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夏天，我参加了在肖托夸美国聋人说话教育促进会举行的会议。在那里，他们安排我到纽约市的赖特—赫马森聋人学校去学习。我于1894年10月在沙利文小姐的陪伴下去到了那儿。选择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专为在培养说话和训练唇读方面取得最大的优势。除去在这些方面的课程之外，我在这个学校两年的时间里还学习了算术、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
我的德语老师雷米小姐会使用手语字母，在我掌握了少量的词汇以后，我们一有机会就用德语交流，几个月的功夫她说的一切我几乎都能懂了。第一年结束之前，我怀着最大的喜悦读了《威廉·退尔》。确实，我感到自己在德语上的进步比任何其他科目都要大。我觉得法语要困难得多。我的法语老师是法国人奥利维耶夫人，她不懂手语字母，不得不用口头方式进行教学。我对她进行唇读很困难，因此学法语比学德语进步慢得多。不过我还是设法又读了一遍《不情愿的医生》。这本书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像《威廉·退尔》那么喜欢它。
我在唇读和说话方面的进步没有我和老师们希望和期待的那么大。我的雄心是说话和别人一样，老师们相信这是可能做到的；但是尽管我们非常认真努力地去做，仍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也许我们目标定得太高了，因此失望是不可避免的。我照样觉得算术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的体系。我在“猜测”的危险边缘徘徊，躲避宽阔的理性之谷，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了无限的麻烦。如果我没有在猜测，就是在武断地下结论。这个缺点，再加上我的沮丧，不必要也不恰当地加重了我的困难。
尽管这些失望在当时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但我仍以持久不懈的兴趣从事其他科目的学习，特别是自然地理。了解大自然的秘密真是件快乐的事：从《圣经·旧约》的生动别致的语言，了解到风是怎样从天空四处刮起，水蒸气是怎样从天涯海角升起，河流是怎样穿过岩石，山怎样从山根处倾覆，以及人类可以用什么方式制服许多比他强大的力量。在纽约的两年是快乐的两年，我怀着出自内心的愉快回顾这段岁月。
我特别记得每天我们大家一起在中央公园的散步，这是这个城市唯一和我投缘的地方。我对这个巨大的公园从来没有失去过一丝一毫的乐趣。每一次走进公园，我都喜欢别人给我形容它；因为它的一切方面都是美丽的，而它有这样多的方面，我在纽约度过的9个月中，公园每天的美都是不同的。
春天我们到各个旅游地去游览。我们乘船在哈德逊河上航行，在绿油油的河岸上漫步，这是布赖恩特喜欢歌颂的景象。我喜欢河边岩壁那淳朴荒凉的壮丽。我去过的地方有西点、塔里敦、华盛顿·欧文的旧居，在那里步行穿过了“睡谷”。
赖特—赫马森学校里的老师总是在计划怎样能够给学生以听力正常的人能够享受的一切有利条件——他们怎样能够尽量利用年纪小的学生身上的少许倾向和潜在的记忆——将他们带到束缚他们生活的狭小环境以外的天地来。
在离开纽约之前，一生中除了父亲去世之外最大的悲伤使我美好的日子变得阴暗。波士顿的约翰·斯波尔丁先生在1896年2月去世了。只有那些最了解和最爱他的人才能够明白他的友谊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个以一种美丽的、不引人注目的方式使每个人都很高兴的人，对沙利文小姐和我非常慈祥和蔼。只要我们感受到他的充满了爱心的存在，知道他对我们困难四伏的工作留意关心，我们就不会丧失信心。他的逝世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再也没有能够填补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