲剧冲突中，他结束了人生的旅途。哈姆雷特的死，意味着人文主义者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奸王克劳狄斯是代表封建旧势力的阴谋家，杀兄娶嫂，取得支配国家的权位。他还为了封建旧势力的卷土重来而排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原先中央王权和资产阶级所订立的同盟，至此一变而为对抗性的矛盾。
克劳狄斯的哥哥，老哈姆雷特，原是个开明君主，与人文主义者合作，致力于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把国家弄得富强了，反动的旧势力便来摘取改革的果实，推行君主专制政体，和资产阶级进步势力必然闹对立，历史必然要求革命，除灭克劳狄斯所代表的反动势力。
克劳狄斯不是露骨的暴君形象，而是反动的阴谋家的形象，阴谋把历史倒退到封建专制时代去。他是个笑面虎、两面派，一面做出关心哈姆雷特的样子，许愿将来把王位传给他，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一面派人侦察他的行动和思想，千方百计地借他人之刀来杀他。当面说为了他的安全，要他到英国去，背后却派人捎去密信，让英王在他上岸时立刻杀掉他；此计不成，又利用雷欧提斯为父复仇的机会，用毒剑毒酒置他于死地。最后，他自己也死于毒剑之下。
凡是搞阴谋诡计的野心家都是两面派，虽然得意一时，也色厉内荏，做贼心虚。克劳狄斯在最得意的时刻也惶恐不安，他在夺取王位后，在新婚的笙乐声中也掩盖不住内心的恐惧，他见哈姆雷特一身丧服，脸上笼罩着愁云，便心神不安。虽然发出命令：于每一次举杯祝饮时都要放一响高入云霄的祝炮，也镇不住心中的恐慌。派人四出侦察王子的言行，把王子的2个老同学都请到宫中来专门与王子为伴，监视他，甚至利用御前大臣的闺女。在观看戏中戏时，便沉不住气，匆忙退席，彻底暴露自己的做贼心虚。退席后还跪下祈祷忏悔，还迫不及待地催促王子上船去英国。在比剑的阴谋中，乱了阵脚，终于弄得家破人亡。
奥菲利娅是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的女儿，哈姆雷特的情人，一个天真的窈窕淑女。她认识到哈姆雷特的才学出众，说他是时流的明镜，举世瞩目的中心，虽然情人眼中出偏见，但大体上还是能够认识到当时人文主义者的进步作用的。可惜她深处闺阁，又在庸俗的封建廷臣包围之中，自身又脆弱、被动，她不能冲破牢笼，象莎士比亚初期喜剧中的新女性那样。她生身的母亲似乎早已去世，指点她处世行事的只有父兄二人。父亲是庸俗好事，喋喋多言，投机取巧的御用文人；哥哥是游手好闲，贪爱虚荣的花花公子。父兄都劝他不要爱上哈姆雷特，因为他们以己度人，说地位高了，爱情就靠不住，只是逢场作戏。她完全没有处世的经验，疑信参半，在复杂的斗争中，只能听父兄与奸王的摆布。等到父亲死亡、情人离开祖国，举目无亲，不堪悲愁的高压，忧积变疯。哈姆雷特是佯狂，她却是真疯！在唱着清新的民歌上场时，充分显露出她的艺术天才和素养，以及对民间文艺的爱好。她的不幸命运，反映这一时期同类女性的悲惨遭遇。
从这部悲剧的艺术特点，可以看到莎士比亚艺术上总的特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莎士比亚化”的主要内容，也即是现实主义和形象思维的方法。我们不妨从典型环境、戏剧情节、人物和语言等4个方面来把它分析一下。
莎士比亚认为戏剧应是“时代的缩影”。悲剧《哈姆雷特》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16～17世纪之间的社会生活，从宫廷到家庭，从军士守卫到人民造反，从深闺到墓地，从剧场到比武场，这么广阔的社会背景，构成主人公的典型环境。从这些一幅幅“福斯太夫式的背景”，即以福斯太夫为中心反映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方兴未艾时代英国平民社会的五光十色，又是何等深刻地衬托出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及其变化。
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又一主要特点。恩格斯1859年给拉萨尔的信中说：“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通过生动而丰富的情节，自然而然地表露思想，这就是形象思维方法的典范，也就是莎士比亚不同于席勒的关键所在。《哈姆雷特》的情节就是这样生动、丰富的。其中有3条复仇的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以哈姆雷特为主线，以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为副线。在复仇的情节之外，还配合了次要情节，即爱情、友谊、亲子关系等，起着充实、推动主要情节的作用。
主人公的父死母嫁、整个朝廷的荒淫无耻，爱情的挫折、友谊的背叛，造成思想的矛盾、忧郁，经过启发、斗争、终于冲破忧郁而倾向于行动。这么丰富而生动的情节，自然而然地表现一个思想，那就是时代要求变革，人民要求改变现实，推翻封建专制的血腥统洽，但实际上还不可能实现，还需要审慎的思维，准备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制造舆论和积蓄力量。
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个性化这一特点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恩格斯指出：“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人物的个性化。在他以前的古代、中世纪的戏剧，人物多是类型的。
