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拉伯雷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出身于法国中部图尔省希农市一个律师家庭，早年受僧侣教育，在僧院里就已研读古希腊文学和哲学。
不久，他和毕代通信，到法国各地游学，和散居各地的人文主义者讨论问题。游学时期，他广泛地接近人民，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他对数理、医药、考古、天文、植物等都进行过钻研。
1530年后，他在里昂行医，是法国最早研究解剖学的医生之一。他不仅在医药上设法减轻病人的痛苦，还写些故事供他们消遣，他的文学创作就是这样开始的。
长篇小说《巨人传》共5部，1532年后陆续出版，被巴黎大学和法院宣布为禁书，拉伯雷先后到意大利和法国小城躲避。
《巨人传》第一部的主人公是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他生下来便会说话，喝1.7万多头母牛的奶，他的衣服用1.2万多尺布制成。这种夸张的描写是要说明人的力量是巨大的。
卡冈都亚最初受中古经院教育的毒害，后来人文主义教育才把他解救出来。他到巴黎旅行，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这时，他的国家受到邻国国王毕可肖的侵略，他率领若望修士等击退敌人。战争结束后，他建立德廉美修道院酬答若望的功劳。
第二部的主人公是卡冈都亚的儿子庞大固埃。他一开始就受人文主义教育。祖孙三代巨人，一代比一代受到更好的教育，一代比一代幸福，反映了作者的人类不断进步的思想。
第3部用很多篇幅讨论巴汝奇要不要结婚的问题，在这里作者对宗教迷信加以揭露和嘲笑。随后庞大固埃、若望修士和巴汝奇等一起出发到世界各地寻找“神瓶”。第4、5两部写他们在旅行中遇到无数骇人听闻的事。
第4部的第5章到第8章写巴汝奇和羊商斗智的一段是书中最精彩的故事之一，饶有民间故事风味。第5部的讽刺比前四部更尖锐，对违反自然、反对科学的教会势力和危害人民的封建司法作了猛烈的抨击。庞大固埃一行人走过许多地方后，终于找到了“神瓶”。“神瓶”给他们的答复是：“喝呀。”作者的意思是教人吸取人类的知识，以此来武装自己。
拉伯雷在《巨人传》第5部的序言里谈到他为谁写作，他形象地说，他“要伺候石工，替石工烧火煮饭。”小说中的巨人在法国民间创作中早已存在。格朗古杰是15世纪一个民间笑话中的人物，卡冈都亚的名字早已流传于民间故事里，庞大固埃曾经在中古时期的神秘剧里出现过，他为人机警，喜欢恶作剧。《巨人传》中穿插着一些民间故事，赞扬劳动人民的善良品质，歌颂他们的勇敢和智慧。
拉伯雷的巨人思想贯穿在整部作品中，体现在3个巨人的形象上。他们食量过人，纵情享乐。作者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他们的享乐人生观，这是对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嘲讽。另一方面，他又把一些优良品质赋予他的理想的巨人。
格朗古杰爱和平，爱人民，他的国土被敌人侵略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是人民的利益。卡冈都亚对教会很不恭敬，巴黎圣母院是教会权威的象征，卡冈都亚却把它的大钟从钟楼上取下来，作为马铃，使巴黎大学神学家们惊惶失措，乱成一团。
他指出教会是是非丛生之地，修道生活是违背自然的。他主张人们自由发展，不受宗教教条的束缚。庞大固埃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好奇心理和创造精神，他游历冒险是为了探索宇宙的秘密，寻求真理。
这3个巨人的形象虽然表面上荒诞不经，甚至使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作者是把他们作为人的力量的象征来塑造的。16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到，要解放被封建制度束缚了几百年的生产力，人的力量的解放是首要问题。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是知识渊博的人，是人文主义者拉伯雷的理想人物。
如果说巨人的形象主要是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出来的，那么在巴汝奇的形象上则有较多的现实主义成分。他是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人物类型，他用狡猾方式进行剥削，谋求个人利益。他向老百姓借钱，说尽一切好话，钱到了手，老百姓休想他还债。他有时也会吃点亏，但有仇必报。羊商因为得罪了他，便把命丧在他手里。可是，拉伯雷对这个资产阶级典型人物是同情的，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好孩子”，把他写成狡猾中有幽默，非常乐观，他在庞大固埃等人消灭害人的恶魔和邪恶的巨人时，也起了一定作用。
拉伯雷对僧侣有深刻认识，揭露他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但他也塑造了出身于下层僧侣的若望修士的理想形象。修道院遭受劫掠，院长和其他修士慌成一团，“以唱赞美诗和做祷告来抵抗敌人，用美丽的词藻来祈求和平，”若望修士却立刻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他为人诚实，心地善良，尽管语言粗野，但直爽可亲。
《巨人传》的主要特点是揭露性强。作者认为宗教迷信妨碍社会向前发展。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妄想统治精神世界，他们成为拉伯雷嘲笑的对象。他指出巴黎大学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讽刺安岱雷希王国的女王把抽象、本质、外形、概念、想象这“五种元素”作为主要食粮。他揭露反动的罗马教廷，说它是“对世界的威胁”。
他愤怒抨击封建司法。穿皮袍的猫王是非常可憎可怕的畜生，是非不明，曲直不分。它们的法律好比蜘蛛网，专捕捉小苍蝇小蝴蝶，不敢惹大牛蝇。它们身上挂一个开口大口袋，用来接受贿赂。拉伯雷继承了法国中古城市文学的传统，对后来的讽刺文学有很大影响。
《巨人传》里所描写的德廉美修道院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在这个修道院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尔虞我诈，而是互相信任。不论男女，都可以随时进院修道，也可以随时退出。他们不受任何教规的约束，“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人人都可以发财致富，自由自在地生活。”修道院只有一条院规：“做你所愿做的事。”拉伯雷所标榜的社会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
拉伯雷认为解放人的力量要通过教育。因此，教育问题在《巨人传》里占很重要的地位。拉伯雷强调教育要把体育锻炼包括在内。他批判中古经院教育窒息“人的天性”，提出新的人文主义的教育方案，主张使人全面发展，把人培养为“全知全能的人”，也就是适应当时资产阶级需要的人。他特别强调知识的作用，认为人类只要掌握了科学，在学问上成为巨人，就有力量和黑暗势力作斗争，为人类创造美好光明的幸福世界。
《巨人传》没有严密的结构。第一、二两部还有一定的脉络可寻，故事围绕着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两个巨人的经历而发展。最后3部只凭庞大固埃等的游历冒险这条线索把故事无限地延长下去。作者利用这种结构形式，在广阔的背景上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
