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到门把手时，温斯顿看到他的日记在桌子上摊开放着，上面写的全是“打倒老大哥”，字体之大，从房间另一头还看得很清楚。这件事干得非常愚蠢。但是，即使在惊慌失措中他也意识到，他不愿在墨迹未干之前就合上本子，以至于弄脏那乳白色的纸张。
他吸了口气，然后把门打开。一股如释重负的暖流席卷了全身。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面容苍白憔悴的女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
“哦，同志，”她用一种疲倦悲伤的声音说，“我想我听到你进门的声音了。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看看我家厨房里的水池子？它好像堵住了，还——”
是帕森斯太太（党内是反对使用“太太”这个词的，随便谁，你都得叫“同志”，但是对于女人，你会不自觉地叫她们“太太”的），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她三十岁左右，但样子却要老得多。她给人一种脸上的皱纹里藏有灰尘的印象。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另一头走去。这种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使人讨厌。胜利大厦这幢老的公寓楼，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修建的，现在快要倒塌了。天花板上和墙上的灰泥不断地掉下来，每次霜冻，水管总是冻裂，一下雪，屋顶就会漏水，供暖系统如果不是为了节约而完全关闭，一般只开一半蒸汽量。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能动手，否则必须得到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而这种委员会很可能拖上一两年不来理你，哪怕是要修一扇玻璃窗。
“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含糊糊地说。
帕森斯家的公寓要比温斯顿的住所大些，是另一种形式的肮脏。什么东西都有一种被击打踩踏的样子，似乎有一头凶猛的动物刚刚造访过这里。地板上到处都是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破足球、一条翻过来的带有汗味的短裤，桌子上是一堆脏碟子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是青年团和侦察队的红旗，还有一幅巨大的老大哥的宣传画。房间里同整幢楼一样，有一股必不可少的卷心菜的味道，但还是掩盖不住一股更刺鼻的汗臭味儿，那汗味儿——一闻便知，只是难以说明白怎么会那样——来自另外一个当时不在场的人。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在用哨子和一片草纸吹着，配合着电子屏幕上正在播放着的军乐的节奏。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有点忧虑地朝门口看了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
她有一种只说半截子话的习惯。厨房水池里发绿的脏水满得几乎要溢出来，比煮卷心菜的味道还要难闻。温斯顿跪下来检查水管曲颈的接头处。他不愿用手，也不愿弯下身去，因为那样总能让他咳嗽起来。帕森斯太太帮不上忙，只在一旁看着。
“当然，要是汤姆在家的话，他一会儿就能修好的，”她说，“他喜欢干这种事。他的手十分灵巧，汤姆就是这样。”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体肥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低能的热情——是属于那种完全听话、忠心耿耿、乏味无趣的人，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甚至超过了依靠思想警察的程度。他三十五岁，前不久才很不情愿地被青年团赶了出来，在升入青年团以前，他在规定年龄已满后仍赖在侦察队多待了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什么智力，但在另一方面，在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和义务劳动的委员会里，他可是个重要人物。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安详而得意地告诉你，过去四年来，他每天晚上都要到集体活动中心去。他走到哪里，就把一股强烈的汗味儿带到哪里——甚至在他走了以后，这股汗臭还留在那里，这成了他在生活中精力充沛的佐证。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说，摸着接头处的螺帽。
“扳手，”帕森斯太太说着马上变得有气无力，“我不知道，也许孩子们——”
随着一阵脚步声和吹梳子的声音，孩子们冲进了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把扳手送来了。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忍着恶心把一团堵住水管里的头发取了出来。他在水龙头下把手洗干净，回到另外一间屋子里。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一个漂亮、长相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把一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了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拿起一块木头对着他，他们两个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戴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顶，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如此凶恶，感觉不全是在闹着玩。
“你是个叛徒！”那男孩叫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蒸发你，我要送你到盐场去！”
突然，他们两个开始围着他跳跃，嘴里嚷着“叛徒！”和“思想犯！”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学。有点恐怖的是，他们好像两只小虎崽子，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想法，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到了做这种事的年龄。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枪不是真的。
帕森斯太太的眼睛不安地在温斯顿和自己的孩子们之间扫来扫去。在起居室较亮的光线下，他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灰尘，对此他感到很有趣。
“他们闹腾得真厉害，”她说，“因为不能去看绞刑，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汤姆下班来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用他的大嗓门嚷道。
“我要看绞刑！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还在蹦来蹦去。
温斯顿想了起来，今天晚上，有几个犯了战争罪的欧亚国俘虏要在公园里被处以绞刑。这种事情每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大人带他们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几步，就有人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狠狠地揍了一下。好像根烧得通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肉里。他转过身去，刚好看见帕森斯太太在把她的儿子拖到屋里去，那个男孩正在把弹弓放进兜里去。