古希腊悲剧的人物上台是戴面具的，因为那时每剧的演员只有2、3个，一个演员兼演几个角色，每换一次面具就是另一角色的上场。面具数目有限，只能看到类型而不见个性。中世纪的“圣迹剧”和“神秘剧”的人物也是类型的，神总是威严的或慈善的，圣徒总是纯洁的，稍后的“道德剧”中的人物只是“善”、“恶”、“罪”、“义”等抽象概念的拟人化，更没有个性。
到了莎士比亚的舞台便大不同了，很多个性化的人物。哈姆雷特和克劳狄斯不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对立的，性格也适成对比，一个是内向性的，一个是外向性的。哈姆雷特和奥菲利娅也成对比，一个佯狂，一个真疯。哈姆雷特、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三个贵族青年都有为父复仇的心事，而做法各个不同，性格也各异：哈姆雷特慎重考虑问题，雷欧提斯轻率鲁莽，还有一个则当机立断、雷厉风行。哈姆雷特性格的特点是忧郁，但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起初本来是无忧无虑、抱负非凡的时代新青年，遭到惨变之后便陷入忧郁，最后从忧郁中解脱出来，成了决断决行的豪爽性格。
因此，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个性。奥菲利娅是个天真柔顺的女子，受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的影响，有些开通的思想，喜爱读书，喜爱民间文艺，也明白一些国家大事。但她和莎士比亚其他悲喜剧中的新女性都不一样：既不象《奥瑟罗》中苦丝德蒙娜那样痴情，甘受冤枉，至死无悔；也不象《李尔王》中的考狄利娅那样绝口不说半句阿谀的话；也不象《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那样有谋略，参与法庭的斗争；更不象《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那样野心、残忍。
总之，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很多，都有其不同的个性，其中有不少在世界文学中传为不朽的典型，如福斯太夫、夏洛克、太门、朗思、恺撒、哈姆雷特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喜欢或称道的典型形象。
语言的丰富有力，是莎剧动人的力量所在。歌德曾说：“莎士比亚是用生动的语言感动人的。”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也在于戏剧语言的改革。他一改从前正宗戏剧的清规戒律，用韵散杂糅的文体，特别是运用大量的无韵诗，可以自由表达各种个性化的人物，及其在各个时间、场所的变化。在《哈姆雷特》中语言是多样化的，既有双行一韵，一行五音步的庄重的旧体剧诗，也有自由活泼的无韵诗，也有轻快的民间歌谣、俚谚，也有滑稽的散文对话，多种多样，丰富生动。
莎士比亚所用的词汇有1.5万之多，是世界作家、诗人中罕有的。马克思最喜欢他的作品，细心阅读，并能背诵，还分类研究其中特殊的语句和语法。
在《哈姆雷特》这出悲剧中，也含有作者自己一些辛酸的经历例如二幕二场，哈姆雷特叫波洛涅斯去好好安顿那班伶人时，波说要按他们应得的名分来对待，哈说不行，按名分对待，“那么谁逃得了一顿鞭子？”当时社会对戏子是蔑视的，常加凌辱鞭打，这是作者自叹身世的飘零。又如三幕一场，哈姆雷特有自杀的念头：“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他觉得人世间太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那是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诗人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心情，表露在他“十四行诗”第66首里：
这一切我都厌倦了，我召唤安静的死：
看，一代的才华，成了命定的叫花子，
无能的草包却打扮成招展的花枝，
纯真无伪的信誓，惨遭撕毁、弃置；
光辉的荣誉被无耻地换成羞辱，
处女的贞操，遭到强暴的奸污，
圆满的品德，受到无理的欺侮，
青春活力被衰朽的权贵所制伏，
艺术的咽喉为权威所截堵，
蠢货装作博士，垄断技术，
天真淳朴被看做无知的老粗，
善良被俘，做了坏蛋的奴仆。
这一切我都厌倦了，我要离去人间，
但又怕我死后，留下我的爱人孤单。
莎士比亚剧作的语言是诗的语言。《哈姆雷特》就是一篇悲剧形式的诗章。单由于台词、剧诗的富丽、隽永，就足以使他的剧作属于一切的时代。
奥赛罗
《奥赛罗》是英国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的4大悲剧之一，根据16世纪意大利一个短篇小说改编而成。
摩尔人奥赛罗是威尼斯大将，他和一个元老的女儿苔丝德蒙娜成了婚。元老歧视奥赛罗的肤色，反对这桩婚事并诉诸于威尼斯公爵。此时正值土耳其入侵，奥赛罗率兵御敌。奥赛罗统帅军队去塞浦路斯，并任命凯西奥为副将。旗官伊阿古嫉恨凯西奥的地位，诬陷凯西奥与苔丝德蒙娜有私。并利用苔丝德蒙娜的天真，设下许多圈套。引起奥赛罗对妻子的怀疑。奥赛罗中计将苔丝德蒙娜扼死。这时，伊阿古妻子哀米利霞愤然揭发了丈夫的罪行。奥赛罗发现真情，也悲愤自杀，伊阿古被押回威尼斯，受到应得的惩罚。
作品通过奥赛罗婚姻、家庭的悲剧及阴谋家伊阿古形象的塑造，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矛盾，并提出了关于种族的重大问题。
此剧运用了双重层次形象结构的描写手法，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