拉伯雷特别注意人物外形的描绘，但有前后不一致之处。庞大固埃在第3部还是个魁梧的巨人，第3部以后却好象和平常人一样了。《巨人传》的语言富于创造性，有时气势磅礴，热情充沛，有时庄严雄辩，但也有一些段落流于庸俗粗野。
拉伯雷大量运用各行各业的语言，这说明他对社会下层的行话也很熟悉。他往往一连使用几个意义相近的词来描写一个动作或表达一个概念。这是拉伯雷的夸张手法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说明16世纪的法兰西语还未固定下来。
蒙田
蒙田（1533～1592），是法国思想家、散文家。出身于新贵族家庭，曾做过15年文官，并游历过意大利、瑞士等地，后来相当长时间闭户读书。
他把旅途见闻、日常感想等记录下来，集成《随笔集》2卷，晚年修订为3卷。书的卷首写道“我本人就是这部书的材料”，它介绍了作者的思想和生活，结构松散自然，又彼此连贯。
蒙田把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个人经验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意境和艺术风格。书中的思想是趋于中庸的，他对当时的迷信、偏见、巫术和破坏进行否定，认为绝对的真理无法认识，只能探索部分的寻常真理。
他在政治上又是保守的，尊重现存社会和秩序。《随笔集》行文旁征博引，语言平易流畅，对同时代的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及17、18世纪法国文学都有深远影响。
高乃依
高乃依（1606～1684），是法国剧作家。生于鲁昂一个法官家庭。少年时曾受天主教影响，喜爱拉丁文和拉丁诗人著作。
1628年开始写抒情短诗。当时鲁昂是法国戏剧出版和戏剧演出的中心，受环境的影响，高乃依开始戏剧创作。
他的处女作是喜剧《梅丽特》（1629年）。他的第一部悲剧是1635年发表的《梅黛》。高乃依以这些作品开始初露锋芒，引起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注意，被吸收到5人写作班子，帮助他写牧歌式喜剧。后与黎塞留发生龃龉，退出写作班子，开始他创作的新阶段。
1636年，高乃依的悲剧《熙德》上演，取得声誉。但因同行妒忌，沉默了几年。后改变创作倾向，陆续发表了《贺拉斯》、《西拿》、《波利耶克特》等剧作，完成包括《熙德》在内的4大悲剧。1643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
《熙德》是五幕诗剧，取材于西班牙戏剧家卡斯特罗的剧本《熙德的青年时代》。高乃依在《熙德》中，突出描写爱情与天职的冲突。主人公罗德里克和施曼娜相爱，施曼娜的父亲在一场争吵中动手打了罗德里克的父亲。罗德里克奉父命去和侮辱他的仇人决斗。罗德里克抛弃了儿女私情，在斗剑中杀死了施曼娜的父亲，一对情人成了仇敌。最后君主出面，巧作安排，命令罗德里克去抵御入侵西班牙的摩尔人，等他凯旋归来，以民族英雄的身份，和施曼娜结婚。
《贺拉斯》仍以忠君爱国的天职与儿女私情的矛盾为主题。罗马与阿尔巴两国交战，相持不下，最后双方各选出3员大将到阵前交锋，以决胜负。罗马选出贺拉斯家的3个兄弟，阿尔巴选出库里阿斯家的3个兄弟。交战结果，库里阿斯兄弟3人全部阵亡。贺拉斯兄弟两人牺牲，一人取得最后胜利。凯旋归来的贺拉斯，受到她姐姐卡米的斥责，因她已与库里阿斯兄弟一人订婚。卡米于悲痛之中不觉咒骂她的祖国罗马。贺拉斯激于义愤，杀死了他的姐姐。在审判犯了杀人罪的贺拉斯时，他的父亲出庭辩护，终于因其爱国热情获得无罪开释。
高乃依的作品生动地体现了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特征，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政治倾向性，宣扬个人利益服从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善于运用戏剧的场面，刻画人物内心冲突。他的诗句气势雄壮，音律整齐，极富欣赏性。他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人。
莫里哀
莫里哀（1622～1673），是欧洲最杰出的喜剧家之一。他是法国古典主义作家，但并不拘泥于古典主义法则。他的喜剧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特色，但也带有一定程度宫廷色彩。
他原名若望·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的艺名。他出身于资产阶级，父亲是巴黎装设商，供应王宫内廷装设，买得“国王侍从”的称号。
莫里哀童年时代常随外祖父观看民间戏剧的演出。中学读书时，他学习了拉丁文。传说他曾听过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的讲学，人们以此解释他的喜剧中的自由思想。他的父亲要他学法律，继承他的商业。莫里哀既不想当律师，也不愿意当装设商，决心以戏剧为终身事业。1643年，他和一些青年戏剧爱好者一起组织“光耀剧团”。他们没有演戏经验，没有自己的剧目。剧团营业惨淡，负债累累。莫里哀是剧团的对外负责人，被捕下狱。靠他的父亲替他还债，他才出狱。他和他的伙伴们不得不一起到外省去。
1645到1658年，他们走遍法国。他长期深入生活，经常和地方官绅打交道，并接触到社会下层。1652年，他成为“光耀剧团”的领导人。他们的演剧艺术大大提高，他开始为剧团编写喜剧。他在外省编写的剧本大部分已遗失，保留下来的只有《冒失鬼》（1653年）和《情怨》（1656年），是用意大利喜剧风格写成的。1658年他回到巴黎，在罗浮宫演出他在外省编写的《多情的医生》，非常成功，因此，路易十四要“光耀剧团”留在巴黎。
《可笑的女才子》（1659年）是他回巴黎后编写的第一部剧本，嘲笑法国封建社会生活和贵族沙龙的所谓“典雅”的文学流派，指出这个流派歪曲自然，违背理性。这部讽刺喜剧触痛了自命风雅的贵族老爷和贵妇人，一度被禁止演出。由于路易十四的干预，禁令不久便解除了。
《丈夫学堂》（1661年）和《太太学堂》（1662年）标志莫里哀创作的一个新阶段。他从情节喜剧转向风俗喜剧。他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讨论了爱情、婚姻、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太太学堂》的艺术成就比《丈夫学堂》高。《太太学堂》的主人公阿尔诺耳弗年老、富有，相信金钱万能，可以购买一切。他想有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便用钱买来年轻的阿涅丝。他给她灌输贤妻良母的道德观念和摩西十诫的宗教思想，想把她培养成为奴隶式的妻子。但阿涅丝爱上青年奥拉斯，冲破阿尔诺耳弗的严密提防，和奥拉斯结了婚。
《太太学堂》演出后，沙龙人物攻击莫里哀，说他的剧本轻佻、下流、淫秽、亵渎宗教。莫里哀一连演出两部反批评的、充满战斗性的喜剧：《太太学堂的批评》（1663年）和《凡尔赛宫即兴》（1663年）。他明确表示他的喜剧主要是为广大观众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坐在舞台上面指手画脚的贵族看客服务的。
他反对把文学体裁分成等级，说喜剧不比悲剧低，写喜剧要比写悲剧困难。他不赞成用清规戒律束缚诗人、作家的才能。剧本写得好坏不在于是否服从这些规律，要看是否合乎常识和理性，是否能感动观众、教育观众。
1664至1669年是莫里哀创作的全盛时期。他的艺术走上了另一个新阶段，把风俗喜剧和性格喜剧结合起来。他一连写了几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有的揭穿宗教欺骗和伪善行为，有的讽刺贵族荒淫无耻和庸俗无聊，有的鞭挞资产阶级，揭露他们的吝啬和虚荣的本质。
《伪君子》（1664～1669）在欧洲喜剧里有很高的地位，是莫里哀的最高成就。它的讽刺矛头直接指向君主专制政体的主要支柱：教会。答丢夫是个手段灵活的宗教骗子，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外衣，进入了奥尔恭的家。奥尔恭和他的母亲柏奈尔夫人受了他的蛊惑，把他看成圣人，颂扬他，供养他。