关门的时候，那个男孩还在叫着“戈斯坦因”，然而让温斯顿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无助而恐惧的神情。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很快地走过电子屏幕，在桌子旁边重新坐了下来，手还揉着脖子。电子屏幕上的音乐停止了。一个吐字清晰、代表军方的声音正以狂热的语气描述新浮动城堡的武器装备，该堡垒不久前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泊。
他心里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再过一两年，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以图发现任何异端思想的征兆。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通过像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系统地改造成无法管教的小野人，但又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任何对党的纪律的反抗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所有的残暴都是对外的，针对的是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等。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似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某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告密者——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不敬言论，然后向思想警察告发了他们。
弹弓造成的疼痛已经消退了。他心不在焉地拿起笔，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兰。
几年前——多少年了？大概有七年了——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间漆黑的屋子中走过。他走过的时候，一个坐在旁边的人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说这话的语气很平静，几乎是随便说的——是陈述，不是命令。他继续往前走，没有停下脚步。奇怪的是当时，在梦里，这话并未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是到了后来，这话才逐渐有了意义。他现在已经记不得他第一次见到奥布兰是在做梦之前还是做梦之后了；他也记不得他什么时候忽然辨认出那是奥布兰的声音了。但不管怎样，他的确辨认出来了，在黑暗中跟他说话的是奥布兰。
温斯顿从来无法确定——甚至在今天上午看到他的眼神一闪之后，仍然没有办法确定——奥布兰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其实这也无关紧要。他们中间有条理解的纽带，比友爱或党派之情更重要。反正他说过：“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温斯顿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一定会实现。
电子屏幕上的声音停了下来。污浊的空气中响起了一声清脆动听的小号声，然后说话声又刺耳地响起：“注意！请注意！现在插播从马拉巴尔前线收到的新闻。我军在印度南部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我受权宣布，我们报道的此次战役将大大推动战争向结束的方向发展。这是新闻插播——”温斯顿想，坏消息来了。果然，在播报完一段描述如何骇人听闻地消灭一支欧亚军队，以及在报告了大量杀、伤、俘虏的数字以后，通告就来了，从下星期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酒劲儿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子屏幕也许是为了要庆祝胜利，也许是为了要淹没关于失去的巧克力的记忆，播放了《为了你，大洋国》。照理应该立正，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别人是瞧不见他的。
《为了你，大洋国》放完以后是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背对着电子屏幕。天气仍旧寒冷晴朗。远方某处，一枚火箭弹爆炸了，回荡起沉闷的轰鸣声。目前，伦敦每星期要挨上二三十颗火箭弹。
在下面的街道上，寒风吹刮着那张撕破的宣传画，“英社”一词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化无常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底森林中流浪一样，迷失在一个怪异的世界里，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恶魔。他孤身一人。过去已经死亡，未来无法想象。他又如何能肯定某个活着的人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呢？他又如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三句口号引起了他的注意，仿佛是给他的答复一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钱币来。在这枚钱币上也有清晰的小字压铸着这三句口号，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硬币上，那双眼睛也盯着你不放。不论在钱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宣传画上、香烟盒上——到处都有。那双眼睛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洗澡还是在床上——无处可逃。除了脑袋里几个立方厘米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太阳已经偏斜，真理部的无数窗口由于没有阳光照射，看上去像一座堡垒上的射击孔一样阴森可怕。在这座巨大的金字塔形状的建筑前，他感到恐惧。它太坚固了，无法攻打。一千枚火箭弹也毁不了它。他又开始想，究竟是在为谁写日记。为未来，为过去——为一个子虚乌有的时代。而在他的面前等待着的不是死而是毁灭。日记会化为灰烬，他自己也将被蒸发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他写的东西，然后他们会把它销毁，然后从记忆中把它除掉。当你自己，甚至在一张纸上写下的一句匿名的话都不可能实际存在时，你怎么能够向未来呼吁呢？
电子屏幕里钟声响了十四下。他在十分钟内必须离开。他一定要在十四点三十分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钟声似乎让他换了种心情。他是个孤独的鬼魂，正在讲述一个谁都不会听的真理。然而只要他说出来，那种连贯性就以某种不明显的方式保持下来。不是通过让别人听到你的话，而是通过保持清醒，将人性传统延续下去。他回到桌边，蘸了一下笔，接着写道：
致未来或过去，致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并不孤独生活着的时代——致事实存在不变、发生过就不会被清除的时代：
从一个千篇一律的时代，从一个孤独的时代，从老大哥的时代，从双重思想的时代——向你致敬！
他想，他已经死了。对他来说，好像只有现在，当他开始能够把自己的思想理出头绪的时候，他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每个行动的结果都包含在行动本身里面。他写道：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现在他既然认识到自己是已死的人，那么尽量长久地活着就是一件重要的事。他右手有两个指头沾了墨水。这样的小事情很可能就会暴露你。部里某个爱打听的狂热分子（可能是个女人，像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或者小说司里的那个黑头发女孩）可能开始怀疑，他为什么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他用老式钢笔，他在写些什么——然后向有关部分暗示一下这件事。他到浴室里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的肥皂小心地洗去了墨迹，这种肥皂能像砂纸一样打磨你的皮肤，因此用在这个目的上很合适。
他把日记放进抽屉里。要想把它藏起来是没有用的，但是他至少可以确认，它的存在是否被发现了。夹一根头发太明显了。于是他用指尖夹起一粒能辨认出的白色灰尘来，放在日记本封面的一角上，如果有人动这个本子，这粒灰尘一定会掉下来的。