麦克白
《麦克白》是英国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最后一部，写于1606年。
苏格兰大将麦克白战胜挪威，晋封考特爵位后，谋杀了国王，篡夺了政权。为使其子孙相继为王，又杀死了大将和班柯和贵族麦克德夫的家小。最后造成社会受灾、个人毁灭的悲剧。
作品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说明一味追求权势而产生的犯罪意识会使人陷入黑暗、邪恶、恐惧和痛苦的深渊。
作品还肯定了民众反对暴君麦克白起义的正义性，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捍卫人权的进步思想。作品情节集中，结构单纯，悲剧气氛浓烈，想象力十分丰富。
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乃至欧洲最早的优秀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西班牙最有成就的长篇小说家塞万提斯的代表作。
作者模拟骑士传奇的笔法，描写了堂·吉诃德和侍从桑丘的“游侠史”。
小说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位穷乡绅，他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妄想恢复早已衰亡了的骑士制度，以单枪匹马、打抱不平的方式去拯救人类。他带上农民桑丘，出门行侠，闹出了一系列笑话。他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当作军队，把苦役犯当作落难骑士，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结果自己吃足了苦头。直到他临终时，才幡然醒悟，终于对骑士小说表示深恶痛绝。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嘲弄了当时西班牙社会上十分流行的骑士小说。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的愿望无非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使骑士小说立脚不住，注定要一扫而空了。”《堂·吉诃德》出版后，骑士文学果真销声匿迹，西班牙从此再未出版过一部骑士小说。
小说还通过堂·吉诃德的游侠经历，反映了16～17世纪西班牙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状况，揭露了正在走向没落的西班牙王国存在的种种矛盾，谴责了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和天主教会的黑暗腐败，对生活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劳动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特别是作品中塑造的桑丘这一正直、淳朴的农民形象，更体现了作者向往变革现状的民主要求和对普通人民能够管理国家的期望和赞颂。
《堂·吉诃德》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独特的文学作品。塞万提斯在这部作品中通过主人公之口，多处发表了自己的创作主张，提出“戏剧人生的镜子”，认为“描写的时候模仿真实，模仿得愈亲切，作品就愈好。”
这部作品在总结了中世纪以来叙事体裁文学成就的基础上，表现了大胆的独创性，成为近代长篇小说的先声。
暴风雨
《暴风雨》是英国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所著的传奇剧作品，写于1611年。
意大利米兰的公爵普罗斯彼罗被他的兄弟安东尼奥篡夺了宝座。安东尼奥把公爵及其女儿米兰达安置在一条小船上，让风浪打到一个荒岛上。普罗斯彼罗在岛上用魔术降伏了凶恶的妖怪凯列班和一个善良的精灵爱丽儿。有一天，他又靠魔术的力量知道了安东尼奥和那不勒斯国王、王子菲迪南以及侍臣们正在海上航行。他利用精灵在海上制造了一场暴风雨，使国王所坐的船碰碎在荒岛上。这些王公贵族们虽然都在难中，但他们还互相勾心斗角，你争我夺。只有年轻王子菲迪南表现出了高尚品德。他和米兰达互相爱慕着。公爵靠着魔术的力量，粉碎了安东尼奥的阴谋诡计，使安东尼奥幡然悔悟。公爵把魔法和魔杖都埋入地下，与安东尼奥和那不勒斯王讲和，重新回本国，恢复爵位，并成全他的女儿米兰达和菲迪南王子的婚姻。他们平安地回到意大利本土。
作品肯定了爱情和友谊，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和乌托邦的社会理想，是作者晚期创作的主要作品。
拉封丹寓言
《拉封丹寓言》是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创作的寓言诗的总称，共收239篇。
其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乌鸦和狐狸》、《知了和蚂蚁》、《兔子和乌龟》、《患瘟疫的野兽》、《狼和羔羊》、《死神和樵夫》、《农夫和蛇》等等。
拉封丹寓言形象地反映了17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社会生活，这些作品借动物世界影射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描绘普通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反映人民在现实中的悲惨境遇，揭露统治阶级的残忍横暴，谴责其虚伪的本质。