答丢夫则尽其所能，在一些琐屑事情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了一个跳蚤，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奥尔恭对他五体投地，打算把爱女嫁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
由于答丢夫的“教导”，奥尔恭说，他可以看着他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去而无动于衷。由于答丢夫的挑拨，奥尔恭狠心驱逐他的儿子，剥夺他的财产继承权。
奥尔恭想不到他所敬爱的“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原来是一个卑鄙肮脏的人。答丢夫竟然想勾引奥尔恭的妻子欧米尔，他对欧米尔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他的罪行被揭穿后，他不但企图霸占奥尔恭的全部财产，还打算利用奥尔恭出于信任而交给他的政治秘密文件来陷害他。他厚颜无耻地说，他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他用上帝和国王来遮盖他的邪恶的心灵。
17世纪60年代，法国专制政体越来越反动，宗教伪善几乎遍及整个上层社会，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其他高级僧侣，以及皇太后为首的许多皇亲国戚和达官大臣。
早在20年代，法国就有一种反动的天主教组织，叫作“圣体会”，又名“信士帮”。这一伙人仇视他们心目中的异教徒、无神论者、自由思想者，以及一切反对教会和君主政体的人们。他们披着慈善事业的外衣，干警察特务工作，暗中监视居民，陷害倾向信仰自由的人，答丢夫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伪君子》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概括性很强，直到现在，“答丢夫”这个名字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已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在答丢夫形象的塑造上，莫里哀运用了卓越的艺术手法。答丢夫在第3幕第2场才第一次出场，但在前两幕通过奥尔恭、柏奈尔夫人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矛盾，观众对答丢夫的性格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都知道他是一个伪善者。他出场时所说的几句假虔诚的话，只能引起人们对他的鄙视和耻笑。第4幕结束时，眼看这个剧本要以悲剧告终。第5幕忽然急转直下，国王明察，救了奥尔恭一家。这收场似乎是不合情理的，但不是不能解释的。它体现了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需要依附王权、乐于歌颂国王的政治倾向。
《伪君子》第一次在凡尔赛宫上演时只有3幕，它的尖锐讽刺触犯了圣体会和支持圣体会的那些贵族。他们在路易十四面前攻击莫里哀，说他反对宗教。《伪君子》被禁止演出。莫里哀3次修改他的剧本，把3幕剧改为5幕剧，使穿黑袈裟的答丢夫改穿世俗服装，但讽刺宗教伪善的主题并未改动。他先后两次向路易十四上陈情表，甚至以不再写喜剧来要挟路易十四，但禁令仍未解除。1669年，《伪君子》第一次公开演出，获得很大成功，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观众欢迎的剧本。
《唐·璜》（1665年）是莫里哀的第二部巨型讽刺喜剧，写一个在17世纪法国非常流行的西班牙故事。唐·璜这个“恶棍大贵人”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封建社会产生的最典型、最无耻而又伪善的掠夺者。另一方面，他漂亮、聪明、勇敢、文雅。他的形象表现了17世纪法国封建贵族在生活和道德上的腐败。《唐·璜》演了15场便被禁了。
《恨世者》（1666年）中的主人公阿尔赛斯特的性格相当复杂。他基本上是个正直的人。他揭发贵族们自私自利、庸俗无聊、吹牛拍马、争权夺利，自己却爱上一个好诽谤别人的淫荡女人。这矛盾把他造成一个滑稽可笑而带有悲剧性的喜剧人物。《恨世者》是莫里哀精心雕琢的喜剧，波瓦洛给它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莫里哀最优秀的作品，但演出并不成功。
《屈打成医》（1666年）说明莫里哀的喜剧和法国民族文学传统的密切关系。他采用中古韵文故事《农民医生》的情节，把主人公斯卡纳赖尔刻划为民间英雄。斯卡纳赖尔机智、勇敢、活泼，充满生命力。他扮演的是骗子角色，但莫里哀要揭发的不是斯卡纳赖尔，而是那些不学无术、欺骗讹诈的医生。斯卡纳赖尔是作者用来进行批评的武器，不是批评的对象。
《吝啬鬼》（1668年）也是莫里哀的优秀喜剧之一，讽刺资产阶级贪财如命的本质。阿尔巴贡是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者。他在儿女面前装穷，嫌他的儿子在穿着打扮上花钱，教他拿赌博赢来的钱去放高利贷。关于女儿的婚姻，他考虑的是对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贷，想不到借债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想续弦，却成了儿子的情敌。这些偶合场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见的，但莫里哀运用起来却大大加深了喜剧气氛，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埋在花园里的1万金币被偷后，他痛哭流涕，几乎想自杀。他闹翻了天，把家里所有的人都看成贼，要求开动国家的一切统治机器，替他找回他的“命根子”。莫里哀很出色地用喜剧夸张的手法，把阿尔巴贡的吝啬性格烘托出来。
《乔治·唐丹》（1668年）也是一部讽刺资产阶级的喜剧，揭露他们向上爬的虚荣心理。乔治·唐丹是个暴发户，企图以依附贵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用自己的钱挽救贵族丈人的破产，他的妻子对他却不忠实。莫里哀谴责了贵族的无耻，描写了乔治·唐丹的不幸遭遇，同时也指出，应该对这不幸负责的是乔治·唐丹本人。
1669年后，莫里哀还写了一些优秀喜剧：《贵人迷》（1670年）、《司卡班的诡计》（1671年）、《女博士》（1672年）、《没病找病》（1673年）等。
《司卡班的诡计》是一部有民主倾向的喜剧。它采用罗马喜剧家泰伦斯的《福尔米奥》的情节和意大利即兴喜剧的结构形式，中心人物司卡班却是十足的法兰西民间人物。他不仅象《伪君子》中的陶丽娜和《吝啬鬼》中的阿箭那样替小主人出谋献策，战胜顽固落后的家长，而且有本领使他的老主人在被他捉弄时还把他当作自己的忠心仆人。他狡猾、聪明、灵活、快乐。
波瓦洛热烈赞赏莫里哀的艺术才能，但不欣赏《司卡班的诡计》。他谴责莫里哀“抛弃趣味和风雅”，说他不应该把“司卡班装人的口袋”搬上舞台。实际上，莫里哀用民间戏剧的优良传统丰富了他的喜剧创作，这正是他的优点。
莫里哀虽然有时在题材上走出古典主义的框子，但他的喜剧具有古典主义的优点，结构形式谨严，戏剧冲突鲜明。他没有受到三一律的束缚，反而以高度的技巧掌握了这个规则。他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显示出卓越的艺术才能。他的人物特点是集中、夸张，概括性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主导性格。莫里哀把伪善者的一切特征都集中在答丢夫身上，使他几乎成为伪善的化身。同样，他把阿尔巴贡的吝啬也刻画成强烈的情欲，并且用夸张手法突出他的性格。
