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同志在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磋商合作以及与列宁所派使节反复交谈中，做了大量积极的、切实有效的工作。她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孙中山先生力排众议，犯难北上，宋庆龄同志毅然随行。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宋庆龄同志向国内外介绍了中山先生的遗嘱，不久又义正词严地谴责国民党右派，并投身于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六年一月，宋庆龄同志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同志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武汉汪精卫政府公开叛变革命前夕，她又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同中山先生事业的叛徒决裂。
八月一日，宋庆龄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等二十二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南昌起义当天，成立了由周恩来等二十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同志虽然未在南昌，仍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八月，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她长途跋涉，访问了苏联。
十年内战的头两年，宋庆龄同志在苏联和法国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性反帝活动，并在一九二九年被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近年来，宋庆龄同志为我党相继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而欢欣鼓舞，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满怀激情地关怀着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贡献出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她热烈期待已经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理想并转入社会主义时代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宋庆龄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树了光辉的业绩，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尊敬和爱戴。
宋庆龄同志一九五○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领导成员，一九五二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在国际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交往，进行了艰苦卓绝和富有成果的斗争，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很早以前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宋庆龄同志逝世以前不久，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宋庆龄同志永远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永远活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
悼念宋庆龄同志，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
（引自1981年6月4日《人民日报》）
二、议论式悼词
以议论死者对社会的贡献为主，并适当地结合抒情或叙事。它常见于书面体的哀悼文章。
例：
永恒的纪念与景仰
茅盾
一九四四年最后那一天将是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反法西斯的伟大思想家、艺术家罗曼·罗兰，是在十二月三十日逝世的。
对于我们中国的知识者群，罗曼·罗兰不是一个生疏的名氏。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是今天的进步青年所爱读的书，我们的贫穷的青年以拥有这两大名著的译本而自傲，亦以能转辗借得一读为荣幸。
而且我们也不能忘记：当我们这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由敬陷渔君译为法文而在法国出版时，罗曼·罗兰读了以后曾是如何感叹而惊喜的；当《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和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兄弟们宣言》的寥寥数语中，给我们以多么大的鼓励。那时我们正处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前夜。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淤血堆中挖个窟窿透口空气的千千万万争民主求光明的青年们，看到罗曼·罗兰对我们号召：“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个民族，——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热烈、恒久、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一切光明：学问、美、人类的爱、公共的进化。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愚昧、懒惰、迷信和野蛮。我是附顺前者的。无论他们生长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争民主求光明的斗争中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有了坚强的信心了。
我们也还记得：当“五四”初期，思想界还没有个中心的时候，为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而求启示，曾因探索“新浪漫主义”的内容而在若干文化工作者群中涌起了研究罗曼·罗兰的热潮；在话剧运动的初期，罗曼·罗兰的“民众剧”的理想也曾被提出而讨论，田汉先生曾经热心地介绍过这一理论。
我们现在不但有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还有《革命戏剧》的大部分的译本（罗曼·罗兰自称其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曰《革命戏剧》），有《葛莱郎波》的译本（？）也还有兹怀格的《罗曼·罗兰传》的译本。在当代的世界文化巨人中，我们可以说，除了高尔基以及若干苏联作家而外，罗曼·罗兰是和萧伯纳、德莱塞、纪德等等同为我们热心研究的对象。而我们对于罗曼·罗兰的热心更有其特殊的理由，即因他第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是他那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发表的《精神独立宣言》，是他的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写的反战论文的结集《超于混战以上》。而也因为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顷，法西斯的毒焰在全世界高扬的时候，罗曼·罗兰是国际文化界中反法西斯与保卫世界文化的立在阵头的战士……
怎样从一个个人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从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足足走了七十年的长途，光是这一点坚韧的求真理以及自我批判的精神，已经值得我们万分景仰了。他这长途不是没有痛苦的。在他写给他夫人的信中曾有这样几句话：“我的累累的创伤，这就是生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明着前进的一步”，这就是罗曼·罗兰之所以伟大。
在某些点上说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不也正如罗曼·罗兰所自称的“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代的深处来的”，有些相仿么？五十年代的中国当然和一八七○——一九二○年地法兰西不同，但五十年代的世界不就是罗曼·罗兰所“摸索”的时期那一世界么？而时代逼迫着我们回答“我们该怎么办？；不更紧急于罗曼·罗兰的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的当时么？
让我们认真来思索这一切，这该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