拉封丹寓言绝大部分取自伊索寓言和民间故事等，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因而风格自然流畅，语言生动、形象。拉封丹寓言简短精炼，优美和谐，问世以来，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精品。
伪君子
《伪君子》又译作《达尔杜弗》是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的代表作。
读过《伪君子》的人，谁都感到这个剧本锋芒毕露，讽刺的矛头直指天主教会，这在17世纪的法国，不能不说是一个勇敢的挑战。
当时的法国还是封建社会，虽然由于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大大加强，达到了与贵族阶级势均力敌的程度，但是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去推翻封建制度。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展资本主义，往往采取拥护王权，削弱封建贵族的策略。同时，国王为了制服那些桀骜不驯的封建主，强化自己的统治，也乐意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支持。
于是，“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在法国逐渐建立起专制君主制国家。到了17世纪中叶国王路易十四统治的前半期，专制君主制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国王集国家大权于一身，宫廷成了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这种专制君主制，在当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
但是，专制君主制的阶级基础是封建贵族，同时它也离不开天主教的支持。天主教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整个欧洲封建制时代中，它在思想意识领域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在那时，亵渎神是要受到宗教法庭或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制裁的。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就这样被烧死、被囚禁。路易十四对于教权势力有所不满，但也不敢忽视教会的力量。
17世纪法国的封建顽固势力还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宗教谍报机构“圣体会”，进行严格的思想控制活动。天主教的宗教宣传本来就充满着欺骗性，教会人士也以伪善为其特点，他们宣传禁欲主义、出世主义，要人民群众忍受压迫和欺凌，自己却从不放过现时的权势和享乐。“圣体会”的活动更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虚伪性，它打着慈善事业的幌子，干的是秘密警察的勾当。它派一些人伪装成虔诚的教徒，混进良心导师的队伍，打进教民家庭，刺探他们的言行，通过告密的手段来迫害进步人士。
莫里哀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当时法国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影响，后来在10多年的流浪生活中广泛接触人民，确立了他的民主主义立场。因此，在他回到巴黎以后，对于教会的这种反动活动和伪善特性是深恶痛绝的。
《伪君子》里有一个扮演作者“代言人”的角色克莱昂特，他的一些台词很能代表莫里哀的思想。这个人物就说过：“没有比假意信教、貌似诚恳，和那些大吹大擂的江湖郎中更可憎的了。……这些人唯利是图，把虔诚当作了职业和货物，……沿着上天的道路，追求财富，异常热烈；他们知道怎么样配合他们的恶习和他们的虔诚；他们容易动怒，报复心切，不守信义，诡计多端；为了害一个人，他们就神气十足，以上天的利益，掩盖他们狠毒的私忿。”“这种虚伪的性格，我们今天看见的太多了”。莫里哀拿起戏剧作为武器与这种恶习作斗争。
剧本《伪君子》就是他针对这种宗教伪善，特别是针对“圣体会”这个以伪善为其活动特点的反动宗教组织发出的切中要害的一击。
莫里哀知道“圣体会”有强大的政治背景，《伪君子》的演出必然要触犯一个庞大的封建顽固势力，正如他后来在《〈伪君子〉序言》中所说：“戏里那些人，有本事叫人明白：他们在法国，比起到目前为止我演过的任何人，势力全大。”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懈地为剧本的演出而斗争。
1664年5月，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的游园会，莫里哀就利用这个机会赶写了前面3幕，首次上演，主角达尔杜弗是一个穿着黑色袈裟的伪君子。“圣体会”闻讯，惊恐万状，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在太后的支持下，他们禁演了这出戏。“圣体会”的这一行动使莫里哀认识到自己的剧本打中了顽固派的要害，正是达尔杜弗之流在反对《伪君子》，因而更坚定了斗争的决心。为了争取社会的同情，他在各种场合朗读自己的作品，在私人府第里演出这个剧本。
1667年，太后死去，莫里哀取得国王的许诺，再次上演《伪君子》。莫里哀写成了全剧五幕，把剧名改为《骗子》，主人公改名为巴纽耳夫，还让他脱下袈裟，成了一般的教徒。这些修改并没有减弱剧本的战斗性。