莫里哀的人物的语言和他们的性格、身份完全一致。他的喜剧有的用诗体，有的用散文。诗剧大都采用亚历山大体，有时也用自由体。他的散文流畅自然，很接近口语。他的喜剧吸取了人民的语言，有不少句子已成为谚语。
拉封丹
拉封丹（1621～1695），法国诗人，欧洲著名的寓言作家之一。1621年7月8日出生在法国香槟省一个森林管理员家庭，幼年在农村度过，热爱大自然，熟悉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
1645年赴巴黎学习法律，结业后返回故乡，潜心阅读和写作。1684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之后，依附财政大臣富凯上流社会。
他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寓言诗》12卷，1668～1694年之间陆续出版，共有故事240多个。其中大多取材于伊索寓言、古希腊罗马和印度寓言家的作品及民间故事，加工改写后进行再创作，大多采用自由诗体，语言流畅自然，思想内容更为深刻。
其中不少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如《狼和羔羊》通过一只小羊饮水时被狼强行吞噬，说明强者总是最“有理”的；《农夫和蛇》说明对恶人不能讲仁慈，否则反被其害；其他还有《患瘟疫的野兽》、《死神和樵夫》、《兔子和乌龟》等。
拉辛
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悲剧诗人。1639年12月21日出生在法国北部拉费泰米隆一个小官吏家庭，幼年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大。
1658年在巴黎学习期间结识了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之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由于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他受到贵族保守势力的仇视，曾被迫停笔10年。
他的代表作有5幕诗剧《安德洛玛克》、《费得尔》、《爱丝苔尔》等，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古希腊故事，描写王公贵妇丧失理性，感情放纵，结局悲惨。
《安德洛玛克》写特洛伊城主将赫克托尔的妻子安德洛玛克战争后成了爱庇尔国王皮鲁斯的奴隶。国王却爱上了她而不愿娶自己的未婚妻爱尔米奥娜，并以她儿子的性命相要挟。因嫉生恨的爱尔米奥娜唆使有意于她的希腊特使奥莱斯特去刺杀国王。婚礼上，安德洛玛克自杀，国王被奥莱斯特杀死，爱尔米奥娜也自杀而死。
剧本谴责了这些受情欲支配的贵族男女。在艺术方面，他文笔细腻，富于抒情意味，擅长分析人物心理，尤其是贵族妇女心理活动的刻画，十分出色。此外还有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悲剧《以斯贴记》和《亚他利雅记》。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1689～1755），原名沙尔·德·塞孔德，法国思想家。1689年1月18日出生在波多尔附近的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对法学、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是法国启蒙主义的先驱之一。
晚年致力于研究政治革新问题，著有《论法的精神》等。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1721年以化名发表的书信体讽刺小说《波斯人信札》，作者假托两个波斯贵族到法国游历的故事，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恶，用讽刺的笔调勾画出法国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如荒淫无耻的教士、夸夸其谈的沙龙绅士、傲慢无知的名门权贵、在政治舞台上穿针引线的荡妇等。
这部小说实际是通过文学形象以表达政论，不但思想进步，而且风格清新明快，可以说是法国启蒙文学第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和最早的一部哲理小说，它为新型哲理小说开辟了道路，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伏尔泰
伏尔泰（1694～1778），本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他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首倡者和领袖。“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确实反映了他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伏尔泰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曾在耶稣会主办的贵族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法官，伏尔泰却立志做一名诗人。他的讽刺诗流传很广。由于在短诗中嘲笑了法国统治者，曾两次遭流放，后来被囚禁在巴士底狱。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狱中，他开始写史诗《亨利亚特》和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1718年，他的《俄狄浦斯王》在巴黎初次上演，获得成功，顿时名声显赫，从此跻入文坛。
伏尔泰初露锋芒，就面临着封建专制社会的挑战。他虽被誉为法国最优秀诗人，却因得罪了一个小贵族而被其仆人当众杖责。伏尔泰遭此侮辱，政府不但不给予保护，反而把他第二次投入巴士底狱。1726～1729年避居英国。在伦敦，他以新奇的眼光观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研究了英国的唯物主义和新兴文学，熟悉了英国科学思想的成就，欣赏并推崇莎士比亚的戏剧。
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和科学家牛顿的成就给予他特别强烈的印象，对他的世界观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1734年发表的《哲学书简》（又名《英国书简》）集中表现了伏尔泰对英国的印象。在这部著作中，他宣扬英国革命取得的成就，批评法国封建制度，宣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此书一出版，即被法国反动政府判为禁书，并当众焚毁。伏尔泰为了避祸，住进他的女友德·爱特莱侯爵夫人家中。
他在那里隐居并埋头创作15年（1734～1749年）。悲剧《恺撒之死》（1732年）、《穆罕默德》（1741年）、讽刺长诗《奥尔良的少女》、哲理小说《查第格或命运》（1747年）、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1732年）以及科学论著《牛顿哲学原理》（1738年）等都在这期间写成。1749年，爱特莱侯爵夫人去世，伏尔泰紧张的创作生活才告结束。
1750年又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多次邀请，访问柏林。他来到一个比法国更黑暗、更残酷的专制政体的国家，却幻想借助“开明君主”之力，进行某些社会变革，实现启蒙主义理想。然而腓特烈二世只把这位在欧洲享有盛誉的伏尔泰当作宫廷的点缀。伏尔泰丝毫不能改变德国的暴政，终于和腓特烈国王决裂，于1753年离开柏林。在离开普鲁士之际，他不仅遭到侮辱性的搜查，还被拘禁一个多月，这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暴政的认识。