所以，剧本只演了一天，第二天，巴黎最高法院院长乘国王出征之际就下令禁演。不几天，巴黎大主教也张贴告示，禁止教民朗诵或阅读，违者驱逐出教。这一来，杜绝了《伪君子》与群众见面的一切可能，1669年2月，当教皇颁布“教会和平”诏书，宗教迫害有所减轻，“圣体会”也已解体的时候，《伪君子》才获得第三次上演的机会。莫里哀索性恢复了原来的剧名，也恢复了主角原来的名字。这次演出哄传一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伪君子》的创作和演出，说明莫里哀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反封建反教会的进步传统，表现出勇敢的战斗精神。因此，教会对他恨之入骨，并且竭力攻击这个剧本。
莫里哀的剧本深刻地揭露了教会，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于天主教会的愤慨情绪，因而几百年来，一直为人民群众所欢迎，至今仍然是许多国家舞台上经常上演的剧目。
这出喜剧的中心人物是达尔杜弗，他集中体现了伪善的恶习。莫里哀成功地塑造这个人物，深刻地揭露他的骗子实质，完成了全剧的主题思想。
莫里哀笔下达尔杜弗的形象是现实生活中许多达尔杜弗式人物的艺术概括。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比较注意写出他的来龙去脉和社会联系，力图写出一个完整而丰满的艺术形象，这是他与当时某些古典主义作家不同，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
剧中第2幕第2场，通过奥尔贡和女仆道丽娜的对话，交代了达尔杜弗的出身来历：他是外省一个没落贵族，“他受封的土地，家乡人谈起来，也有凭有据，证明他确实是一位贵人。”但是后来他穷得连一双鞋子都没有，几乎成了叫花子，于是他走宗教这条路子，打扮成虔诚的绅士，混进良心导师的队伍，终于骗得富庶的资产者奥尔贡的信任，打入了他的家庭。达尔杜弗的这段身世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17世纪法国的封建贵族，经过30年宗教战争已经大大削弱，一批京城的贵族奔走宫廷，靠路易十四豢养，而许多外省的小贵族则破落不堪，走投无路。宗教就是他们的出路之一。正如李健吾同志分析的那样：“他们日暮途穷，有的强调特权，纠集同伙，打家劫舍，过强盗生涯；有的不嫌丢人，廉价出卖采邑，因而丧失爵位；有的不惜降低身份，和富商结亲，他们过去可能就是自己的佃户。有的一身傲骨，度日维艰，只得挎着篮子去赶集；有的象达尔杜弗，看中良心导师这种有利可图的宗教职业，装出一副虔诚模样，专门哄骗奥尔贡那种大富大贵的人。”达尔杜弗在贵族社会中养成了一套伪善的手腕，并且装扮得有板有眼、煞有介事。
其实，这个人从外表到内心都没有一点虔诚绅士的样子。论模样，长得又粗又胖，脸蛋子透亮，嘴红红的，和那些苦修士的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论行动，他好吃喜睡，不放过一点世俗享受的机会。他一顿饭能吃两只鹌鹑和半条切成小丁儿的羊腿，吃饱之后就走进他的房间，立刻躺到暖暖和和的床上，安安逸逸一觉睡到天明，第二天一早又灌了满满4大杯葡萄酒。这哪象是一个鄙弃尘世的禁欲主义者的生活呢？他的行动又怎能与他平日所说的要“把人世看成粪土”的宣教相符合呢？
但是，这样一个人却使奥尔贡入了迷，把他接回家来百般侍奉，把不可告人的、关系到他生命安全的秘密告诉了他，还打算撕毁原订的婚约，把女儿嫁给他，甚至听了他的话，“可以看着兄弟、儿女、母亲和太太死掉，……全不在乎。”
那么，达尔杜弗用什么手段蒙住了奥尔贡的眼睛呢？那就是他的假虔诚。他看准了奥尔贡的弱点，抓住不放，大肆进攻。他的假虔诚是三分做作，七分奉承，而这一些正是奥尔贡最欣赏的东西。奥尔贡并不是一个糊涂人，道丽娜说过，他象当时许多有钱的资产阶级那样，在内乱时期，辅佐国王，英勇有为。一旦得势，当了新贵，他就仿效上流社会的习尚，以宗教虔诚为时髦，而且喜欢别人的谄媚。
这正是17世纪法国上层资产阶级的一些特征，莫里哀在《乔治·党丹》、《贵人迷》等剧中都揭露过资产阶级的这种虚荣心，达尔杜弗在教堂里的种种表演，全是投其所好，做给他看的。达尔杜弗并不急于求成，做得颇有心计，而且以谦卑为主要特色。奥尔贡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更由于虚荣心得到满足，便陶醉在对方的阿谀声中，把一个骗子接进家来还自鸣得意。所以奥尔贡的轻信和形式主义宗教热都与上层资产阶级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对于达尔杜弗，莫里哀并不限于从道德上揭露他表里不一的卑劣品质，而是在撕破他伪善画皮的时候，着重暴露他恶棍的本相，揭发他的罪恶用心以及这种伪善必然产生的严重危害，这样就使剧本对于伪善的揭露更深入了一步。
达尔杜弗不仅是个酒肉之徒，而且是个淫棍。他一上场就暴露了好色的劣根性：一见道丽娜穿着裸胸的裙子，心里就热烘烘地冒上一股淫乱的念头。为了掩饰这种感情，装出绅士的假象，他故意耍弄一块手帕，要人家把胸脯盖上，不料被道丽娜用一句话点破了他的心理。好色是他的致命伤，莫里哀就从这里开刀，让他显出了原形。不过达尔杜弗并非无能之辈。当他色相毕露，向奥尔贡的续弦夫人艾耳密尔求欢，做出这种与绅士身份绝不相容的罪恶勾当的时候，他竟能把自己卑鄙无耻的情欲说成是敬爱上帝的一种表现：“类似您的妇女，个个儿反映上天的美丽，可是上天的最珍贵的奇迹，却显示在您一个人身上；上天给了您一副美丽的脸，谁看了也目夺神移，您是完美的造物，我看在眼里，就不能不赞美造物主；您是造物主最美的自画像，我心里不能不感到热烈的爱。……哦！秀色可餐的奇迹，我将永远供奉您，虔心礼拜，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这简直是一首宗教赞美诗，可是，它表达的却是一种见不得人的兽欲。一当恶行败露，面临险境的时候，达尔杜弗仍能毫不慌乱，冷静而熟练地装出一副无辜受诬、忍辱含冤的样子，说什么：“上天有意惩罚我，才借这个机会，考验我一番。别人加我以罪，罪名即使再大，我也不敢高傲自大，有所声辩”。甚至还跪下来请求饶恕揭发者。
这样一来，他把圣人的模样就装得更象了，奥尔贡对他更是无限地信任了。他也就自然地达到了化险为夷、嫁祸于人的目的。奥尔贡赶走了揭发奸情的儿子，把全部财产的继承权都赠送给他。这个家伙居然有脸在“愿上天的旨意行于一切”的名义下，把这一切统统都承受了下来。克莱昂特指出：他的这些举动，未免不合一个基督教徒的本分。达尔杜弗仍有一番冠冕堂皇的巧言作为答对：“因为我怕这份财产落在歹人手中，他们分到这笔家私，在社会上胡作非为，不象我存心善良，用在上天的荣誉和世人的福利上。”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既好色又贪财，掠夺别人财产、勾引别人的妻子，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这个人毫无道德信念，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宗教在他手里就象一块胶泥，他可以随机应变，熟练地玩弄教义来对付各种情况。
到了第4幕，他再次向艾耳密尔求欢。这一次却是别人设下的巧计，达尔杜弗尽管老练，然而他欲火中烧，色迷心窍，急于求得实惠，以至抛弃了上天的名义，剥下了绅士的伪装，奥尔贡终于认清了这是个大坏蛋，狂怒地叫道：“从地狱里出来的鬼怪，没有比他再坏的了。”当即要把他赶走。达尔杜弗再次陷入险境。
但是达尔杜弗并不示弱。当伪善再也骗不了人的时候，他索性抛弃假面具，露出了凶恶的真相。
因为这时他早已掌握了奥尔贡的财产和命运，假面具对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他干脆就撕破脸皮恩将仇报，拿出流氓恶棍的招数。他利用法律，串通法院，要把奥尔贡一家赶出大门。他到宫廷告发奥尔贡违犯国法，亲自带领侍卫官前来拘人。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他同样能找到借口，说什么“我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圣上的利益，在这种神圣责任心的正当威力下，任何感恩的心思也不存在”，这真是无耻到了极点。道丽娜说得好：“凡是世人尊敬的东西，他都有鬼招儿给自己改成一件漂亮斗篷披在身上。”对于这样的恶棍来讲，不论在什么样不利的情况下，他都能厚颜无耻、不动声色地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神圣的名义。
莫里哀通过达尔杜弗的行动告诉我们，这种伪善者并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与官府衙门，甚至和宫廷势力都有联系，法律和制度也对他有利。这样的人横行霸道，奥尔贡一家不可避免要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伪善的恶习包藏着祸心，它必将造成严重的危害。莫里哀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达尔杜弗的形象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教会以伪善为其特征，推而广之，伪善也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整个法国上流社会的恶习。
在专制君主的朝廷里，虚伪是一种求得宠爱和晋升的手段，在贵族阶级内部，虚伪又是他们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的拿手好戏。达尔杜弗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作为教会的代表，作为以法院、宫廷为背景的流氓恶棍的代表，集伪善恶习于一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因此，在当时就不断有人指出它与某个真人相似，实际上，达尔杜弗绝不是个别人的写照，而是17世纪法国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典型。在欧洲，达尔杜弗几乎成了伪善者的同义语。
喜剧的结尾出人意外，国王明察秋毫，认出了达尔杜弗是个大骗子，把他拘捕入狱。对于奥尔贡则记起他勤王有功，宽恕了他的罪行，一场灾难就这样烟消云散。古典主义的喜剧要求结局圆满，莫里哀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使奥尔贡一家得到喜剧结局的根据，他只能借助国王的权力来主持正义，这当然反映了莫里哀的政治态度——他是拥护国王的，同时，它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并不具备惩罚达尔杜弗的客观条件，莫里哀的设计当然只不过是他的一种主观愿望而已。
莫里哀是古典主义的喜剧大师，这出喜剧也是按照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写成的。
古典主义是适应17世纪法国专制君主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流派，在当时法国文坛占统治地位，并且流行于17世纪到18世纪末期的欧洲各国。古典主义要求创作以理性为最高原则。古典主义者还根据自己的理解总结了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创作经验，把它作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法则，要求当代的作家严格遵守，以便把文艺统一在专制政体的控制之下。