归国后，为了取得更多的独立与自由，1760年起他在法国与瑞士的边境费尔奈庄园定居下来，在此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二十余年。在这期间，他写出了大量的文学、哲学和政论著作。哲学中篇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年）、《天真汉》（1767年），哲学诗《自然规律》（1756年），《哲学辞典》（1764年），还有悲剧《中国的孤儿》（1755年）等都是在这期间发表的。他在紧张创作之余，每日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进步哲学家、艺术家以及演员的来访，与欧洲的各方人士保持通讯联系。伏尔泰的1万多封信中，有8000余封是这时期写的。伏尔泰写了许多文章与小册子，抨击教会和专制统治，它们以化名和匿名的方式在欧洲各地流传，推动了进步的思想运动。他还在家庭剧院上演自己的剧本。费尔奈庄园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
伏尔泰的社会活动极为广泛，他经常为无辜受害的人士奔走。突出的是发生在1762年的闻名欧洲的喀拉事件。新教徒喀拉老汉被诬告为杀子凶手（他儿子改信天主教），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所判他车裂极刑。被激怒了的伏尔泰为维护人的尊严，为争取信仰自由，亲自调查事件真相，执笔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惨无人道和专制政体的草菅人命，这激起了全欧公众舆论的愤怒，迫使教会不得不宣布喀拉无罪，并恢复其家属的自由。喀拉事件后，伏尔泰被誉为被压迫者的保护人，声望日高。
路易十五死后，1778年2月，84岁高龄的伏尔泰重返阔别28年的巴黎，人民群众夹道欢迎，给了这位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以极大的荣誉。由于强烈兴奋和疲劳，伏尔泰于是年5月30日逝世。临终，神甫要他承认基督的神圣，他愤然拒绝。反动教会不准人们把他葬在首都。大革命时期，根据立宪会议的决定，伏尔泰的骨灰运回巴黎，在法国伟人公墓隆重安葬。
伏尔泰是最早摒弃唯心主义哲学并接受唯物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但又不能解释产生感觉和思维的自然原因，所以他认为感觉和思维的能力是万能的神加于物质的。由此产生了伏尔泰的宗教观——自然神论，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在政治上，他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偏见的最激烈的批判者，但是，在他力图改变封建秩序时，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认为开明君主会遵循理性的规律改造社会。反教权主义是伏尔泰世界观的最鲜明的特征，他认为宗教组织和宗教迷信是人类理性的大敌，但他却不能上升到无神论，只停留在自然神论的立场。
他还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他说“即使上帝是没有的，也必须捏造一个。”伏尔泰代表了法国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在启蒙思想家中，他的思想和立场较为保守。
伏尔泰一生热爱戏剧，主要从事戏剧创作，剧本有50多部。他希望继高乃依和拉辛之后，在戏剧领域里获得永恒的荣誉，成为不朽的悲剧诗人。他一生写剧、演剧，还在自己的邸宅建立家庭剧院。
伏尔泰把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当作不可企及的典范，认为18世纪只能因袭17世纪古典主义的道路。伏尔泰遵奉“三一律”，但又反对把古典主义的文学规则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他又不拘泥于古典主义，在许多方面有所突破。
伏尔泰一度为莎士比亚所吸引，曾给以高度的评价。但他并不赞成莎士比亚剧作中那种崇高与卑贱、悲剧与喜剧互相融合的写法。在创作中，他虽然排斥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但仍能看到莎士比亚的影响。他的悲剧杰作《扎伊尔》明显地受了《奥塞罗》的影响；悲剧《塞密拉密斯》中的亡魂，使人联想到《哈姆雷特》。他的戏剧情节的发生地已经超越了古典主义所限定的地中海沿岸，英雄人物来自世界各地。这些也说明他已超出了古典主义的束缚。在演出上，他用了各种齐备的道具，很象现在的舞台。此外，他还废除了舞台上的近百人的观众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舞台作为启蒙思想的讲坛，宣传宗教宽容、政治独立，抨击宗教的狂热和野蛮的专制暴政。
《布鲁图斯》（1730年）取材于古罗马故事，反映共和主义与君权政治的斗争。布鲁图斯是一个忠于共和理想的英雄人物，为了反暴政、争自由，他甘愿为人民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亲手处死了叛国的儿子。此剧以崇高的爱国精神教育群众。剧中人物具有高乃依悲剧英雄的特点。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随着“共和万岁”的口号声，巴黎的剧院完整地上演伏尔泰的戏剧而无须改动内容。在革命年代，他的悲剧鼓动了那些攻打巴士底狱的群众。
《扎伊尔》（1732年）是追随拉辛而写的一部具有启蒙内容的爱情悲剧。信仰伊斯兰教的苏丹——奥洛斯曼爱上了阶下囚——美丽的女基督徒扎伊尔。严酷的宗教狂热和惨无人道的宗教偏见，摧残了这一对真诚相爱的青年。通过流血悲剧，作者对宗教偏见提出了强烈的控诉，主张不同信仰之间，应互相宽容。
轰动一时的伏尔泰的戏剧，到19世纪上半叶，已逐渐为人们淡忘了；他的哲理小说，却以独创的讽刺幽默风格成为18世纪启蒙文学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代表作。
哲理小说是伏尔泰开创的一种新体裁，他写过26部，这是他在文学上最重要的贡献。他的哲理小说继承了拉伯雷的讽刺幽默传统，又吸取了英国斯威夫特的手法，将辛辣的讽刺、轻松的诙谐与嬉笑怒骂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伏尔泰哲理小说的独特风格。赫尔岑说：“伏尔泰的笑比卢梭的哭所毁坏的东西还要多。”但他在探索变革社会的出路时，往往表现出保守性和妥协性。伏尔泰哲理小说的代表作有《查第格或命运》（1747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年）和《天真汉》（1767年）。
《查第格或命运》的主人公是古波斯巴比伦的一个聪明而又品性优良的青年。他出于善良的动机做了许多好事，但总是遭到人们的暗算，大祸不断临头。他在这充满邪恶的社会里，看到的是政治黑暗，人情险恶，法院贪婪腐败，教会人士伪善，专制君主暴虐无道，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查第格依靠个人才智，化险为夷，平定了国家的动乱，被人民拥戴为国王。他以哲学家方式治理国家，“从此天下太平，说不尽的繁荣富庶，盛极一时。”查第格的不幸命运象征人类经历过的种种苦难，作者借此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通过查第格的开明政绩，颂扬开明的君主制，这反映伏尔泰对开明君主仍抱幻想。
卢梭曾在致伏尔泰的信中，批评伏尔泰对灾难的可怖的描绘，只会使同胞绝望。他主张“回归自然”，伏尔泰不赞同卢梭关于“自然人”与文明对立的观点，写了《天真汉》作为对卢梭的回答。