莫里哀是从学习民间戏剧开始自己的戏剧活动的，后来进入宫廷，接受了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但是，他并不墨守成规，有时还有所突破。古典主义要求戏剧遵守“三一律”，《达尔杜弗》也符合这个要求，不过莫里哀能熟练地运用这些法则，使它们有利于推动剧情、刻画人物、表现主题。例如，按照“三一律”的要求，剧中地点不变，始终安排在奥尔贡家。莫里哀就是充分利用这个室内环境来进行巧妙的艺术构思。如第3幕达米斯藏在套间，第4幕奥尔贡躲在桌下，都造成了关键性的情节，另外一些戏剧动作，如达尔杜弗求爱、艾耳密尔的巧计也只有在室内才能发生，离开了这个环境，那些都成了不可信的了。
莫里哀的喜剧很注意塑造人物典型，因而被称为性格喜剧。《伪君子》一剧的全部艺术构思都为塑造一个伪善的性格，在塑造这个形象时，莫里哀一方面从剧本的主题思想出发，把主要的笔墨放在揭露达尔杜弗伪善的危害性这一点上。
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如何掌握好分寸，把伪君子与真正有德之士区别开来，让观众自始至终看清这个恶棍的真面目，还可以减少演出的阻力。他在剧本的序言里明确地交代了这一点：“材料需要慎重行事，我在处理上，不但采取了种种预防步骤，而且还竭尽所能，用一切方法和全部小心，把伪君子这种人物和真正的绅士这种人物区别开来。我为了这样做，整整用了两幕，准备我的恶棍上场。我不让观众有一分一秒的犹疑，观众根据我送给他的标记，立即认清他的面目，他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为观众刻画一个恶人的性格，同时我把真正品德高尚的人放在他的对立面，也衬出品德高尚的人的性格。”
全剧的结构大致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1、第2幕是侧面交代达尔杜弗的虚伪性，为他的上场作准备；第3、第4幕，正面揭发达尔杜弗的伪善；第5幕进一步揭露他的凶恶面目和危害性。
莫里哀把达尔杜弗以外的剧中人，分成两派，奥尔贡和他的母亲是达尔杜弗的崇拜者，其余的人物都是达尔杜弗的反对者，在前两幕，达尔杜弗没有登场，但是这两派之间围绕着对于达尔杜弗的不同看法，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介绍了达尔杜弗的出身，达尔杜弗如何混进了奥尔贡家，以及他在那里的种种表现。这些都是刻画人物所必须交代清楚的问题。
莫里哀在人物出场之前就把它们一一作了介绍，等到人物上场，他就可以集中笔墨来揭露达尔杜弗的伪善实质，而不至于为了交代往事而分散笔墨，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在描写这些戏剧场面时，莫里哀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技巧。第一幕第一场被歌德认为是“现存最伟大和最好的开场”。白尔奈耳夫人看不惯这一家人对达尔杜弗的不敬态度，急急忙忙就要出走，谁劝她都要被数落一顿，争论一下子就围绕着达尔杜弗开展起来，这样，一开场就提出了矛盾，吸引了观众，交代了每个人物的身份以及他们在这场冲突中的地位和态度，真是单刀直入，一举数得，第1幕第4场也是有各的场次。奥尔贡从乡下回来，不关心正在生病的太太，只顾追问达尔杜弗，他4次重复“达尔杜弗呢？”“可怜的人！”这样两句话，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一个外来绅士的魅力竟然超过年轻美貌的太太，可见其受迷惑程度之深。
第3幕，达尔杜弗一上场，莫里哀用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揭穿了他伪善的嘴脸和卑污的内心，其技巧之圆熟可谓惊人！在后面的几幕中，莫里哀抓住达尔杜弗勾引艾耳密尔这一个情节线索，为他安排了两次失败。达尔杜弗在不利的条件下两次都转败为胜，这样更突出地表现他手段之毒，用心之狠，表现了这类人物的危险和可怕性，而这正是主题思想所要强调的地方。达尔杜弗以自己的行动一层一层地撕下了假面具，剧本的揭露性也就逐步地加深。
莫里哀在这出喜剧中还不顾古典主义关于各种体裁严格划分不许交错的原则，在喜剧中插入了悲剧的因素。玛丽雅娜和法赖尔的婚姻几乎被破坏，奥尔贡几乎要搞得身败名裂，倾家荡产。
这些悲剧因素的插入，使得这出喜剧的戏剧冲突更加紧张、尖锐，因而也就更有力地揭露了达尔杜弗伪善的危害性。莫里哀在剧中也向民间艺术学习，吸收了许多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的情节和技巧，增强了剧本的艺术效果。
当然，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束缚了莫里哀的手脚，以至于剧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比较狭窄。人物性格单一而缺乏丰富性。然而，瑕不掩瑜，《伪君子》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使它成为世界戏剧史上一出不朽的名剧，它那揭露邪恶势力的战斗精神将鼓舞世世代代的人民向着形形色色的达尔杜弗们进行不懈的斗争。
失乐园
《失乐园》是英国诗人、政论家弥尔顿所写的长诗，写于1667年，共12卷。
撒旦原是天上处于最高地位的大天使，他生性高傲，当他听到上帝赋予独生子基督比自己更高的地位时十分恼火，奋起反抗上帝。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在上帝和撒旦之间展开。经过几个回合的拼死厮杀，撒旦寡不敌众，败下阵来，结果被勒令离开天庭，落入水深火热的地狱，受尽折磨。撒旦不甘心失败，用计谋毁坏上帝创造的人类乐园。他潜入人类居住的乐园——伊甸园，想把人类从上帝手里夺走，屈从于自己。他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知识树上的禁果，为此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乐园。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撒旦这一反叛者的英雄形象，颂扬了他大无畏的叛逆精神和不屈的斗志，反映了诗人在王政复辟年代的悲愤心情以及对革命再起的呼唤。整部诗作规模宏伟，场景壮观，气势磅礴。“天开地裂”、“神马”、“金盾”等篇古今辉映，虚实相间，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作品采用无韵诗体，文字庄严质朴，开一代诗风。是欧洲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
吝啬鬼
《吝啬鬼》是法国作家莫里哀的散文体喜剧，共5幕作品，写于1668年。高利贷者阿尔巴贡悭吝刻薄、嗜钱如命，他要儿子娶有钱的寡妇，要女儿嫁给半百的老头，自己却打算不花钱地娶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这姑娘碰巧是他儿子克莱昂特的情人玛丽雅娜。克莱昂特为了帮助玛丽雅娜，偷走了阿尔巴贡埋在花园里的一万金币，阿尔巴贡发现后气急败坏，痛不欲生。追赃追到管家法赖尔身上，却追出这个管家和他女儿是一对情人。克莱昂特表示，要是阿尔巴贡同意自己的婚事，就把一万金币还给他。
正在这时，昂塞耳默应约前来签订与阿尔巴贡女儿的婚约，原来他是法赖尔和玛丽雅娜的父亲，他表示愿意拿出一切结婚费用，这才使阿尔巴贡点头应允两对年轻人成为眷属。
《吝啬鬼》成功地刻画了资产者贪婪吝啬的丑恶本质。和达尔杜弗一样，阿尔巴贡也成为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典型形象之一。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
阿尔巴贡的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处于发展初期的资产者的特征：贪婪与悭吝在他身上是以绝对情欲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他克扣子女的花费，吞没了他们所继承的母亲的遗产，逼得他们“到处举债”。他出嫁女儿看中的是男方“不要嫁妆”，认为这就是“美貌、青春、门第、名声、智慧和正直”，他请客时让仆人设法用8个人的饭菜款待10个人，他不但不肯负担儿女的结婚费用，还要亲家给他做一身参加婚礼的礼服，“总之，他爱钱比爱名声、荣誉和道德全厉害多了。他一见人伸手，就浑身抽搐。这等于打中他的要害，刺穿他的心，挖掉他的五脏”。他的厨师兼马车夫叙述的一些揶揄他的逸闻有的确是事实，例如说他夜里偷喂马的荞麦结果挨了一顿痛打。
作者通过这些描绘，写出了吝啬的性格同贪得无厌地攫取财富的冲动之间的孪生关系，这就象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一样。最精彩的一幕是阿尔巴贡发现被盗之后心理状态的描画：
“捉贼！捉贼！捉凶手！捉杀人犯！王法，有眼的上天！我完啦，叫人暗杀啦，叫人抹了脖子啦，叫人把我的钱偷了去啦。……我可怜的钱，我的好朋友……既然你被抢走了，我也就没有了依靠，没有了安慰，没有了欢乐。我是什么都完啦，……我再也无能为力啦，我在咽气，我死啦，我叫人埋啦……我要告状，拷问全家大小：女佣人，男佣人，儿子，女儿，还有我自己。这儿聚了许多人！我随便看谁一眼，谁就可疑，全象偷我的钱的贼。……我找不到我的钱呀，跟着就把自己吊死。”
这真是“爱钱如命”4个字的生动写照。
莫里哀的观察比前人更深刻的地方还在于他指出了这个资产者身上存在着“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他虽然已过花甲之年，却仍然沉迷于女色之中。他的哲学是既要满足肉欲要求，又要尽量少花钱。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宁可选择后者。
在这个剧本里，高利贷者的心理特征被刻画得惟妙惟肖：他一心考虑的是如何把尽量多的钱拿去放债，看到儿子的打扮，马上就和放债联系起来，认为这身打扮足够拿去放一大笔债；提到赔钱，他马上就说可以拿赌赢的钱去放大利；他计算起利息来，迅速精确，一分一毫不差，完全是个老手；他放债的手段狡黠而毒辣，诡称什么自己手边无款，只得以二分利向别人借入，结果要二分五厘利息，这还不算，另有一部分现款，要以一大堆“破铜烂铁”的实物来顶替，因他知道借款人十万火急，势在必借。他儿子痛斥他是“杀人不见血的凶手”，“放印子钱，非法致富”。高利贷者的面目在这里可以说是被揭露无余。
《吝啬鬼》是莫里哀的代表作之一。剧中阿尔巴贡的形象，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有助于人们了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者的活动方式和阶级本质。
但是这个喜剧的结局是不合情理而又落于俗套的。阿尔巴贡的形象在前4幕不仅生动，而且有发展，到第五幕便停滞不前。
作者企图以巧合的手段构成喜剧的结尾，结果违反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无论从思想上和艺术上来看，这都是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