《天真汉》的主人公是一个法国血统，在加拿大的未开化的印第安部落中长大的青年。他具有未开化的“自然人”的许多特点，蒙昧幼稚、天真淳朴，表里如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初入欧洲，与“文明”社会发生尖锐冲突，竟为黑暗邪恶的“文明”社会所不容。天真汉这个没有受过“文明”教育，只按“自然”本来面目思考和行动的人，对现实的认识仍停留在蒙昧阶段，他处处比“文明”人善良、纯洁，但处处碰壁，又被无端地投入监狱。
伏尔泰通过天真汉这一艺术形象，与卢梭展开论战，他认为，“自然人”应该文明化。他先让天真汉皈依宗教，接受洗礼，又让他在狱中学习具有启蒙理性特点的各种知识。“文明”社会终于同化了天真汉，使他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伏尔泰通过天真汉的形象纠正了卢梭对文明的粗暴的否定。天真汉也认为，他“从野兽变做了人”。这部小说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
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教会借此散布邪说，以镇压人民。这激怒了伏尔泰，他公开与莱布尼兹等人的乐观主义哲学决裂，《老实人》不同于《查第格或命运》，伪托古代异国，影射现实；它直接描述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把盲目乐观主义哲学思想作为揭露和嘲笑的对象。
《老实人》中妄自尊大的“哲学家”邦葛罗斯常说：在这“最完美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尽善尽美”，“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必为最美满的归宿”。这种说教来源于德国17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公式：“在这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走向美好。”这是麻痹人民、为封建专制统治作辩护的哲学。
邦葛罗斯的一生，灾难重重，对他的“哲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嘲讽。他先染上梅毒，接着又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后又被卖为奴，这个冥顽不化的“哲学家”虽然也“承认自己一生苦不堪言”，但他死不改口，坚持到底。
深受邦葛罗斯教育的主人公老实人是德国男爵的养子，曾经天真地相信过邦葛罗斯的说教，但残酷的现实却粉碎了他关于“世界是十全十美的”乐观幻想。
由于他与男爵的女儿、贵族小姐居内贡相爱，就被偏见极深的男爵逐出家门。从此流浪到欧洲各地，处处看到的是封建专制的腐败统治和天主教会的罪恶。他历尽了苦难。到里斯本时，遇到大地震。为防止全城毁灭，教会与大学博士相勾结，认为只有“在庄严的仪式中用火活活烧死几个人，才是阻止地震的万试万灵的秘方。”为此，教会抓了5个人。其中一人的罪名是娶了自己的教母；另外两个葡萄牙人是“吃鸡的时候把同煮的火腿扔掉”。在场的邦葛罗斯和老实人似乎赞同他们的吃法，于是，他俩也被一块儿送上宗教火刑场。结果三人被烧死，邦葛罗斯和老实人却奇迹般地脱了险。
他的情人居内贡小姐也很不幸，在战乱中全家被杀，她沦为一个相貌奇丑的洗衣妇。社会的愚昧和暴虐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伏尔泰曾说，那些议论世界和谐的乐观主义哲学家，就象玩弄自己镣铐的流刑犯。然而事实上，世界却更象屠宰场。老实人吃过种种苦头之后，终于认识到，邦葛罗斯的乐观主义“就是吃苦的时候一口咬定百事顺利”，他终于抛弃了它。老实人觉得世界也不象悲观主义者玛丁描写的那么悲观。
令人满意的世界究竟在哪里？他曾到过黄金国，这一与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王国，是伏尔泰作为启蒙思想家所设计的理性王国的美丽蓝图。
在这个黄金国里，上有贤明的国君，下有幸福的人民，在这里，人人过着自由平等、愉快而又富足的生活。这里的人既不认识黄金的价值，也不受黄金的奴役。国内遍地都是黄金、碧玉和宝石。这里没有剥削、奴役和压迫，更无法院和牢狱。这里没有繁琐的宗教仪式，居民只知从早到晚感谢上帝。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科学文化极为发达，处处都是雄伟的建筑，家家传出悠扬悦耳的音乐，科学馆更是富丽堂皇。
在这普遍幸福、科学发达的理想王国里，有皇帝却不需要法院与监狱；有上帝却废除了宗教仪式；有资本主义的科学与文化，却不受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支配与奴役。这幅图景是自相矛盾的，这只能是一幅幻想图。
怎样消除现实中的苦难？老实人继续探索，终于遇到一位土耳其修士。他的一家过着丰衣足食的“世外桃源”式的田园生活。老实人从他那里找到答案：“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不幸：烦恼、纵欲和饥寒。”老实人得到一个宝贵的启示：“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是全书的带有哲理性的结论，这句名言，构成了伏尔泰全部哲理的真谛。它比开明君主制的幻想前进了一步，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
伏尔泰把他所有的小说都纳入他的哲学体系，以宣传启蒙思想为目的。每部小说都象寓言一样，有着深刻的哲理意义。作者并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他善于通过讽刺性的人物形象和荒诞离奇而带有寓意的情节，揭露和讽刺现实，表现某种深刻哲理。他还善于选用黑暗现实中的典型事例，加以夸大，甚至达到荒诞的程度，让它暴露出丑恶的本质，然后淋漓尽致地加以嘲笑，让人们在笑声中否定它。
在语言上，伏尔泰善于运用俏皮的警句、机敏的辞令、深刻的讽喻和轻松的嬉笑，达到嘲笑和讽刺的目的。伏尔泰的笑是无情的笑，挖苦的笑，毁灭性的笑。它是启蒙运动中刺向敌人的最有力的破坏性的武器之一。
卢梭
卢梭（1712～1778），原名让·雅克·卢梭，是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法国启蒙运动中最富民主倾向的代表。
1712年6月28日，卢梭生于日内瓦共和国一个钟表匠的家庭，祖籍法国。他是受法国天主教迫害而逃到瑞士的新教徒的原裔。卢梭诞生后数日，母亲去世。
他从六岁开始就和父亲一起醉心于读希腊罗马名人传等著作，充满自由、柔情的家庭气氛，培养了他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和不受辱、不屈服的高傲性格。
从14岁开始，他被迫外出流浪，开始学徒生活。他受尽主人的凌辱，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极大的痛苦。看到动物之间强者欺凌弱小的时候，也联想到自己，愤怒得用石头去追打它们之中的“暴君”。
因不堪忍受折磨与侮辱，16岁时，他逃离日内瓦，从此开始了衣食无着的流浪生活。他曾像乞丐一样被送进宗教收容所，被迫放弃了喀尔文教，改奉天主教，这是他终生的悔恨。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他为德·瓦朗斯夫人收留。又几次出走，在流浪中，当过店员、杂役，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观察了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的现象，形成了他对社会不平等的极大愤恨。因不愿当奴仆，又回到德·瓦朗斯夫人处。
1732年后，生活比较稳定，他自学哲学、历史、地理、天文、物理、化学和音乐，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增强了文化教养。他喜读伏尔泰的《哲学书简》，他说：“它引起了我对学术的极大兴趣。从那时候起，这种新萌发的热情在我心中燃起的火焰就没有熄灭过。”
1741年，29岁时，他带着一种新的音乐记谱法（即现在通用的简谱）前往巴黎，未引起法兰西学院的重视，他只得以抄写乐谱、教授音乐或给贵夫人当秘书为生。这时他认识了狄德罗、达朗贝等年轻的启蒙思想家，并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写音乐条目。
1749年，卢梭看到了第戎学院发表的征文启事（征文题目是《科学艺术发展是否有助于改善风俗？》），他在狄德罗的鼓励下，写了他的第一篇应征论文《论科学与艺术》。文章中选，获得极大成功，立刻传遍法国。从此，卢梭作为著作家而跻身于法兰西思想界。这篇文章指出人类道德的败坏是由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他认为“人生来是善良和幸福的，是文明腐蚀了他，毁坏了他最初的幸福。”他厌恶近代文明，向往他幻想中的接近原始的人类的“自然状态”。他把当代的文明（即封建文化）比喻为“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上的花环，它只能压抑着与生俱来的自由感情，喜欢奴隶状态。”
他还提出“愈是向科学艺术的发展方向前进，我们的灵魂愈是腐败”，“随着科学艺术之光在地平线上出现，美德即将视而不见。”他断然地否定了科学与艺术。卢梭所作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提法是针对贵族阶级的腐朽文化、压迫者的文化而发，是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坚决否定。
此后卢梭写了一系列著作，一再用人类生活的质朴自然状态与被近代文明败坏了的现代人相对照，强调了人类文明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灾难的观点。
1755年，第戎学院再次征文，题目是《什么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人类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则所允许》。卢梭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应征，此篇虽未获奖，但引起的反响比第一篇更为强烈。他以辩证的方法论述了人类不平等起源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制的出现。他说：“第一个用围墙围起一块土地的人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颇为简单的人相信那是他的，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他还认为：“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他把原始社会作为人类的黄金时代而加以歌颂，对比了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别，认为人类由平等到不平等是人为的，“罪恶来自人的自身”，并描写了这种人为的堕落过程。他对封建专制暴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还提出以暴力推翻暴力的主张。
这两篇文章表现了卢梭惊世骇俗的叛逆思想，因而震惊了欧洲，奠定了他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卢梭的声望日高，但他鄙弃与贵族为伍，始终保持独立人格。宫廷演出他的歌舞剧《乡村卜师》，国王决定亲自赐给他年金，卢梭拒不接受，宁肯以抄写乐谱糊口。他厌恶巴黎的繁华和贵族的吹捧，渴望“返回自然”。从1756年起，他隐居在巴黎近郊的蒙莫朗西森林附近直到1762年。他在1762年给马尔舍勃的信中说：“那种不羁的自由精神，那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之降服的，和它相比，功名富贵和名誉，对于我都不过是浮云而已。”这期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发表了《致达朗贝论戏剧书》（1758年）、《新爱洛伊丝》（1761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和《爱弥儿年》（1762年）。
卢梭的政治名著《社会契约论》用社会契约学说解决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作者强调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不容剥夺。主张国家应以人间的社会契约为支柱，实行民主共和国形式的直接的人民政权，行政权属于全体人民大会。法律也是由人们订立契约而成立的，人民是拥有全部立法权的最高君主。只有由人民的契约约束而组成的政府，才可能实行人民的意志。君主专制政体下的人民没有自由，“人权”遭到蹂躏。为了获得自由，人民有权进行革命，以便恢复天赋人权。这一学说对18世纪和19世纪初政治生活的发展起过巨大影响，成了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的强大思想武器。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1762年《爱弥儿》问世，这是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在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全书5篇，前4篇叙述贵族的孤儿——爱弥儿从诞生到成年的成长经过和“我”对他所进行的教育。第五篇，叙述对爱弥儿的未婚妻苏菲亚的教育。最后，爱弥儿到欧洲旅行，接受政治教育，然后与苏菲亚结婚。
开卷第一句：“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表现了卢梭的重要观点。他认为：腐朽的社会文明把人弄得堕落了，他把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教育看作是损害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源。在教育上他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用自然社会对抗封建社会。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远离文明社会，接近自然状态的劳动人民及其儿女都不需要受教育，他们已经在生活本身中受到了教育；而富人不但不劳动，反而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他们的阶级偏见已经远远背离了自然状态，所以应当重新教育封建主、贵族和懒汉，应当正确地教育他们的儿童，只有这样才能根治社会的弊病。因此，卢梭有意识地把出身显贵的爱弥儿当作教育对象和作品中的主人公，提出了一个教育改造贵族的设想。
他主张对爱弥儿进行“顺乎自然”的自由教育，给他安排了一个脱离当时社会影响的、适合他身心健康发展的自然环境，让他从童年起在大自然中光头赤脚，自由地奔跳，接触农民，接触实践，使他通过自身的经验，获得对生活的认识。卢梭不反对宗教信仰，但他要爱弥儿信仰的不是天主教，而是自然神教。这样爱弥儿“就会得到自然的帮助。”
经过这样的教育，爱弥儿被培养成为一个具有健康体魄、热爱劳动，掌握了各种劳动手段，保持“自然习惯”，并能进行独立思考的自由人。这种人不受权贵的奴役，自由自在地享受大自然赋予的权利。这样一个自食其力的平民劳动者，就是卢梭理想中的新人。
卢梭的教育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教育和宗教偏见是强有力的批判，对于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具有鼓舞作用。他按着儿童年龄特点分段进行教育的提法，在教育史上也是重大的进步。但他的教育、改造贵族的计划只是一个天真的幻想。至于他对妇女的教育，仍未摆脱封建偏见。
《爱弥儿》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没有结构严密的情节，作者只注意教育问题的论辩，它是半论文体的哲理小说。
《爱弥儿》的问世，引起封建王朝和僧侣们的惊恐不安。大理院下令在巴黎的一个广场上焚烧此书，还威胁要烧死作者。教会也决定把作者革除教门，卢梭被迫逃亡国外。但是，仍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他到日内瓦，当局下令烧他的书；他到普鲁士的属地莫捷，教会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逃到圣皮埃尔，当局又命令他立刻离开。
1764年12月，出现一本题为《公民们的感情》的小册子，对卢梭进行了激烈的诽谤；更令他痛心的是这一攻击来自启蒙者阵营。卢梭腹背受敌，处境极为孤立。在流亡的8年里，他眼看自己有被诬为千古罪人的危险，迫切地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尝试着做一件绝无先例，而后世将永远效仿的事，即坦率地解剖自己，不管美与丑、善与恶，全部如实地写出来。这就是他的自传性作品《忏悔录》的写作动机。
卢梭从1765年开始写作此书，大部分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写成，最末一章是1770年12月下旬在他回巴黎之后完成。此时卢梭已58岁。
《忏悔录》（1781～1788年）分为两部，共12章。全书的主题是通过卢梭坎坷的一生控诉封建专制社会对人的迫害和腐蚀。卢梭真诚地、坦率地，甚至是赤裸裸地把自己的灵魂合盘端给了读者，其坦率的程度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在这部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奇书”的自传里，卢梭是把自己作为人的标本（具有资产阶级个性的人）来剖析的。
他认为自己与那些迫害他的人相比，是纯洁的。他说：“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更好！’”这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人对封建专制社会的大胆挑战，也是为维护“人权”尊严的一部宣言书。
当作者在贵族沙龙中宣读《忏悔录》时，大家极其冷漠，闭口不言。他的预想破产了，从此，周围常有充满恶意的人看守着他。
卢梭在晚年于贫困、孤独中写了自传的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1778年7月2日他于悲愤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卢梭作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曾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主派、激进派把他奉为精神导师。在他死后十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头一年，政治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之一马拉在巴黎街头朗读《社会契约论》的片断，促使法国人民奋起。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以第三等级的代表当选后，写了对卢梭的赞词。他发誓追寻卢梭的崇高足迹，即使以过早死亡为代价，也要把卢梭的思想继承下去。革命后，卢梭的思想在市民中广泛地传播着。法国大革命后，他的遗体移葬于巴黎的伟人公墓。
狄德罗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和作家。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作坊主家庭，幼年受教会教育，后到巴黎上中学。曾因发表无神论著作而入狱，出狱后主持编纂了《百科全书》。
他在哲学、美学、戏剧理论和小说方面都有所建树。他在《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研究》、《绘画论》等著作中提出了真善美统一的理论，主张把美建立在真与善的基础上。在艺术表现上提出“要真实”、“要自然”的要求。
狄德罗的文学成就主要是他的3部小说：《修女》、对话体小说《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和《拉摩的侄儿》。后者通过作者和拉摩的侄儿的对话，塑造出一个才华出众而寡廉鲜耻的人，他的自白控诉了封建制度的黑暗，揭示了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的一些心理特征，被恩格斯誉为“辩证法的杰作”。
在戏剧方面，狄德罗主张打破悲喜剧的界限，建立一种运用日常语言、表现市民家庭生活的“严肃喜剧”或“市民剧”，他的主张为欧洲近代戏剧开辟了道路。
缪塞
缪塞（1810～1857），是法国诗人、戏剧家。生于巴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父母的法国古典主义和启蒙思想熏陶，很早就出入浪漫派文社。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抒发个人灵魂深处矛盾起伏情愫的特点。
1830年，他第一部上演的剧本《威尼斯之夜》（1830年）在巴黎奥德翁剧院被观众喝倒彩。但缪塞继续写戏，只是不再为了上演，仅供阅读。因此他给他的戏剧集取名为《坐着扶手椅观戏》。第一集所收的诗剧《酒杯和嘴唇》（1832年）、《少女们梦想什么》（1832年）。
第二集的剧本是用散文写的，有《坏小子洛朗梭》（1834）、《水性杨花的玛莉亚娜》（1833年）、《安德烈·德尔·萨尔托》（1833年）、《不能拿爱情开玩笑》（1834年）等，这些剧本后来和《话不要说得太绝》（1836年）、《逢场作戏》（1837年）、《门不是敞开就是关闭》（1845年）等剧本一起收入《喜剧与格言》。
1847年，《逢场作戏》在巴黎法兰西喜剧院上演，非常受欢迎，别的剧本也陆续演出，有几个剧本至今仍列为剧院的保留剧目。
《坏小子洛朗梭》是浪漫主义戏剧最佳作品之一，取材于16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段史实。洛朗梭·德·美第奇本是一个品行端正的青年，具有共和思想，他立志要剪除玷污他的祖国的暴君——他的从兄亚历山大·德·美第奇公爵。他一面和具有共和思想的人联系，一面含羞忍辱，和亚历山大一起过着荒淫的生活，以博取亚历山大的信任。佛罗伦萨人民鄙视他，称他为“坏小子洛朗梭”。他刺杀了亚历山大，但由于混乱和具有共和思想的贵族无所作为，在群众欢呼声中，他的另一个从兄当了这个公国的统治者。
评论家赞扬缪塞体会到“在我们心里燃烧着的平民的愿望”。在这部剧作里，洛朗梭为了杀死暴君，不得不作一个卑下的弄臣，被人民唾弃，他虽然忍辱负重，但精神逐渐被邪行和怀疑腐蚀，导致了他的堕落和意志消沉。在这里，缪塞将自己内心的感触塑造出洛朗梭这个悲剧性的人物。
缪塞的大部分剧作在1833～1837年间完成。他最佳的诗篇和自传体小说《世纪儿的忏悔》（1836年）也是在这个时期写的。由于他的剧本不是为了上演，不必考虑观众、剧场经理和演员的反应，他可以在剧本结构上自由处理，在思想感情上任由他的想象和幻想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